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921年，敦煌縣長竟然允許白俄兵住進莫高窟，經常摳佛像的眼珠子

敦煌縣長：300白俄兵曾住在莫高窟，想從佛的眼珠子里摳出財寶來

白俄是一個歷史名詞，指的是在俄國革命和蘇俄國內革命戰(zhàn)爭爆發(fā)后離開俄國的俄裔居民，通常他們對當時俄國的政權（蘇維埃政權）持反對態(tài)度。大多數(shù)白俄移民在1917到1920年間離開俄國，人數(shù)估計在90萬到200萬之間。

白俄階層主要為沙俄舊貴族和軍官、哥薩克、知識分子、商人和地主以及沙皇俄國政府的官員和俄羅斯內戰(zhàn)期間各種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官員。在中國，他們大多流亡于上海和東北等地，集中居住于上海租界，特別是上海法租界中。據(jù)今天的資料分析，當年逃到中國來的白俄共有20-25萬人（《鮮為人知的歷史：白俄的流亡之旅》澎湃新聞，2023-07-25）。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籃橋一帶站穩(wěn)腳跟后，都設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僅有210名俄僑，1934年，增至8260人。他們多數(shù)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呂班路、環(huán)龍路、金神父路一帶，在霞飛路中段，所謂的小俄羅斯區(qū)域，開設服裝店、面包房、咖啡館，使得霞飛路成為上海最浪漫的一條商業(y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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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大都與東正教有關（東正教、天主教（羅馬公教）、基督新教為基督教三大流派）。著名俄僑領袖西蒙主教于1926年在當時上海俄僑聚居中心百老匯（今大名路）一帶的惠民路，修建了一座提籃橋求主堂，搜集到一些精美圣像，還組織起一個頗像樣子的教堂合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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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僑居上海的白俄大都遷入上海法租界，在復興路建起了一幢三層樓、頂上有鐘樓的圣母堂。為紀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4年，又在上海法租界建起一座圣尼古拉斯教堂，成為上海白俄僑民的一大宗教盛事。此外，白俄僑民還在上海先后建立了“主顯堂（閘北俄國禮拜堂）、霍山路圣安得列教堂、衡山路俄國商業(yè)提喚堂等。

在段歷史的背后，有一支白俄殘軍從新疆來到敦煌，被時任敦煌縣長以防“不利百姓”，安置的莫高窟，對莫高窟的珍貴文物形成了極大破壞。

這支白俄殘軍的首領叫阿年科夫，也作安連科夫。

對于阿年科夫的身份，《隴史掇遺》（上海書店，1993年）中說他是原沙俄七河省中將司令，但包爾漢的《新疆五十年》（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和《敦煌簡史》（敦煌文藝出版社，2021年）中說他是白俄軍隊少校。他也被稱為沙俄中亞細亞總司令，但說他為中將軍銜，除了《隴史掇遺》，似沒有更多權威出處。所以，他在絕大多數(shù)的資料里仍然被看成少校，而他當時帶領進入中國的軍隊約為1400余人。

1918年底，蘇聯(lián)紅軍和白軍的戰(zhàn)火又起，這次是5000白軍在首領阿年科夫的率領下，從塞米南下，欲借道塔城，進攻俄國扎爾肯特的蘇聯(lián)紅軍。1918年11月5日，借道電報由塔城白俄領事多羅布哲夫轉交中方。

塞米在今天哈薩克斯坦的東哈薩克斯坦州，地處額爾齊斯河畔，全稱塞米巴拉金斯克，是俄語七座樓房的意思，1718年開埠前后，該城地標性建筑是一座藏傳佛教寺院，寺內有七座建筑，由此得名。

扎爾肯特在七河地區(qū)東南，距離中國邊境30公里，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潘菲洛夫區(qū)扎爾肯特鎮(zhèn)。

七河地區(qū)指流向巴爾喀什湖的七條河流支，包括巴爾喀什湖以南、中亞河中以東，以伊塞克湖及楚河為中心的周邊地區(qū)，大致包含了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江布爾州和吉爾吉斯斯坦以及新疆伊犁一帶。1867年，俄國在這里設立七河州，面積40.22萬平方公里，首府維爾諾，下分六縣。此時，為蘇聯(lián)紅軍所控制。

想要從塞米到扎爾肯特，有一條便捷的路線，即向南行至巴爾喀什湖，然后順河逆流而上，全程約600公里。“借道”的阿年科夫卻沒有選擇這條線路，他選擇的線路多少有些奇怪，即先行向東南450公里的塔城，進入中國境內，從塔城向南行350公里到達伊犁，再從伊犁出境，奔襲30公里外的扎爾肯特。

為什么要繞這么個大圈，多走接近一倍的路程？有學者分析，是因為阿年科夫對于能否取勝并無信心，如果選擇塞米徑直南下巴爾喀什湖，很可能會遭到早有準備的蘇聯(lián)紅軍迎頭痛擊，一旦失敗，遠離大本營幾百公里，很可能就是全軍覆沒的結局。而選擇經由塔城至伊犁的迂回，則意味著若是失敗，可以迅速撤回幾十公里外的伊犁，進入中國境內，至少還有塔城領事多羅布哲夫的接應，可保從容撤回塞米。

然而，最終阿年科夫連塞米也沒能撤回去。金作屏《憶我父親金樹仁主新前后》（蘭州文史資料選集第3集，1985年23月）中說——

1919年因10月革命的發(fā)展，沙皇俄國中亞細亞司令阿年科夫潰敗，所部約二萬余人，逃竄于伊犁、塔城一帶，占據(jù)了當時直屬中央管轄的阿爾泰特區(qū)，企圖成立俄國政府，在新疆的俄國富有僑民紛紛響應。阿山道尹周務學因變起倉促，無法措置，以自殺殉國，省垣震動，邊情急于星火。我父親多方出謀獻策，將白俄軍隊拆散，分遣各地，計賺阿年科夫到迪化拘禁起來，竄入新疆的白俄軍隊全部繳械。使阿爾泰山一帶解于累卵，深得楊增新嘉許。

金作屏是金樹仁的兒子。楊增新于1912年主政新疆，1914年金樹仁應召入疆，供職幕府，長于筆札。1916年，金在省政治研究所學習，曾考列第一，頗得楊增新的青睞。金在楊面前表現(xiàn)得十分恭順，極得楊的歡心。《中華民國史·人物傳》第三卷《金樹仁》中也說，1919年，沙俄將軍阿年科夫潰敗，竄入塔城、伊犁等地，占據(jù)阿爾泰山特區(qū)，金樹仁協(xié)助楊增新將其軍隊瓦解，并計誘阿年科夫到省被擒。也就是這一年，金樹仁考取一等縣知事，先后任阿克蘇、疏府（今喀什市）、迪化（今烏魯木齊市）等縣知事（中華書局，2011年）。

阿年科夫與另外兩個分別叫杜托夫和巴基奇帶領白軍一路且戰(zhàn)且退，進入塔城的，到了阿爾泰杜托夫和巴基奇決定撤離，被遣還蘇俄，但阿年科夫卻試圖煽動暴動，結果被繳械并被送至迪化關押了起來。1921年，阿年科夫及其殘部700多人，經楊增新請示北京同意，一部分被安置在新疆，一部分被安置在甘肅。今天，很多資料中均說，被安置在甘肅的這一部分人大約有300多人，但甘肅文史專家姜洪源先生從一份舊檔案中查閱出，隨同阿年科夫到敦煌的俄國軍人共有469人、馬匹488匹、車18輛，只是在敦煌進行人馬分離時分走馬407匹，也就是說他們包括阿年科夫在內的469人全被安置在了敦煌。

本來，阿年科夫等469人被金樹仁押送出星星峽，甘肅督軍本來不想接收，但是奈何金已把押送隊派往哈密，不得不接手。而這也不時任敦煌縣縣長陸恩泰出了一個難題。陸恩泰，榆中金崖鎮(zhèn)古城村人，清末附生出身，1917年1月出任敦煌縣縣長。《金吉泰蘭州文史見聞錄》（敦煌文藝出版社，2023年7月）中說——

這些流亡的白俄殘兵來到敦煌，時值陸恩泰在職，如何處置這伙亡命之徒呢？處置不當會對老百姓不利，陸恩泰想到了離縣城25公里外的千佛洞。他大概認為那是些石洞子，是不怕這些殘兵敗將會怎么樣。和當?shù)伛v軍統(tǒng)領周秉南（臨洮人）商議后，就由縣政府和駐軍共同負責，便把這幫白俄士兵安頓到莫高窟里去了。

這樣，白俄舊部三百多人的龐大群體就住進了藏有珍貴壁畫、彩塑的莫高窟里。他們長時間的住宿、起居睡臥、生火造飯、煙熏火燎……加上他們情緒不好，又終日無所事事，更不知窟壁上壁畫的價值，因此，他們對這些珍貴文物的損傷與破壞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敦煌百姓對此舉卻是一片贊揚，說陸縣長把阿年科夫和那三百多白俄軍安置到石洞子里，免卻了多少擾民事件。可見陸恩泰縣長是和普通老百姓處在同一個認識水平，認為把禍水推搡到沒處用的石洞子里，一舉兩得。

敦煌石窟一名通常用以指莫高窟，是莫高窟、西千佛洞的總稱，有時也包括安西的榆林窟。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的西部盡頭的敦煌。它的開鑿從十六國時期至元代，前后延續(xù)約1000年，這在中國石窟中絕無僅有。既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璀璨的藝術寶庫，也是古代絲綢之路上曾經發(fā)生過的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見證。

莫高窟現(xiàn)有洞窟735個，保存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構窟檐5座，是中國石窟藝術發(fā)展演變的一個縮影，在石窟藝術中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窟內繪、塑佛像及佛典內容，為佛徒修行、觀像、禮拜處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洞窟分南北兩區(qū)：南區(qū)492個洞窟是莫高窟禮佛活動的場所，北區(qū)243個洞窟主要是僧人和工匠的居住地，內有修行和生活設施土炕坑、煙道、壁龕、燈臺等，但多無彩塑和壁畫。

據(jù)甘肅當?shù)匚氖焚Y料記載，白俄兵使千佛洞“佛洞壁畫受損頗多”，因為他們非常窮，所以經常扣造像的眼珠子，試圖從中扣出來財寶。今天，人們在談論這件事時，多少都會指責陸縣長幾句，但是要知道，莫高窟在新中國成立前基本上是沒有得到過保護的，當時，在很多人的眼里、心中，它不過“石洞子”而已，甚至是沒有用處的。

1898年或1897年，湖北麻城人王圓箓來到莫高窟下寺安身。當時的莫高窟應該是這副模樣：洞窟大多倒塌，被風沙掩埋，一片破敗景象。在王圓箓的苦心經營下，這里的影響逐漸上升，香火得以旺盛了起來。1900年6月22日，藏經洞被發(fā)現(xiàn)，但發(fā)現(xiàn)的“前奏”卻是這樣的：

王圓箓雇敦煌一位貧士楊河清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fā)售，還于第16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楊河清沒事兒時喜歡抽幾口旱煙，當天，他第16窟甬道靠近北壁的辦公案處，背向北面坐待香客。當天可能沒有什么人，他點煙解悶，當煙斗里的煙絲燒成灰燼后，他順便向背后甬道墻壁磕打煙灰，沒想到壁內傳出咚咚連聲的空洞回音。

洞窟里嗆人的煙斗“敲”出了藏經洞，當天夜深，楊河清和王道士掌燈破壁，拆去土坯，里面是一個小型石窟，空間不過方丈，只見一卷卷的經卷，層層疊疊堆摞起來，又有幢幡、絹畫、銅佛及若干破舊法器。王道士意識到問題的重大性，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但嚴縣令認為那不過是發(fā)黃的廢紙而已。

其后，王道士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騎著毛驢行程800多里趕赴肅州（酒泉），找到他當年在巡防營當兵時的老上司、時任甘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廷棟是個有文化的人，在書法方面很有造詣，但對此并沒有興趣，甚至認為這些古代寫經的書法還不如自己的好。

王道士走后，書法家道臺廷棟覺得有些“不對勁兒”，認為自己的老部下那么遠地送來經卷很辛苦，如果不有些作為怕是對不住王道士，就將藏經洞的消息上報了甘肅藩臺布政使，同時建議藩臺將這些文寶運至省城妥藏。后來，雖然在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等人的努力下，一些古代文獻和文物運到省城蘭州保存，但藏經洞發(fā)現(xiàn)的其他文物仍然受不到重視。

四年后，王道士不得不非常郁悶地給慈禧太后寫信：吾同工人用鋤挖之，欣然閃出佛洞一所，內藏古經萬卷……然而，慈禧在那個時候哪能顧上呢，他的信當然是泥牛入海了。這些連同白俄兵經常扣造像的眼珠子，試圖從中摳出來財寶的事情加在一起，在今天看來，確實像是個笑話，但莫高窟的保護在當時來說的確是這樣的。所以，得感謝中國新，是新中國的成立才使得敦煌莫高窟得到了有效的保護，才有了它今天的燦爛輝煌。

至于當年的那些被“安置”在敦煌的白俄兵，他們在莫高窟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到了蘭州，雖然最終被遣散，被送往上海、天津等地后，遣送回國。但有一些人不愿回去，匿蹤于當?shù)兀苑鬯Ρ诙\生。至于阿年科夫，1927年國民軍劉郁芬主甘時接到引渡要求，馮玉祥電令劉郁芬將他押解西安，后引渡給蘇聯(lián)政府。據(jù)說，他在蘭州期間期間染上毒癮，成為大煙鬼，成天靡靡不振。在得知要被遣返回國之時，他雖然很悲痛也很害怕，但還是表示自己愿意懺悔并回國接受任理。

責任編輯：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原创：1921年，敦煌县长竟然允许白俄兵住进莫高窟，经常抠佛像的眼珠子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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