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高考人數創下了新高，而河南又以125萬居于全國之首，在網友們感嘆高考大省考生壓力大之時，一位網友說：“24年前我就是從河南考場走出來的，四年后我家娃即將走進北京考場。現在看來，我高考的最大意義也許是幫孩子換個隊伍去排隊。”

圖片來源：網絡

從河南到北京，都是中國，但中國人都知道這背后的差別。

從90年代末期到2008年之前，作為首都的北京是年輕人眼中開放、包容以及機會的代名詞，那時在北京買房買車不需要本地戶口或5年納稅證明，房價也沒有太夸張，買車也不用搖號。“北漂”成為許多外地年輕人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種方式，而不少“70后”漂著漂著，也真的就落戶扎根北京了。

1991年至2004年，北京增加的人口中，外來人口占到63%。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員1230萬，其中外地來京人員（居住超過半年）570萬，但隨著外地移民持續進入，北京市的落戶條件也不斷收緊。自2011年6月20日，北京首次提出“積分落戶制”后，對絕大多數“北漂”來說，扎根北京成為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而今包括房價在內的諸多因素，讓“逃離北京”的聲音逐漸蓋過“北漂”的熱潮。據《北京市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止到2021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88.6萬人，比2020年末減少0.4萬人，這也是北京常住人口在2016年達到2195.4萬的高峰后，連續第五年下滑了。

五年間，陸續離開的“北漂”們，是在哪一瞬間，被“最后的稻草”壓倒？

89年的張鵬差一點就留在了北京。

出生山東德州的他，大學在濟南就讀，2013年畢業后，在當地找了份薪資6000左右的工作。他的原計劃是在離家近一點的地方工作，穩定后將在這里買房結婚。然而，幾個在北京的親戚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他們（北京的親戚們）強烈推薦我去北京那邊去工作，我本意不是很想過去，但他們一直給我強調，大城市機遇多一些，不僅薪資更高，而且對我以后的發展也會更好一些。”

在親戚們的勸說下，張鵬萌生了要去北京看一看的想法。“我當時就考慮過來試一試，也給自己定了一個預期目標，如果沒找到薪資比較合適的工作，我就回去了。”

或許是張鵬的人生注定要有一段“北漂”的經歷，來北京不到一個月，他就找到了份比較滿意的工作。

“我記得當時我是9900入職的，而且公司的發展前景也不錯，我還是比較滿意的。”就這樣，張鵬暫時在北京留了下來，但當時的他卻沒想過要永久的在北京留下去。工作兩年后，他在老家德州買了房，打算攢幾年錢后回老家發展的。

“然而，人的想法是會隨著環境而轉變。”

圖片為張鵬外出游玩拍攝

在張鵬畢業后的幾年間，互聯網行業正快速發展，讓程序員的薪資也水漲船高。張鵬回憶，當時的小公司就像雨后春筍一樣出現，會去大廠挖人，籌碼就是開出高薪資，而大公司想要挽留員工也要把薪資往上提。雖然張鵬將這稱為“泡沫經濟”，但他也受惠于這場“泡沫經濟”，有了留在北京的底氣。

“2016年的時候，我覺得以我的工資在北京買房也可以。”

張鵬回憶2016年考慮買房情景：“當時市區買不起，看的都是昌平那邊的房子。又因為想的不是投資而是居住，所以要考慮很多事情，比如孩子上學問題、父母老了要來一起住等，所以房子一看就是七八個月。”

然而世事難料，不久后張鵬與定居北京失之交臂。

“短短七八個月時間，我眼睜睜的看著房價從3萬漲到了4萬多。評估了一下當時經濟情況，我覺得我負擔不起。”此時已有孩子的張鵬，為了孩子上學也不再想回老家發展，于是和不少無法定居北京而求其次的“北漂”一樣，選擇去天津。

在天津買房落戶后，妻子就帶著孩子去到天津生活，張鵬則留在北京工作，開啟了節假日北京天津兩地跑的日子。張鵬原計劃在孩子上小學后，再辭掉工作，但疫情讓他的心態發生了改變。

圖片為張鵬在北京中華世紀壇拍攝

“因為疫情往返兩地變得困難，記得又一次三個多月沒能回家，孩子都不認識我了，覺得有些心酸。”2021年5月30日，張鵬結束了為期八年的“北漂”生活，回到天津與家人團聚，雖然在工作上有一些不適，薪資低一些，效率也低一些，但他還是很享受回到天津的生活。“比起北京的快節奏，天津的生活確實挺閑適，六七點大家都下班了走了，七八點路上甚至都沒什么人了，走在路上覺得路很寬很廣，心情很舒暢。”

未來還會考慮來北京工作嗎？

“除非開很高很高的工資，就像當初誘惑我從濟南去天津一樣。”他最后笑道。

95年的于卿來北京是為了錢，離開北京則是想要個“家”。

不少東北年輕人向往著外出闖蕩，于卿也不例外，他剛畢業就飛奔到北京，但北京卻為初次到來的于卿設置了難題——直到臨近過年，于卿也沒能找到心儀的工作。

“我畢業的學校并不是太好，沒有名校的頭銜，然而程序員這行又看資歷，剛畢業的我當時找工作確實挺難的。”

過年回去后，在家人的勸說下，于卿在沈陽很快找了份工作。然而找到工作的第一天，于卿卻下決心一定要重回北京。“沈陽的工資太低了，我當時的工資是3500，除去亂七八糟的發到手就2200。2018年，程序員，工資2200，這怎么活？”

帶著這份不甘，在沈陽攢滿一年工作年限的于卿，于2019年殺回了北京，這一次，他“北漂”的開始要順利的多。 “我剛面試了三家，就收到了offer，然后我覺得這個公司還挺大，就直接去上班了。面試時人事問我期望薪資，其實我當時也不是太懂北京這邊具體的薪資情況。我就說我想要1萬塊錢，然后他就很痛快的同意了。我當時還覺得挺開心，入職后才知道同期的差不多都是一萬五。哎！難怪她答應的那么痛快。”

即使感覺被坑，但明顯高出沈陽很多的工資讓于卿更加確定來北京是正確的，半年后，公司又主動給他漲了3000的薪資。享受著漲薪的快樂，彼時的于卿并沒有考慮具體的未來，只是想著就這樣在北京工作、攢錢。

但到了2021年，因為疫情被封控在家，感到孤獨的于卿突然想擁有一個“家”，同時他也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在北京買不起房子意味什么。“以北京如今的房價和我的工資，我是真的買不起房子。可是如果組建家庭，我也不能租房和人家女孩結婚吧？”

于卿幾乎立刻有了離開北京的心，而不愿意回老家的他，將目光鎖定在了幾個南方的新一線城市上。“我當時選定了天津、西安、武漢還有成都，但是對比了一下房價和薪資水平，最后選定了成都。”

確定定居成都后，有了社會經驗的他先是網上找好了工作，確定完一切，在2021年11月24日這一天從北京首都機場飛往成都，結束了他的二次“北漂”。如今在成都已經生活一年多的他表示有諸多的不習慣，比如腸胃受不住當地的辛辣，時常拉肚子；當地的工作機會也不如北京，過來已經換了兩家公司了，第一家是因為開不出工資來......

有時候他也會萌生再次重回北京的想法，但是一想到北京的房價，最終還是打消了念頭。“在成都努力努力，感覺還能攢出錢來買房，在北京則是連希望都看不到了。”

生長在山西湖州的一個小鎮上，94年的小慧從小就向往著大城市的生活，大四實習的時候，她就奔向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北京。“我就覺得畢業之后肯定不能在老家，我得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是，當時的北京卻并沒有款待這個滿懷熱情的姑娘。

圖片為小慧在義烏現家中陽臺拍攝

由于還沒拿到畢業證書，小慧找工作處處碰壁，好不容易面試到一家處于初創階段（加老板只有五人）的網站公司，老板也是山西人，對方覺得她機靈好學又是老鄉，答應以3500元的月薪招她進來做新媒體運營實習生，畢業后她也正式加入這個小團隊，但薪資不變。

2015年，新媒體運營行業處于比較繁榮的時期，但一直到2017年底，小慧的工資才剛漲到了4000元。隨著公司慢慢發展，她手上的工作在成倍增多，除了網站、公眾號以及各渠道的運營工作，她還需要對接客戶、做采訪、剪視頻、寫稿子，時常因為加班而不得不在公司過夜。“公司在國貿，我因為沒錢只能住在通州北苑，有時候下班就沒有地鐵了。”

比起身體上的辛苦，更累的是小慧的心，小慧偶爾犯一些小錯誤，就會被老板語重心長地“提點”一番。“她說對我寄予厚望，所以全方面的培養我，為什么我卻總犯一些低級錯誤？這也讓當時的我陷入苦惱，覺得對不起她，現在反應過來這可能就是PUA。”

身心的疲憊，再加上朋友不斷的勸說， 2018年初，小慧終于決定離職，前去義烏散心。“我當時因為工作造成身體過勞肥，正好有一個朋友在義烏開舞蹈班，邀我去減肥散心，我就想著去那邊玩一個月再回來。”

在義烏，她拿到了一家還比較有名氣的財經公眾號運營編輯的offer，工資一萬二，但她卻在義烏留了下來，因為她發現，當地也有類似的公司，也需要她這樣的人才。于是她給了自己三個月的時間，決定感覺不適應就再回北京。三個月過去，三年又過去了，小慧從最初的普通運營成長為所在公司的運營總監。

圖片為小慧和她的團隊

“說實話，義烏相對于北京，在個人發展上確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個人的發展空間更多還是取決于公司的高度，但是對我而言，除了發展外，義烏更重要的是，能讓我過上更好的生活。”

93年的冬陽，從“北漂”開始時，就想好了幾年后就回家鄉。

家住湖北宜昌一個小鄉村的冬陽，大學之前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武漢，她對畢業后去向的想法，就是去比武漢更遠的地方。雖然最開始選定“見識世面”的城市不是北京，但畢業半年后（2016年底），由于同學在北京的緣故，她還是當了一名“北漂”。

剛來到北京的冬陽住在北京的邊緣——大興天宮院，在一家生產醫療器械的公司里做文員，工資6000。因為工作的樓宇在工廠里，遠離市區和人群，荒涼的環境讓她感受不到大城市繁榮生活和快節奏的意義。于是，2017年5月，冬陽辭掉了工作搬到了朝陽大悅城附近，也找到了“快節奏”工作——VIPKID（兒童在線英語教育）里的班主任（負責給劃分到自己手上的學生約課、解答問題以及二次銷售課程）。

這份工作確實節奏很快，每天手機不離手，隨時回復家長們的各類問題，常常忙的吃不上飯，也無法正常節假日休息。但這份工作帶來的收入也是可觀的，據冬陽回憶，2017年的國慶，加班四天的她當月算上提成總共拿到了三萬多的工資，到過年時，她已經攢下了十多萬。

于是冬陽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攢夠三十萬就回老家，因此即使工作再辛苦，她也幾乎不請假。“很長一段時間，我手里對接的孩子超200個孩子。”由于回復家長問題及時且耐心，她手上對接的孩子回購率（再次購買課程）也是很高。“當時孩子教育行業很火，幾乎每天都有孩子進來，家長們花幾萬、十幾萬買課程都不帶喘氣的。”

2019年上半年，體驗夠了高薪和快節奏生活的冬陽將回老家提上了日程。為了告別她的“北漂”生活，她將攢下的調休都用上，和朋友去了一些之前因為工作沒時間去的地方，又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帶父母去從四川、廣西轉了一圈，最后在2019年11月份徹底結束了她的這段“北漂”生涯。

圖片為冬陽在宜昌下班回家途中拍攝

回到宜昌的她很快也找到了一份成人培訓課程顧問的工作，雖然對接對象從學生家長到了學生自己，但因為是相同性質的工作內容，她很快就能上手。談起后來國家實行“雙減”政策，她打趣稱，可能是自己有了預知感應。

宜昌的薪資無法和北京的比，曾經月薪幾萬的冬陽，現在卻只有五六千的月薪。她也很坦然：“我回來已經做好了這里薪資低很多的心里準備，這也是我在北京拼命攢錢的原因。對于我來說，錢夠花就行。”

圖片為冬陽外出游玩拍攝

回家的冬陽也完成了人生大事，去年八月和回家后認識的對象結了婚，如今她對生活十分滿意。“年輕時，我為大城市的燈紅酒綠癡迷，如今小城市的安穩歲月同樣讓我沉淪。”

(文中受訪者均是化名）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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