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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1921年,敦煌县长竟然允许白俄兵住进莫高窟,经常抠佛像的眼珠子

發布時間:2023/12/16 军事娱乐 75 路生说史
生活随笔 收集整理的這篇文章主要介紹了 原创:1921年,敦煌县长竟然允许白俄兵住进莫高窟,经常抠佛像的眼珠子 小編覺得挺不錯的,現在分享給大家,幫大家做個參考.

原標題:1921年,敦煌縣長竟然允許白俄兵住進莫高窟,經常摳佛像的眼珠子

敦煌縣長:300白俄兵曾住在莫高窟,想從佛的眼珠子里摳出財寶來

白俄是一個歷史名詞,指的是在俄國革命和蘇俄國內革命戰爭爆發后離開俄國的俄裔居民,通常他們對當時俄國的政權(蘇維埃政權)持反對態度。大多數白俄移民在1917到1920年間離開俄國,人數估計在90萬到200萬之間。

白俄階層主要為沙俄舊貴族和軍官、哥薩克、知識分子、商人和地主以及沙皇俄國政府的官員和俄羅斯內戰期間各種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官員。在中國,他們大多流亡于上海和東北等地,集中居住于上海租界,特別是上海法租界中。據今天的資料分析,當年逃到中國來的白俄共有20-25萬人(《鮮為人知的歷史:白俄的流亡之旅》澎湃新聞,2023-07-25)。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籃橋一帶站穩腳跟后,都設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僅有210名俄僑,1934年,增至8260人。他們多數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呂班路、環龍路、金神父路一帶,在霞飛路中段,所謂的小俄羅斯區域,開設服裝店、面包房、咖啡館,使得霞飛路成為上海最浪漫的一條商業街。

……

他們大都與東正教有關(東正教、天主教(羅馬公教)、基督新教為基督教三大流派)。著名俄僑領袖西蒙主教于1926年在當時上海俄僑聚居中心百老匯(今大名路)一帶的惠民路,修建了一座提籃橋求主堂,搜集到一些精美圣像,還組織起一個頗像樣子的教堂合唱隊。

……

1927年春,僑居上海的白俄大都遷入上海法租界,在復興路建起了一幢三層樓、頂上有鐘樓的圣母堂。為紀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4年,又在上海法租界建起一座圣尼古拉斯教堂,成為上海白俄僑民的一大宗教盛事。此外,白俄僑民還在上海先后建立了“主顯堂(閘北俄國禮拜堂)、霍山路圣安得列教堂、衡山路俄國商業提喚堂等。

在段歷史的背后,有一支白俄殘軍從新疆來到敦煌,被時任敦煌縣長以防“不利百姓”,安置的莫高窟,對莫高窟的珍貴文物形成了極大破壞。

這支白俄殘軍的首領叫阿年科夫,也作安連科夫。

對于阿年科夫的身份,《隴史掇遺》(上海書店,1993年)中說他是原沙俄七河省中將司令,但包爾漢的《新疆五十年》(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和《敦煌簡史》(敦煌文藝出版社,2021年)中說他是白俄軍隊少校。他也被稱為沙俄中亞細亞總司令,但說他為中將軍銜,除了《隴史掇遺》,似沒有更多權威出處。所以,他在絕大多數的資料里仍然被看成少校,而他當時帶領進入中國的軍隊約為1400余人。

1918年底,蘇聯紅軍和白軍的戰火又起,這次是5000白軍在首領阿年科夫的率領下,從塞米南下,欲借道塔城,進攻俄國扎爾肯特的蘇聯紅軍。1918年11月5日,借道電報由塔城白俄領事多羅布哲夫轉交中方。

塞米在今天哈薩克斯坦的東哈薩克斯坦州,地處額爾齊斯河畔,全稱塞米巴拉金斯克,是俄語七座樓房的意思,1718年開埠前后,該城地標性建筑是一座藏傳佛教寺院,寺內有七座建筑,由此得名。

扎爾肯特在七河地區東南,距離中國邊境30公里,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潘菲洛夫區扎爾肯特鎮。

七河地區指流向巴爾喀什湖的七條河流支,包括巴爾喀什湖以南、中亞河中以東,以伊塞克湖及楚河為中心的周邊地區,大致包含了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江布爾州和吉爾吉斯斯坦以及新疆伊犁一帶。1867年,俄國在這里設立七河州,面積40.22萬平方公里,首府維爾諾,下分六縣。此時,為蘇聯紅軍所控制。

想要從塞米到扎爾肯特,有一條便捷的路線,即向南行至巴爾喀什湖,然后順河逆流而上,全程約600公里。“借道”的阿年科夫卻沒有選擇這條線路,他選擇的線路多少有些奇怪,即先行向東南450公里的塔城,進入中國境內,從塔城向南行350公里到達伊犁,再從伊犁出境,奔襲30公里外的扎爾肯特。

為什么要繞這么個大圈,多走接近一倍的路程?有學者分析,是因為阿年科夫對于能否取勝并無信心,如果選擇塞米徑直南下巴爾喀什湖,很可能會遭到早有準備的蘇聯紅軍迎頭痛擊,一旦失敗,遠離大本營幾百公里,很可能就是全軍覆沒的結局。而選擇經由塔城至伊犁的迂回,則意味著若是失敗,可以迅速撤回幾十公里外的伊犁,進入中國境內,至少還有塔城領事多羅布哲夫的接應,可保從容撤回塞米。

然而,最終阿年科夫連塞米也沒能撤回去。金作屏《憶我父親金樹仁主新前后》(蘭州文史資料選集第3集,1985年23月)中說——

1919年因10月革命的發展,沙皇俄國中亞細亞司令阿年科夫潰敗,所部約二萬余人,逃竄于伊犁、塔城一帶,占據了當時直屬中央管轄的阿爾泰特區,企圖成立俄國政府,在新疆的俄國富有僑民紛紛響應。阿山道尹周務學因變起倉促,無法措置,以自殺殉國,省垣震動,邊情急于星火。我父親多方出謀獻策,將白俄軍隊拆散,分遣各地,計賺阿年科夫到迪化拘禁起來,竄入新疆的白俄軍隊全部繳械。使阿爾泰山一帶解于累卵,深得楊增新嘉許。

金作屏是金樹仁的兒子。楊增新于1912年主政新疆,1914年金樹仁應召入疆,供職幕府,長于筆札。1916年,金在省政治研究所學習,曾考列第一,頗得楊增新的青睞。金在楊面前表現得十分恭順,極得楊的歡心。《中華民國史·人物傳》第三卷《金樹仁》中也說,1919年,沙俄將軍阿年科夫潰敗,竄入塔城、伊犁等地,占據阿爾泰山特區,金樹仁協助楊增新將其軍隊瓦解,并計誘阿年科夫到省被擒。也就是這一年,金樹仁考取一等縣知事,先后任阿克蘇、疏府(今喀什市)、迪化(今烏魯木齊市)等縣知事(中華書局,2011年)。

阿年科夫與另外兩個分別叫杜托夫和巴基奇帶領白軍一路且戰且退,進入塔城的,到了阿爾泰杜托夫和巴基奇決定撤離,被遣還蘇俄,但阿年科夫卻試圖煽動暴動,結果被繳械并被送至迪化關押了起來。1921年,阿年科夫及其殘部700多人,經楊增新請示北京同意,一部分被安置在新疆,一部分被安置在甘肅。今天,很多資料中均說,被安置在甘肅的這一部分人大約有300多人,但甘肅文史專家姜洪源先生從一份舊檔案中查閱出,隨同阿年科夫到敦煌的俄國軍人共有469人、馬匹488匹、車18輛,只是在敦煌進行人馬分離時分走馬407匹,也就是說他們包括阿年科夫在內的469人全被安置在了敦煌。

本來,阿年科夫等469人被金樹仁押送出星星峽,甘肅督軍本來不想接收,但是奈何金已把押送隊派往哈密,不得不接手。而這也不時任敦煌縣縣長陸恩泰出了一個難題。陸恩泰,榆中金崖鎮古城村人,清末附生出身,1917年1月出任敦煌縣縣長。《金吉泰蘭州文史見聞錄》(敦煌文藝出版社,2023年7月)中說——

這些流亡的白俄殘兵來到敦煌,時值陸恩泰在職,如何處置這伙亡命之徒呢?處置不當會對老百姓不利,陸恩泰想到了離縣城25公里外的千佛洞。他大概認為那是些石洞子,是不怕這些殘兵敗將會怎么樣。和當地駐軍統領周秉南(臨洮人)商議后,就由縣政府和駐軍共同負責,便把這幫白俄士兵安頓到莫高窟里去了。

這樣,白俄舊部三百多人的龐大群體就住進了藏有珍貴壁畫、彩塑的莫高窟里。他們長時間的住宿、起居睡臥、生火造飯、煙熏火燎……加上他們情緒不好,又終日無所事事,更不知窟壁上壁畫的價值,因此,他們對這些珍貴文物的損傷與破壞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敦煌百姓對此舉卻是一片贊揚,說陸縣長把阿年科夫和那三百多白俄軍安置到石洞子里,免卻了多少擾民事件。可見陸恩泰縣長是和普通老百姓處在同一個認識水平,認為把禍水推搡到沒處用的石洞子里,一舉兩得。

敦煌石窟一名通常用以指莫高窟,是莫高窟、西千佛洞的總稱,有時也包括安西的榆林窟。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的西部盡頭的敦煌。它的開鑿從十六國時期至元代,前后延續約1000年,這在中國石窟中絕無僅有。既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璀璨的藝術寶庫,也是古代絲綢之路上曾經發生過的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見證。

莫高窟現有洞窟735個,保存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構窟檐5座,是中國石窟藝術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在石窟藝術中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窟內繪、塑佛像及佛典內容,為佛徒修行、觀像、禮拜處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洞窟分南北兩區:南區492個洞窟是莫高窟禮佛活動的場所,北區243個洞窟主要是僧人和工匠的居住地,內有修行和生活設施土炕坑、煙道、壁龕、燈臺等,但多無彩塑和壁畫。

據甘肅當地文史資料記載,白俄兵使千佛洞“佛洞壁畫受損頗多”,因為他們非常窮,所以經常扣造像的眼珠子,試圖從中扣出來財寶。今天,人們在談論這件事時,多少都會指責陸縣長幾句,但是要知道,莫高窟在新中國成立前基本上是沒有得到過保護的,當時,在很多人的眼里、心中,它不過“石洞子”而已,甚至是沒有用處的。

1898年或1897年,湖北麻城人王圓箓來到莫高窟下寺安身。當時的莫高窟應該是這副模樣:洞窟大多倒塌,被風沙掩埋,一片破敗景象。在王圓箓的苦心經營下,這里的影響逐漸上升,香火得以旺盛了起來。1900年6月22日,藏經洞被發現,但發現的“前奏”卻是這樣的:

王圓箓雇敦煌一位貧士楊河清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還于第16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楊河清沒事兒時喜歡抽幾口旱煙,當天,他第16窟甬道靠近北壁的辦公案處,背向北面坐待香客。當天可能沒有什么人,他點煙解悶,當煙斗里的煙絲燒成灰燼后,他順便向背后甬道墻壁磕打煙灰,沒想到壁內傳出咚咚連聲的空洞回音。

洞窟里嗆人的煙斗“敲”出了藏經洞,當天夜深,楊河清和王道士掌燈破壁,拆去土坯,里面是一個小型石窟,空間不過方丈,只見一卷卷的經卷,層層疊疊堆摞起來,又有幢幡、絹畫、銅佛及若干破舊法器。王道士意識到問題的重大性,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但嚴縣令認為那不過是發黃的廢紙而已。

其后,王道士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騎著毛驢行程800多里趕赴肅州(酒泉),找到他當年在巡防營當兵時的老上司、時任甘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廷棟是個有文化的人,在書法方面很有造詣,但對此并沒有興趣,甚至認為這些古代寫經的書法還不如自己的好。

王道士走后,書法家道臺廷棟覺得有些“不對勁兒”,認為自己的老部下那么遠地送來經卷很辛苦,如果不有些作為怕是對不住王道士,就將藏經洞的消息上報了甘肅藩臺布政使,同時建議藩臺將這些文寶運至省城妥藏。后來,雖然在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等人的努力下,一些古代文獻和文物運到省城蘭州保存,但藏經洞發現的其他文物仍然受不到重視。

四年后,王道士不得不非常郁悶地給慈禧太后寫信:吾同工人用鋤挖之,欣然閃出佛洞一所,內藏古經萬卷……然而,慈禧在那個時候哪能顧上呢,他的信當然是泥牛入海了。這些連同白俄兵經常扣造像的眼珠子,試圖從中摳出來財寶的事情加在一起,在今天看來,確實像是個笑話,但莫高窟的保護在當時來說的確是這樣的。所以,得感謝中國新,是新中國的成立才使得敦煌莫高窟得到了有效的保護,才有了它今天的燦爛輝煌。

至于當年的那些被“安置”在敦煌的白俄兵,他們在莫高窟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到了蘭州,雖然最終被遣散,被送往上海、天津等地后,遣送回國。但有一些人不愿回去,匿蹤于當地,以粉刷墻壁而謀生。至于阿年科夫,1927年國民軍劉郁芬主甘時接到引渡要求,馮玉祥電令劉郁芬將他押解西安,后引渡給蘇聯政府。據說,他在蘭州期間期間染上毒癮,成為大煙鬼,成天靡靡不振。在得知要被遣返回國之時,他雖然很悲痛也很害怕,但還是表示自己愿意懺悔并回國接受任理。

責任編輯: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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