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開篇即表明，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將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生活、改變世界。誠然，被視為一種變革性技術的人工智能，有望成為通用技術(GPT)并引領新技術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4IR)呼之欲出。

與此同時，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將廣泛替代、置換人類工作以及加深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擔憂開始浮出水面，甚至連醫生、律師、程序員、文創人員等高技能人群亦被預測為“難逃此劫”。

對此，聯合國(UN)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新技術革命對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觀點和政策建議。

核心發現和觀點包括：

(1)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有望引領一場新技術革命，對幾乎每個行業、所有國家產生深遠影響，但需要其成為通用技術且廣泛傳播和采用，因此其社會經濟影響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會在短期內就全部實現。

(2)在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影響下，服務業為大的趨勢會繼續保持下去。但AI等技術可能增加市場集中度，導致所謂的主導市場和利潤的“超級明星企業”的出現。

(3)淡化新技術對勞動力市場和不平等的影響的想法是沒有依據的，但技術將引起80%的失業率也是不切實際的。AI等技術只是會取代某些任務而不是整個職業，而且新技術也會創造就業機會，并且要求工人具備新的技能。

根據技術發展影響就業的歷史經驗，AI等技術在短期內可能破壞部分手動或者認知的常規工作任務，但長期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具有高度靈活性、創造力和強大的解決問題和人際關系技能的高技能工人將繼續受益于AI和其他新技術。總體而言，技術創新不會導致總體失業和普遍失業，而是以兼職或副業的形式導致更高水平的不充分就業。

(4)目前的技術變革有助于從傳統工作安排向“或有工作”、零工經濟的轉變，非正式工作崗位將繼續增多。雖然這增加了工人的靈活性和就業機會，但許多非標準工作安排會導致不穩定的工作關系，帶來就業和收入的風險。

(5)新的技術革命將會使制造業和參與全球價值鏈(GVC)的成果變得更加集中，從而限制落后國家的結構轉型。

(6)工業自動化將會繼續發展，而且由于許多服務工作需要緊密的人際交往(往往是機器人難以接管的工作)，所以工業機器人更可能是全球機器人的主要使用方式。中國將成為機器人大國，部分是因為勞動力成本提高、人口老齡化趨勢等因素，中國企業預計將在2019年吸收全球工業機器人供應的40%。

(7)GVC在發展中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然而，GVC不是靈丹妙藥。沒有技術上的升級，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只能夠獲取市場利益的一小部分，并且在結構轉型方面進展有限。鼓勵投資于AI等新技術和自動化并擁有必要的補充技能和基礎設施的國家更有能力獲取GVC帶來的好處。

(8)新一輪技術浪潮如何塑造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和全球層面的制度和政策。

核心政策建議包括：

(1)政府應出臺支持AI等新技術的政策，包括資金支持，技術研發、應用、轉化等全鏈條支持，補貼、稅收等優惠措施，等等。

(2)逐步探索解決自動駕駛汽車、AI醫療診斷和設備的責任問題，可以采取在部分領域或市場進行法規試點并總結實踐經驗的方式。

(3)考慮知識產權法規和反壟斷法規如何跟進AI等新技術發展及其帶來的新業務模式。

(4)為當下和未來的工人提供適當的技能教育是是政策的重要落腳點，需要支持早期教育和終身學習技能的政策。同時，加強對工作變化和就業結構變化的長期跟蹤和監測，并提出政策建議。此外，由于零工經濟、或有工作、非正式工作的增加，需要新形式的工人代表。

(5)積極促進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將保障范圍擴大到非標準和非正式就業的工人。探索合理的稅收制度，因為對新技術征稅可能會影響經濟增長和技術采用，減少再分配來源。

(6)在新技術和數據跨境、分享和學習各國經驗以及支持弱勢國家等方面加強等加強國際合作，確保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能夠依托新技術參與全球市場。

一、人工智能引領一場正在發生的新技術革命

技術革命催促社會變革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動力。生產力的提高不僅幫助提高人均收入和消費，而且也會影響工作的性質、質量以及社會結構。研究表明，技術、制度和社會往往一起發展。

過去的幾次技術變革是“激進”的，在合適的條件下最終引起了社會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而正是由于正確的經濟、社會和制度條件，才使得新技術的廣泛推廣具有可行性，最終實現突破性的轉變。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機器來替代手工勞動，特別是蒸汽機的使用和在工廠使用的新的工業方法。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征是制造業中電力和其他技術的快速應用，并通過增加運輸、通信和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來實現。第三次革命是數字化，使信息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發揮著重要的轉型作用。

人工智能作為一種變革性技術，正在加速新技術革命的到來

從基因編輯到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再到先進材料的幾個技術集群的步步突破，意味著新的技術革命可能正在發酵，并可能對幾乎每一個行業和每個國家產生變革性的影響。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4IR)的基礎是數字革命期間的ICT擴張，但其特點是屬性上完全不同的技術和能力。

AI的快速進展被視為是現有和新技術促進經濟體系轉型的關鍵推動力。世界經濟論壇將人工智能描述為4IR的基石。一旦加以設計和部署，現代AI可以在幾乎沒有人類參與的情況下，通過自主形成規則來解釋大量數據并設計解決方案。

和過去一樣，技術進步正在侵蝕一向被認為是人類獨占而人工智能難以突破的那些領域，比如情感和創意。AI的能力正在快速增長。機器學習使AI能夠擊敗最好的人類棋手，并被證明可以用于解釋醫療數據，促進溝通，開發新形式的運輸和工業自動化。此外，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電機控制(機器人)、語言翻譯和決策過程等領域的AI功能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近期的發展趨勢表明，AI的最新發展方向是實現創造力，從事本質上具有人類特征的工作。

AI之外，許多材料、力學和數字系統等領域也出現了技術突破。最近，操縱原子或分子結構方面取得的突破，提高了材料的物理性能。新的基因技術允許對包括人類基因組在內的生物系統的操縱。數字領域的進步包括信息技術和計算、數據分析、虛擬和增強現實，等等。3D打印等技術為制造業帶來了變革。

AI等新技術突破的經濟潛力巨大，長遠利好

新的技術突破可能對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結構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一方面，更普及的技術使用可以提高生產力，創造新的產品和市場，從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使用技術也可以實現更大的自動化，替代某些工作領域的人力。在極端情況下，由先進技術引發的自動化的廣泛使用可能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和社會動蕩。

對于AI的潛在經濟影響，有樂觀觀點，也有悲觀觀點。對AI技術的經濟潛力的樂觀看法依賴于技術進步的歷史記錄，以及人類勞動和生活水平的增長。樂觀主義觀點的基礎是長遠的，著眼于技術進步的總體效益。有學者調查了18世紀以來的幾次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教訓，認為技術進步促使計算機和機器人的廣泛使用，并有助于創造新產品和服務。產品創新將提高生產力和GDP增長，從而大規模創造新的職業。

關于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聯系的悲觀觀點有兩個要點。首先，盡管技術進步有益于長期的積極影響，但過渡時期也涉及到社會和工作性質的深刻變化，導致失業率上升。第二，類似的觀點認為，這個時代是不同的甚至是更糟糕的，因為現在的技術進步的性質和前進方向，就是經濟體不能夠產生足夠數量的新工作，以彌補大量的失業或就業不足。

二、AI等新技術革命的五大影響

(一)對生產力的影響：AI有望成為通用技術，帶來生產力飛躍

當技術發展成為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簡稱GPT)時，技術便具有了可轉化性，可以在許多經濟領域提高生產力。過去的每一次工業革命，GPT都促成了基本的經濟轉型，有助于重塑世界。然而，GPT的傳播通常需要很長時間，因為GPT的應用和部署需要有配套的物理基礎設施以及社會機構和組織的變化作為支撐。

所以，突破性的技術創新本身很難實現變革，技術的廣泛推廣和普遍采用至關重要。決定技術在經濟中采用和傳播之速度的因素十分廣泛，包括技術成熟度、成本以及有利的社會、經濟和監管環境。同時也受到企業家將技術帶入市場的能力的影響。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呈下降趨勢，與數字和信息技術革命的積極聯系出現中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生產力增長進一步顯著下降。而且近年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幾乎不增長。盡管技術迅速發展，生產率增長仍然持續疲弱。因此，圍繞著技術在所謂的“生產力悖論”中的作用的討論十分熱烈。

一些更為復雜的AI和其他突破對總體生產力的影響在數據中的反映尚不明顯。這是由于新技術的發明和產生經濟效益的新技術的廣泛使用之間存在時間差，所以AI和其他技術突破的影響目前仍然局限于某些行業和生產過程。然而，縱觀整個歷史，技術創新提高了生產力，創造了新的產品和市場。因此，對AI等技術創新的經濟潛力的樂觀主義看法是有歷史證據支撐的。

(二)對市場和行業的影響：強化服務業，技術可能增加市場集中度

過去幾十年農業在就業中的作用逐漸減弱，農業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服務業越來越重要。隨著迅速的數字化和信息技術的進步，這一趨勢得到加強。1991年至2016年間,農業在全球就業中的份額下降了13個百分點，是25年來的巨大轉變。相比之下，服務業份額增加了大約相同的百分點，達到全球就業總額的近50%。同時，工業份額基本維持在21%的水平。反之，在各個國家和地區，在諸多工作領域中，服務業總體呈現出最大的活力。

從區域來看，有幾個趨勢值得注意。首先，從農業到服務業的就業轉移在所有地區不同程度地發生著，但是卻是亞洲經歷的最重要的部門轉型。

其二，工業就業趨勢已經分化。雖然東亞和南亞地區的工業就業比例有所提高，但高收入國家的就業卻經歷了大量“去工業化”，這一進程的結果被稱為“過早去工業化”，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與全球化一樣，技術也是增加市場集中度的一個原因。技術進步促進了以壟斷性租金和少部分公司創造大部分高利潤為具體表現的新型市場架構。目前的技術進步浪潮中的許多重點行業，如社交媒體平臺和電子商務平臺，都是基于規模級的需求量的網絡效應而出現的。網絡獲得的空間越大，就越能吸引用戶(新用戶或來自于競爭網絡的用戶)，從而進一步擴張網絡。

此外，如果關鍵的新技術向其他公司的傳播受限(例如由于知識產權的限制性規定)，那么對新產品和新技術的成功引進就可以提高市場集中度。

最后，競爭往往呈現為“勝者為王”或者勝者獲得大部分利益的形式，并導致所謂的主導市場和利潤的“超級明星企業”的出現。

(三)對就業的影響

短期或將破壞部分手動和認知的常規工作任務，長期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引進新技術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生產力，具體表現是用資本代替勞動，用機器執行代替人類執行。最近的實證研究從兩個維度將工作任務分為兩種類型：“手動”與“認知”，“常規”與“非常規”。這是評估自動化對就業的影響的一個基本起點。常規任務是指基于熟悉化的程序并能夠通過明確的規則和算法來描述的工作。相比之下，非常規任務需要靈活性、創造力，涉及更加復雜的問題解決或人際交往。

大多數分析表明，具有高度靈活性、創造力和強大的解決問題和人際關系技能的高技能工人將繼續受益于AI和其他新技術。預期在手工和認知工作中的中低技能工作人員將面臨來自更有能力的機器和AI軟件的進一步壓力。過去幾十年的技術進步，尤其是計算機處理速度和功率的快速增長導致日常任務的自動化，長期以來涉及手工和認知的日常活動的工作機會日趨減少。

一般來說，新技術只能在具體任務中替代工人，不必然消滅整個職業。而且新技術也會創造就業機會，并且要求工人掌握新的技能。研究表明，1950年美國人口普查中列出的270個職業中只有一個在2010年由于自動化而被淘汰：電梯運營商。縱觀整個歷史，技術創新在經濟中創造了新的、更多的就業機會。那這次，對于AI、3D打印和機器人，也不會有任何差別。新技術對就業機會的破壞作用也會被其對就業機會的積極作用抵消。

技術創造就業機會的方式主要包括：

(1)自動化產生新的工作任務，社會對了解新技術的勞動力的需求擴大。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在知識密集型行業，這種影響已經使得對執行非常規、協調性工作的工人的需求持續增加。

(2)技術創新推動新興行業，并幫助開發新產品，往往滿足以前未滿足的人力需求并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技術創新和自動化對生產力產生積極影響，降低成本和價格，這可能會增加需求，從而擴大生產和就業。

(3)生產率增長導致經濟增長和收入的總體增長，從而導致消費者對新產品和現有產品和服務產生更高的需求。例如，收入的增加刺激了與休閑活動相關的支出，例如旅游、餐飲和保健，從而在這些行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這些行業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無法實現自動化的。

總體而言，技術創新不會導致總體失業和普遍失業，而是以兼職或副業的形式導致更高水平的不充分就業。

有證據表明，在美國，技術進步導致某些行業，特別是飲食服務業的就業不足。雖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公開失業率很低，但就業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采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便是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

此外，技術對就業機會的影響不僅取決于技術可行性，還受到經濟、法律、監管或社會政治因素的制約。一個工作可以被消除的可能性并不意味著它將被消除。公司將會將新自動化技術的優勢(例如，較低的工資單或更高的生產力)與成本進行比較。

根據最近的實證研究，以下行業似乎特別容易受到自動化的影響：批發和零售業，行政服務，制造業，運輸和倉儲。另一方面，自動化風險低的部門則是教育和培訓，醫學健康和社會工作，農業，林業和漁業。

雖然大多數分析表明，AI和其他新技術將繼續使高技能工人受益，但不能排除有其他可能性。與前幾次技術革命中發生的情況類似，未來的自動化也可能會逐漸取代受過高等教育和技術嫻熟的專業人士。

Kelly指出，任何基于信息的工作中的常規任務都可以被自動化，因此，AI和機器人將開始逐步取代醫生、翻譯、編輯、律師、建筑師、記者甚至程序員。

在衛生部門，AI和機器人可以診斷健康問題并且可進行手術，而人類則進行相對較低技能的護理任務。如果這樣的預測成真，將意味著服務將超越制造業成為受自動化影響最大的部門。

非正式工作崗位增多

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和從產業向服務的轉變，伴隨著就業和工作條件的性質和場所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高速互聯網的普及已經改變了工作的方式和結構，增強了對信息的訪問，改進了連接性并提高了業務效率，工人和雇主都有了更大的工作靈活性。

數據顯示，享受靈活工作時間的薪水制工人比例從1985年的13.6%上升到2004年的29.6%。同時，技術使商業模式更加碎片化，例如通過聘用按需定期工作的臨時員工，如自由職業人士。

短期內，工作的靈活性會導致發達經濟體國內的不穩定就業模式日益流行。根據歐洲議會最近的一項研究報告，過去十年來，歐盟的標準勞動合同份額有所下降，非正規工作(通常是非自愿的)和其他形式的非標準就業正在上升。非標準就業形式與工人福利和保護的減少相關聯，具有潛在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影響。

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工作變得不那么以企業為中心。新興的大型技術公司越來越像平臺，他們本身只雇用了少數工人。相反，工作任務由個體承包商執行，他們可以同時為多個公司工作。特別是小型高科技企業之中，企業間的合作與競爭已經成為主要的工作安排。

一方面，從傳統工作安排轉向有條件的工作，可以提高靈活性，尤其是為在標準化全職工作與家庭生活或教育之間存在沖突的人員(通常是婦女)創造有利的就業機會。但是應當注意到，全職合同仍然是歐洲工作關系的主要類型，目前約占所有就業的59%。

非正規部門在許多經濟體的就業領域占據著主導地位，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應重點關注技術進步對非正規部門的影響。在發展中國家，婦女和青年更有可能從事非正規工作。技術變革對該部門的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傳播速度，特別是在非正規就業更為流行的農村地區，家庭和小規模生產以及服務行業，這些領域可能會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其一，如果技術采用擴大了制造業的就業機會并促進服務的結構化，那么這將有助于減少非正規性。在這種情況下，正式的就業創造將促進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從而減少非正規性和不穩定的勞動力。

其二，先進生產技術在非正規性就業更為普遍的農村的有效擴散，將使農業企業能夠擴大生產，從而促進農業和與農業有關的工業和服務部門的就業的正規化。

其三，信息和通信技術有助于擴大家庭企業和小型企業的生產規模，從而創造新業務。此外，信息通信技術的廣泛使用可能有助于正規部門的擴大，從而有助于非正式部門在相對或者絕對的程度上下降。

第四，廣泛使用手機等基礎技術，可以幫助農村地區的勞動者以及服裝和建筑業的非正式工作人員收集有關價格和市場情況的相關信息，并與客戶保持聯系，增加潛在的正式化收入和就業機會的可能性。

通過信息平臺雇傭個人甚至跨國服務(即所謂的零工經濟)的現象也引來了關注，由于這些平臺經常會將規避現存的監管和稅收設定為明確的目的，新興的非正式就業形式可能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現并快速增長。然而，到目前為止，零工經濟對就業的實質性影響似乎更為有限，因為即使在這種服務最廣泛的國家，該就業類型在總就業人數中的占比也不到百分之一。

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受到多種因素限制，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就業前景可能并不樂觀

教育程度是婦女勞動力參與經濟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它也有助于減少婦女的保留工資(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成本)，提高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動力。

技術的進步推動女性勞動力在強調認知技能多過身體技能的領域(如服務業)內參與就業，并促使婦女的工作任務從主要的例行化向非例行化轉變。現有的研究發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自動化對男女的相對化影響似乎有所不同。

就發達國家而言，鑒于男性在運輸和制造業方面占主導地位，而女性則在教育、保健和社會工作中更具代表性，因此男性將面臨更大的自動化風險。此外，技術進步與結構轉型之間的相互作用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從維持生計的農業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轉移通常與資本密集型農業技術的推廣使用有關，先進農業技術對男性工作的補充作用高于對女性勞動力的補充作用，這為女性在結構轉型的早期階段的勞動力參與度下降提供了合理解釋。

然而，在亞洲經濟結構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如電子產品之類的輕工業制作領域，其工作任務往往更適合女性，導致女性勞動力參與度增加，在1985-2006年期間女性在制造業中的就業份額得到增加。

研究表明，無論是有償還是將無償工作都考慮在內，婦女工作時間都比男性多。婦女會在育兒成本和工作成本之間進行比較，因此技術變革帶來的從傳統工作安排向靈活的工作安排的轉變，可能為婦女調和其生育和工作之間的矛盾提供機會。然而，到目前為止，碎片化的工作任務和較短的工作時間只會維持收入上的性別差距。

雖然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立法提供了生育和贍養費，但這些福利很少適用于如家庭傭工和臨時工之類的工作部門。在這些因素持續限制婦女勞動力參與和工資的情況下，婦女在獲得技術革命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方面可能并不理想。

(四)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技術助長兩極分化

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激發了包括美國和西歐在內的技術前沿經濟體的收入水平的強勁增長。這意味著從1820年代到90年代全球不平等現象不斷擴大。米蘭諾維奇指出，全球不平等程度在20世紀80年代保持了穩定，2003年開始大幅度下降。這一趨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和印度的收入水平迅速增長。

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得益于在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GVC)擴散的情況下，國內政策轉變以及技術進步迅速。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在不同地區和時間段出現異質性趨勢。數據顯示，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大多數地區的國內不平等趨勢都有所增加。該趨勢在發達國家持續存在，尤其美國的不平等在持續加劇。不過，這些發展是否會持續下去還有待觀察，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對不同家庭的不同影響效果，增加了收入分配長期軌跡的復雜性。

偏向于解決常規工作的技術變革和外包的組合導致了發達經濟體的工作兩極分化，美國的工資分配記錄以及16個歐洲國家的數據樣本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業已從中等工資崗位分別向高收入就業崗位和低工資崗位轉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也出現了兩極分化，中等職業技術就業人數開始下降。然而，這種趨勢有一些顯著的例外，例如中國和埃塞俄比亞，沒有出現這個“中空”現象。

在某種情況下，這種職業的兩極分化伴隨著薪資不平等的加劇。自1970年以來，高技能工人的實際工資不僅比就業崗位下降的中等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得快，而且還比低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要快。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這種趨勢特別明顯。

近幾十年來新技術的傳播促成了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以及資本與勞動在不同類型工人之間的重新分配。雖然這些趨勢因國家而異，但有一些共同點，特別是在發達國家之間。如前所述，近幾十年的自動化大多取代了常規的手動和認知任務。許多常規任務密集的工作都在中檔工資的范圍內，例如制造業和日常辦公人員。而另一方面，非日常工作密集型的職業，其薪資水平會出現完全相反的兩種極端，例如管理型、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專家在頂端，而服務行業工作者，如美甲師、酒保和個人工作者則出現在薪資的底端。

勞動力不平等不能完全解釋多年來收入差距的演變，只能作為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工資不平等的上升也可部分歸因于信息技術與認知活動之間的強大互補性，因為這提高了高技能工人的生產力創造可能性。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影響會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如工會變弱以及低技術勞動力的供給比高技能勞動力彈性更高。

同時，收入不平等也受到勞動和資本在收入方面分配比例的影響，而這又受到技術變革的影響。由于低收入家庭中勞動力份額占總收入的比重高于高收入家庭，且資本通常只在資本所有者之間進行分配，因此國民收入中的勞動份額下降總是與收入分配惡化相關。

(五)對全球化的影響：自動化重新定義全球價值鏈的地理分配，并促成生產重新上岸

全球化，表現為國際貿易和資金流動的大量增加，和一定程度上的移民增加，通常被視為是推動和形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內勞動力市場趨勢和不平等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全球制造業向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轉移也是許多亞洲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崛起的一個因素，因為它允許工人從農業轉移到制造業以得到更好的就業機會。

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并不獨立，兩者密切相關。物流技術進步(特別是集裝箱的引進)以及通信和金融的發展，在減少跨國交易的成本和時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促進了全球化。同時，更深入的區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也擴大了公司進入國外市場的機會，這為企業提供了進一步投資開發新技術的激勵措施，包括在物流、通信和金融領域，以充分利用新的消費市場機會提供的潛力。

由于目前很大一部分貿易涉及離岸和外包，這促使了商品在其生產過程中的不同步驟由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企業承擔的現象(GVC)的出現。而技術進步對全球化的生產方式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自動化重新定義全球價值鏈的地理分配，以及促成生產的重新上岸這兩個方面。具體來說，自動化的發展以及制造中對AI等先進技術的引入將引導決定生產何種商品以及商品在何處被生產。例如在某些行業(如服裝制造業)中，自動化尚未產生競爭壓力，廉價勞動力依然有成本優勢。所以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將會為發展更落后的國家創造更多的制造業就業機會。

當然，廉價勞動力也會減少在制造業中的新技術投資動力，最終制造業停留在低技術含量的行業水平。在一些行業中，勞動力成本差可能已經不足以證明離岸外包是合理的，先進制造方法的收益似乎也可以佐證在國內生產是正確的。但是由于過去十年經濟增長疲弱，投資步伐緩慢，供應商網絡不足以及擁有發展良好的供應商網絡的企業對消費市場的規模和增長比較關心，因此在利益的權衡下，重新上岸是否會大規模發生暫時還不清楚。

雖然只有少數公司參與了全球化生產，但這些企業的生產率通常比非出口企業高。在行業中，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的生產力更高，部分原因是這些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采用更大的技術激勵政策。出口產生的收入增長有助于彌補技術投入的固定成本，所以兩者相輔相成。結果是高生產率企業和不能投資技術的企業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自動化在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競爭壓力，為了保持競爭力，企業必須在生產中采用新的先進技術。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的數據，工業機器人的全球銷售量從2005年至2012年5%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加快到2012年至2016年的16%。

三個原因促成了這一加速。首先，機器人正在變得越來越便宜。其二，隨著機器視覺、傳感器和電機等技術改進，機器人能力增強。其三，一些制造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競爭壓力，促進了自動化需求上升。

在自動化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購買工業機器人的積極分子，其需求在2005年至2016年期間平均增長了31%。中國企業預計將在2019年吸收全球工業機器人供應的40%。中國制造業仍然有足夠的空間引進機器人，因為其機器人密度是每1萬名員工中只有49個單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69個單位，更遠低于韓國每1萬名員工中531個單位。中國企業的大量投資與中國10年計劃相一致(“中國制造”2025年)，即讓中國成為主要的技術性工業制造商，使中國的比較優勢不再基于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

在機器人用途方面，雖然機器人也越來越多地用于服務業，特別是后勤物流領域，然而，由于許多服務工作需要緊密的人際交往(機器人難以接管的工作)，所以工業機器人更可能是全球機器人的主要使用方式。

與此同時，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的海外制造和商業服務外包浪潮，大大推遲了發達國家對自動化的采用。隨著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以及自動化技術的成本大大降低，越來越多的部門開始沒有理由將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甚至在某些部門已經發生轉變，這一變化的結果是可能迎來“重塑”階段。

GVC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融入全球市場提供了機會，因為它們可以集中在與其能力相稱的領域，而不是在完整和復雜的生產過程中競爭。在許多情況下，GVC在發展中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然而，GVC不是靈丹妙藥。沒有技術上的升級，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只能夠獲取市場利益的一小部分，并且在結構轉型方面進展有限。

鼓勵投資于技術和自動化并擁有必要的補充技能和基礎設施的國家更有能力獲取GVC帶來的好處。然而，許多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缺乏這些技能和基礎設施。因此，一個國家的出口企業在技術變革迅速的時代里持續創新和保持競爭力的能力不僅取決于現有技術，而且還取決于許多其他因素，包括出口部門的規模，工人的技能水平，融資的可獲取性以及出口和國內市場的規模。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重磅丨深度解读UN报告：AI新技术革命将如何重塑就业和全球化格局？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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