本文專家：張胤鳴，西安交通大學法醫學博士

MU5735空難已經過去一周多，昨日（3月28日）早上9時許，確定了最后一名乘客身份，132名遇難者的DNA比對工作完成，身份全部確認。

微博截圖

據報道，在事故發生后，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的30人專家組與廣西200余名公安刑事技術人員共同完成了132名機上人員與親屬的DNA比對工作。遇難人員的DNA比對工作是如何完成的？有多難？為何還要采集家屬的DNA？一起來了解一下。

比對是什么？

空難現場生物性檢材發現與提取的目的，首先在于搞清遺骸的分布，有助于分析空難原因；其次在于鑒別空難中人員的身份，解決遺骸的歸屬問題。

空難現場的遺骸往往支離破碎、殘缺不全，同時可能出現多人遺骸堆積混雜的情況，需要通過對遺骸的生物學標記物進行檢測并與參照樣本比對，最終確定遺骸身份。

3月28日，搜尋人員在事故現場工作。新華社記者 黃孝邦 攝

在空難現場，尤其是熱帶亞熱帶的空難現場，遺骸中的生物學標記物往往很容易受到環境影響而污染或降解，因此，Zietkiewicz等學者認為，傳統的法醫人類學及生理學特征（如牙齒、皮膚、毛發、指紋等）僅能提供參考性意見，DNA分型技術才是個體識別的金標準。

這一過程的原理與法醫學個體識別、親子鑒定一致。通過對遺骸的DNA與參照樣本的DNA進行比對，如果檢測的遺傳標記足夠多，遺骸的DNA與參照DNA一致，就可以認定遺骸與參照DNA來自同一個體；或者遺骸的DNA與參照樣本DNA存在某種親緣關系，就可以認定遺骸來自于參照DNA的某個親屬。

在諸多DNA遺傳標記中，短串聯重復（short tandem repeats，STR）序列具有高靈敏度、高鑒別能力、易于標準化分型等特點，是目前法醫物證鑒定領域的主流技術。

比對的應用場景

地震（如汶川地震、日本3·11地震等）、海嘯（如2004年印度洋海嘯）、空難、火災、恐怖襲擊（如9·11事件等）

比對有多難？

空難現場的遺骸有幾大顯著的特征：

遺骸狀況各異且不完整：巨大的暴力作用可將人體毀壞甚至成為組織碎塊而分散在各處，增加了搜尋的難度；伴有火災時遺骸可能燒焦炭化，影響后續的實驗室檢驗。

遺骸受環境影響大：熱帶地區泥土微生物、環境溫度濕度的影響，會加速生物學檢材腐敗及DNA降解，大塊遺骸可能被動物咬食或昆蟲蠶食。

檢材的潛在污染：事件發生后，當務之急是搜尋幸存者。在人員聚集的現場，不可避免引起遺骸與周圍泥土或遺骸之間的污染。

來源：央視新聞

DNA也會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時間越長，環境溫度越高，DNA降解越嚴重，需要檢測的遺傳標記就越多，比對的成功率也越低。

在實際工作中，法醫學家除了需要在空難現場收集盡可能多的遺骸樣本并妥善保存外，還需要在實驗室完成遺骸DNA分型結果與參照樣本的比對。采集的樣本包括遇難者遺骸的生物學樣本、生前樣本及用于親緣關系分析的遇難者親屬樣本。

遇難者生前樣本可以用于直接比對，主要包括：遇難者使用的私人物品，如牙刷、梳子、剃刀等等；生前遺留的生物學檢材，如血痕、組織切片、拔出或脫落的牙齒等等。

新聞中有網友稱，事故處理機構提取了乘客母親的指尖血液作為親屬DNA樣本，但這樣的樣本僅能用于親屬與遇難者之間親緣關系的分析，需要根據親緣關系選擇不同的DNA遺傳標記，一些常見的親屬包括：

雙親或單親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等其他直系親屬

其他遠親

法醫學家們具體解決了哪些難題，我們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通過回顧瑞士航空111航班空難的調查來感受一下——

“1998年9月2日瑞士航空公司111航班的墜毀造成包括15名機組成員在內的229名乘客全部遇難。在此次空難中，在墜機地點找到了超過2400件遺骸，對其中1277件用于DNA分析，提取的親屬樣本達310份。……選擇4-9個STR基因座用于DNA分析，基因型交叉比對的數量已經超過了180000次。……”

目前，我國用于法醫學實踐的STR基因座至少為15-20個，這在提高比對準確性的同時也大大增加了需要比對的數量；對于復雜的親緣關系（如祖孫、半同胞等），還需要根據具體的親緣關系類型選擇合適的DNA遺傳標記（如Y染色體、線粒體等）；而不同程度降解、污染檢材的前處理無疑也大大增加了空難調查中法醫學家們的工作難度。

DNA比對工作在事故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事故調查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而受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專家們的工作或易或難，但最終的目的都是希望能盡快地得到準確的結果。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问题来了：确定遇难者身份 为什么还要采集亲属的DNA？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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