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的課上知道了很多數學家的名字，聽到的只言片語已經足以讓我神往，今日偶然在一本書的附錄中看到了對于段學復先生的訪談，摘錄一些。
摘自《中國近代代數史簡編》附錄12，幾度滄桑兩鬢斑，桃李天下慰心田--段學復教授訪談錄

生于1914年7月29日。十歲以前只在家里讀書，由父親教我，先認方塊字，后又讀一些經史文集，屬中國傳統的教育。在這段時間學會了寫對聯和詩詞的一些文字技巧，后來偶爾還試試筆。父親是個典型的文人，對教書有特殊的感情，從小就接受了他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的思想影響。十歲時在堂兄的指導下，學完了初小算術。

1929年秋，考入北師大附中的理科班。當時師大附中教學質量非常好，教材先進，跟國際上比也不遜色。對學生要求極嚴格，除必修課外，還開設選修課。對數學產生興趣，得力于傅種孫先生的影響。高中時還選修了一年的“微積分初步”。師大附中的選修課制度使我受益匪淺。除“微積分初步”外，還選修了兩年德文（英文是必修的外語），培養了學習外語的能力，為進一步閱讀和寫作打下了較好基礎，使我終身受益。報考清華數學系（當時稱算學系），除愛好數學外，還因為身體不太好，我意識到自己動手能力較差，學數學動筆動腦子可能更適合我。

1932年9月，剛滿18歲，入清華算學系。當時系里有四位教授：鄭桐蓀，熊慶來，孫光遠和楊武之。1933年又聘請了趙訪熊和曾遠榮等先生來校執教。1936年7月畢業。

熊先生講課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從容不迫，井井有序，對問題講得很細很透，法國過去的教學傳統在他身上得到了非常好的體現。我記得他上復變函數論課時，為講清問題，常要拖堂。那時復變函數論課是每周三次各一個小時，實際每次都從上午11點講到下午1點。下課后我們幾個同班同學只能到當時學校東門外的倪家小鋪去吃飯。考試時熊先生也不在乎時間。一次期中考試，從晚間7點開始，直到10點半光景我們都做完后，他才收卷，從不催促我們交卷。熊先生為使我們真正學懂數學，鼓勵我們多做題目，訓練基本技能。

楊武之先生是留美博士，講課非常仔細而清晰，每堂課講新內容前先簡要復述已講過的有關內容；講課中不時提問，雖然所提問題不難，但要求答者概念十分清楚，促使我們聽課時不能走神。我聽楊先生的課比較多，有高等代數、近世代數、群論、數論等，對我后來主要從事代數學研究起了重要影響。

趙先生1933年秋由美國回來，25歲，擔任了高等分析、高等幾何兩門全年課程。第二年又開設了微分幾何、非歐幾何兩門學期課，真是才華橫溢、英俊瀟灑。他講課用英語，簡明扼要，既有高深的理論，又風趣引人。

清華的教學很嚴格，使我受益匪淺。首先是外語方面的訓練，我念了三門外語課，英語、德語是必修，第三外語法語是選修課。老師對聽說讀寫要求都很嚴，使我受到很好的訓練。在我畢業前夕為寫論文選讀綜合報告時已開始發揮作用，對后來的科研更是很有好處。

清華那時要求理科學生學一門社會科學，從經濟學概論、政治學概論和社會學概論中選，我選了經濟學概論。算學習還規定要在邏輯、哲學概論中選修一門，我選了邏輯，由張申府（崧年）先生講大課。經濟學概論和邏輯都有牽涉到數學的內容，我當時學得頗有興趣，眼界也大大開闊了。

1932年9月中旬，作為新生我到系主任辦公室報到時見到了一位年輕人，后來知道他就是華羅庚先生。到二年級時我和他就相當熟了。他與他中文系的同鄉王時鳳同學，經常在樓下叫我一起去吃晚飯。飯后散步到清華西門里，然后轉回到清華正門，再到科學館才各自回宿舍。散步中間主要談論數學，這種談話對我在數學方面的影響實在很大。散步中華先生也談起時局和學生運動，當時日本侵略東北，華先生的愛國思想對我產生了很好的影響。華先生當時給我的總印象就是天才加勤奮。我進清華時，他已有了長女和長子。學期中間他住在清華單身宿舍里，只在寒暑假回金壇住上些天。他當時一心攻讀數學，加上年紀輕，身體好，每天鉆研數學總有十幾個小時。華先生是自學成才的，在清華這段時間里也主要是自學，不過清華給他提供的良好環境和條件也起了很大作用。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昆明。記得我跟鄭曾同、林家翹、謝毓章同住在一間宿舍里，每人用12個裝煤油桶的空木箱搭成床鋪和小書桌，就算有了床和工作、看書、備課的地方了。華先生主持有限群論討論班，參加者（我、孫本旺、樊畿、徐賢修等人）輪流做報告。華先生要求嚴格，不管誰沒講清楚都不放過。有一次我講伯恩賽德（W.Burnside）的一個定理，有個地方報告之前沒弄清楚，自然課堂上也通不過。華先生當時沒多講什么，只是說下次再講吧。我回去后仔細弄通了這個定理，再報告時就講得很清楚，他非常高興。

1939年上半年，參加第8屆英庚款留學選拔考試，是第一批公費去加拿大留學的中國人之一。多倫多大學，師從R.布饒爾（R.Brauer），從事有限群的模表示論研究。

抗戰勝利，我十分高興，并準備回國。在我們那一輩留學生看來，學成回國是理所當然的事，不會為是否回國產生什么思想斗爭。當時“進出自由”，不僅學術資料交流很方便，而且清華還規定：教授服務7年可以出國休假一年，或進修或進行研究。我并不覺得回國會對自己的前途和學術發展構成什么障礙。

我是在1947年擔任代理系主任的。這純屬偶然，實乃歷史之巧合。在國外留學期間，每與中國同學論及回國后的工作，我都認為自己只適應于做一個教授，絕不會干行政、管理方面的事。當時曾給自己提了一副對聯：代代代主任，新新新南院。“代代代主任”是指當時代理系主任的情況。本來清華數學系系主任是楊武之教授，抗戰勝利后清華遷回北京，他因病滯留昆明。學校與是找了幾位先后代理系主任。我剛回清華時正值趙訪熊教授代系主任。1947年趙先生出國，才由我代趙先生。下聯是指我當時在清華的住宅的位置。清華的趙南院被稱為“舊南院”，新林院成為“南院”，新林院南邊是普吉院，我家住在普吉院南邊的勝困院。這幾個院一字排開，因此我戲稱自家住宅是“新新新南院”。1948年12月13日，清華園先于北平城解放。1949年3月，被學校正式任命為系主任。

1949年至1952年，在全系教師的共同努力下，清華數學系為我國培養了一批后來成為各方面骨干的優秀人才。如在代數學及相關領域就有萬哲先、丁石孫、曾肯成、裘光明、王萼芳等。

1952年，國家對高等院校做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三校組建起新的北京大學--文理科綜合大學和新的清華大學--多科性工業大學，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的系主任。當我的老師周培源教授正式通知我這一任命時，除了想到力學方面的工作可得到周培源先生的指導和幫助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祖國的思想和責任感，不容我對組織的安排推辭。所以我只對周先生說，感謝組織和周老師的信任，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就此應允下來。

在1952年以后直至20世紀60年代的較為正常的時期，除了較嚴格地按照教學大綱、教學計劃進行教學外，還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曾在高年級設“專門化”，舉辦有關課題的討論班，在“專門化”課程中讓學生適當接觸數學前沿工作，進而撰寫畢業論文。這樣做效果比較好。當然，能開設“專門化”，跟學制不止四年有關，如有時是五年，56、57、58三屆大學生學制還曾改為六年。這樣就有了時間保證，使學生能深入鉆研一些數學問題，這些學生中的優良生，水平已與研究生相近。

我總是認為，必須打破干部終身制，事業才能不斷前進。1981年上半年，我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思考，見到了推舉丁石孫同志為新系主任的可能：一是打破終身制正取得大家的共識，二是丁石孫在數學系工作多年，他的成績在更方面都獲得了認可。卸任之后，感慨萬千。當時做了一首詩，可反映那時的心情：三十四年系主任，幾度滄桑兩鬢斑。舉賢辭位奮余生，桃李天下慰心田。

從20世紀50年代初，曾數次發作嚴重的胃腸潰瘍病，1959年夏就做了直腸癌切除手術。從1959年到現在，30多年了，我始終保持樂觀，不認為癌癥就是絕癥，我自己總結了對待疾病的幾句話：開闊胸懷，適度運動，戰略藐視，戰術重視，綜合治療，促進健康，老有所為，為祖國再做貢獻。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段学复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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