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布克獎2023：沒有文學，我們如何聽到怒海之音

李佩珊/文

憑借小說《先知之歌》（ProphetSong），愛爾蘭作家保羅·林奇（PaulLynch）被授予了2023年布克獎。

《先知之歌》到底寫了什么，被評委會主席埃西·埃杜吉安(EsiEdugyan)評論為閱讀過程會沉浸在其所構建的強大的幽閉恐懼中？前失業(yè)記者林奇為何能夠在如此重要的文學大獎取勝？本屆布克獎最終13人的候選名單中足有四名愛爾蘭作家入圍，我們可否將之稱為“愛爾蘭文學復興”？

離開房子，進入大海

《先知之歌》的大部分場景發(fā)生在一座小小的房子里，那里是微生物學家艾利什·斯塔克（EilishStack）和她的丈夫，以及四個孩子共同的家。

故事開始于一次敲門，虛構中上臺不久的愛爾蘭極右翼政府所派遣的秘密警察急促地敲響了艾利什家的房門。他們來尋找她的丈夫拉里（Larry），一位愛爾蘭教師工會的高級成員。這座房子和艾利什的寧靜已然被打破，“名為黑暗的東西已經進入了房子里”。

失蹤的丈夫留下的痕跡是房子里積久不干的黑暗水漬。她努力尋找丈夫，同時勉力維持著生活如常進行。她要照顧因為阿爾茨海默癥逐漸失智的父親、青春期叛逆的大兒子和女兒、尚在頑劣年紀的三兒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兒子。她的日常生活仍舊是“女人四十”那些挾裹在雞毛蒜皮里的瑣碎疲倦，然而黑暗迫不及待匯流成股、成河，要將她淹沒：民粹的火焰熊熊燃起，她失去了工作，被鄰居們視若無物拒絕交流。大兒子對她失望，選擇離開了家，曾經是體育健將的女兒龜縮在自己的房間里陷入抑郁。暴亂后，漫天要價的日用品價格讓她無力支撐。隨即，是一場徹徹底底撕毀了所有人生活的內戰(zhàn)。

然而，她自始至終都不愿離開這座房子。即使她在加拿大的姐姐花費重金請人幫助她離開愛爾蘭，即使槍聲和轟炸聲充斥著已不再熟悉的街區(qū)，她都不愿離開。姐姐在電話中勸慰艾利什，“歷史是無聲的記錄,記錄著那些不知道何時離開的人”。林奇讓她對這“自以為是的聲音”直抒胸臆：“這句話顯然是假的。歷史無聲地記錄著那些無法離開的人,記錄著那些沒有選擇的人。當你無處可去,又沒有辦法抽身的時候,你無法離開。當你的雙腳扎根于大地,離開就意味著撕裂雙腳的時候,你無法離開。”她伴著槍林彈雨聲烤面包，抓住一切停戰(zhàn)時間清潔落入家中的炮灰，試圖守護住這棟她生活最后的壁壘。

直到猛烈到不分居民區(qū)的轟炸讓這座房子被毀滅成廢墟，她外出買牛奶的三兒子不幸逝世，她不得不帶上僅剩的一對兒女踏上了逃難的旅途。房子的最終毀滅，幾乎是她生活中最后一點安全感也土崩瓦解的隱喻，“她眼前看到的是秩序被破壞，世界陷入了黑暗和陌生的海洋”。

艾利什三兒子的死亡本該成為整本小說最哀傷的高潮，但林奇不給我們絲毫喘息的機會。他讓接下來的逃難旅途更加坎坷折磨，還添上了一種習慣非人待遇后的麻木窒息感。政府軍和叛軍的士兵都不斷地勒索、折磨這些亡命逃難的人們，甚至窺伺起艾利什的女兒。在女兒的尖叫中，她粗暴地將女兒的頭發(fā)剪得七零八碎，以求再也不會引來任何人的關注——“她知道自己已經與這片黑暗融為一體”。

最終，林奇讓字面意義上的“黑暗和陌生的海洋”成為了艾利什一家未來縹緲命運的短暫休止符，以及這篇小說的終點。他們必須和其他難民一樣渡過海峽，這是他們現(xiàn)存的越過國境的唯一方式。面對精神崩潰不愿孤注一擲的女兒，艾利什握住了她的手告訴她，“我們必須去大海，大海就是生命”。

文字上緊湊得毫無縫隙，情節(jié)上步步緊逼地陷入黑暗，林奇讓整本小說成為了一場沉浸式的溺水儀式，讀者被迫一同沉入黑暗。林奇去掉了幾乎所有分行號和話語之間的冒號、引號，進行的幾乎不是一場“文字試驗”，而是一場“排版試驗”，讓書本自身密密麻麻的每一頁成為了心理威壓本身。正如評委會主席埃西·埃杜吉安所說的，林奇讓我們開始閱讀時就“感到不安”，“沉浸在林奇所構建的強大的幽閉恐懼中”，無休無止地被困擾。

從水漬到海洋這些關于黑暗擴大的隱喻，當然是《先知之歌》這篇小說主旨最重要的喻體。不過，從某些方面來說，離開房子、進入大海這個隱喻，才是能夠幫助我們更多地理解這篇小說和愛爾蘭文學藝術乃至當下現(xiàn)實如何共振共鳴的抓手。

我們先從《先知之歌》與愛爾蘭歷史文學的共振說起。過去百年間，愛爾蘭的政治命運之飄搖，社會民生之動蕩，足足需要一本書的長度才能夠闡述完整。此處便不再多言，讀者可自行搜索“愛爾蘭自治運動”加以了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北愛爾蘭首席部長大衛(wèi)·特林布爾曾在他的獲獎感言中，將愛爾蘭比喻成一棟由親英的阿爾斯特忠誠主義者在如此不確定的土地上所打造的堅固房子，在房檐之下，仍舊感到冰冷的天主教徒和渴望掀翻一切愛爾蘭共和軍各懷心思。

作家亞歷山大·普茨（AlexanderPoots）在他的著作《陌生人的房子》（TheStrangers'House）中指出，歷經幾個世紀不安定的風雨、長期維持在“這種陷入困境的同居關系”中，愛爾蘭文學見證了“一個又一個作家對一個難以捉摸的家園的渴望”。擁有和保持自己的房屋占據著愛爾蘭文學主題的重要地位，然而“不可避免的失敗”，才是愛爾蘭文學作品的真正主題。

或許很多讀者對愛爾蘭文學藝術感到陌生，不過，只要你看過去年最受關注的愛爾蘭電影《伊尼舍林的報喪女妖》（TheBansheesofInisherin），那你一定會對普茨總結的精確程度心有戚戚。電影行至結尾，主人公康姆的寵物驢被誤殺，憤怒的他點燃了始作俑者的他的故友的房子。然而對方早已心存死志，只是靜靜地呆在這座已經燃燒著的海邊的房子中。不過，鏡頭一轉，兩人又一同站在沙灘上，仰望著海那邊暫停的硝煙，暫且握手言和。如此，《先知之歌》的“離開房子、進入大海”的隱喻，正是對幾個世紀以來愛爾蘭歷史和文學藝術遺產的繼承和共振。

再說《先知之歌》和當下現(xiàn)實的共鳴。埃杜吉安認為，“它生動捕捉了我們當下的社會和政治焦慮”。小說中虛構的愛爾蘭極權主義極右傾政府的上臺極為迅速，而它走向垮臺和帶來社會崩潰的過程更為迅速。林奇捕捉到了西方社會開始陷入“只差經歷兩三個滑坡和混亂的政府就會崩潰”的脆弱性。簡言之，所有人都在隔岸觀火，但所有人都有可能在瞬間烈火焚身。《先知之歌》所構建的這種強大的幽閉恐懼，這種令人心碎的壓抑和真實，足以喚起在隔岸觀火的那些西方讀者。林奇用令人戰(zhàn)栗的情感敘事給他們以警告。

“記者再就業(yè)文學現(xiàn)實主義”

在于2013年出版自己的小說處女作《早晨的紅色天空》（RedSkyinMorning）、決意投入小說事業(yè)之前，林奇的職業(yè)生涯圍繞著新聞行業(yè)展開。在他供職的《星期日論壇報》于2011年停刊前,林奇是該報的副主編和首席影評人。

在“新聞時效性”上的“投機取巧”，是林奇獲勝面臨最大的質疑。就在布克獎開獎前兩天，2023年11月24日，極右翼反移民分子在都柏林街頭策劃了針對兒童的持刀襲擊、搶劫和縱火事件。對此，愛爾蘭政府出動了有史以來最多人數的防暴警察來控制局面。結合評委會整整五個小時才就最終獲獎者達成一致的艱難，新聞發(fā)布會上記者們毫不留情地詢問剛抱得大獎的林奇，他的獲獎是否和這一最近發(fā)生的暴亂有所關聯(lián)。林奇非常流程式地表達了對該事件的震驚和憤慨。不過，他強調他并非那種投機的“政治小說家”，畢竟他這本小說是耗費五年完成的。評委會主席埃杜吉安坦承，在評委會討論過程中，他們確實談論到了這件新聞。然而她替林奇和他的作品正名道，《先知之歌》的獲獎在于它是一部“既能和當下對話、又可能超越當下”的“真正的虛構作品”，而非只考慮了“及時性”。“既能和當下對話、又可能超越當下”這種描述，聽起來似乎過于玄妙。但回顧這幾年包括林奇的《先知之歌》在內的歐洲文學大獎最終選擇的作品，基本都能和這種描述吻合。這股回歸當下、對話當下進而超越當下的現(xiàn)實主義的風潮，已然席卷了這幾年的歐洲文學大獎。

先拿《先知之歌》舉例。林奇說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敘利亞戰(zhàn)爭和難民危機。他試圖通過《先知之歌》的寫作，來解決徘徊在他心頭的那個問題：那個不幸被沖上土耳其沙灘的難民小男孩的父母，為何不顧一切選擇登上一艘危險的船來逃離自己的國家？《先知之歌》所選擇的對話對象，正是當下站在二戰(zhàn)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危機前，卻“普遍冷漠”、無動于衷的西方。他將這部小說作為“激進同理心”的嘗試，試圖用文學的超驗心理體驗來撼動西方讀者的心理壁壘，讓他們切實置身并徹底陷入“生活在一個崩潰社會的體驗”中。這也正是《先知之歌》的“超越當下”所在。正如埃杜吉安所補充的，這本小說對身處全球動蕩的艱難時期中的每一個人都具有強烈的“指導性愿景”，能夠提醒我們獨善其身的不可能，提醒我們那些所有值得我們拯救的東西。

2022年的布克獎花落《艾梅達死后七夜》（TheSevenMoonsofMaaliAlmeida），它用頗有幾分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筆觸描述斯里蘭卡內戰(zhàn)，同樣能套進這樣的描述。最能和《先知之歌》比較的，或許是2018年法國龔古爾獎贏家，法國前記者尼古拉·馬修（NicolasMathieu）的《他們之后的孩子》（Leursenfantsaprèseux）。馬修明晃晃地亮出了他師從福樓拜“現(xiàn)實主義”的野心，用文學描述來對話現(xiàn)實，也用文學報復現(xiàn)實、超越現(xiàn)實。

或許我們可以戲謔地將林奇和馬修的這種“現(xiàn)實主義”稱為“記者再就業(yè)文學現(xiàn)實主義”。新聞業(yè)的凋落，已經是全球范圍內不爭的事實。當我們打開手機，就可以無限地觀看甚至被直播“遠方的哭聲”時，記者和新聞業(yè)存在的意義顯然已被嚴重削弱。問題在于，當“遠方的哭聲”俯拾即是時，我們只會在對這些事件的奇觀化中陷入徹底的麻木和漠視，仿佛那是隔著一層纖細的屏幕玻璃永遠不會燃燒過來、被永久阻斷的現(xiàn)實。但是我們仍舊渴望抵達現(xiàn)實，社會仍舊需要抵達現(xiàn)實。于是我們重新呼喊和感召那些古老共情方式的幽靈，它們是文學、電影以及其他的一些藝術形式。于是，新聞業(yè)失去的一些崗位又被以新的方式彌補。像林奇這樣擅長古老文字招魂術的記者，重新找到了更適合他們的“天命”，用文學幫助人們和當下對話，繼而超越當下。

林奇和馬修所創(chuàng)造的這種嶄新現(xiàn)實主義的精妙在于，它真正掐住了那根日常和危機之間的“細細的紅線”，替我們打碎了那道阻斷現(xiàn)實的屏幕圍墻——林奇將它描述為“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和我們失去它們的那一刻之間的界限”，一種“特殊的脆弱性”。

林奇的領悟來自他的親身經歷。本來一直認為自己很健康的林奇，在45歲時被醫(yī)生發(fā)現(xiàn)他的腎臟上長了一個腫瘤。癌癥的噩耗直接擊潰了他。“那是我生命中最黑暗兩天”，他坐在自己的閱讀椅上，整整兩天沒有起身。林奇開始思考起自己的人生和人類的命運，“我們一生都認為我們擁有了某些東西，工作、健康、家人”，然而，這些并不真的被我們所擁有，最多是在此時此刻被我們所經歷。他繼而將對生活真實性的思考推進到對作品真實性的思考，試圖在作品中找到那個細微的生活轉變的時刻并賦予其象征。正如前文的分析，在《先知之歌》中，這就是“離開房子、進入大海”。

事實上，林奇在文學上的野心相當遠大。他將嚴肅小說視為一種定義人類狀況真相的“知識形式”——我們的命運，注定是有限和痛苦的。我們注定要離開自以為安穩(wěn)的房子、進入復雜又黑暗的大海，這才是我們真實的人生和人類真實的命運。畢竟，在人類歷史上，經歷動蕩和痛苦是多數，擁有安穩(wěn)和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錯覺才是少數。

尾聲：“愛爾蘭文學復興”？

本屆布克獎終選名單公布時，有四位愛爾蘭作家創(chuàng)紀錄地進入了這最后13人的名單。除了林奇的《先知之歌》，還有保羅·默里（PaulMurray）的《蜂蜇》（TheBeeSting）、伊萊恩·菲尼（E－laineFeeney）的《如何建造一艘船》（HowtoBuildaBoat），以及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Barry）的《舊神的時代》（OldGod'sTime）。考慮到愛爾蘭只有500萬人口，只占到全世界以英語為母語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這樣亮眼的成績只能用奇跡來形容。

對愛爾蘭文學不甚了解的人，可能會將之形容為“愛爾蘭文學復興”。事實上，愛爾蘭一直盛產杰出作家，例如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Yeats）、 蕭 伯 納 （GeorgeBernardShaw）、薩繆爾·貝克特（SamuelBeck－ett） 以及謝默斯·希尼（SeamusHeaney）。上述四位作家都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不過，將之和歷史上有最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法國相比的話，四位和十五位的數量之間還是有差距的，但考慮到法國人口約為6800萬、幾乎是愛爾蘭人口13.6倍，愛爾蘭在文學傳統(tǒng)上的強勢就不容小覷。

不過，誠如愛爾蘭當代作家、愛爾蘭小說獎得主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Barry）所言，當下這個時代是愛爾蘭文學的“黃金時代”。在今年布克獎公布之后，傳媒也紛紛關注到了當代愛爾蘭文學的氣勢如虹。BBC采訪了都柏林圣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Dublin）愛爾蘭寫作教授克里斯·莫拉什（ChrisMorash），他認為確實沒有簡單的答案可以來解釋這一切。不過莫拉什認為，就像“成功會帶來成功”那樣，“寫作也會帶來寫作”。當一位年輕作家受到了自己以上兩三代成功作家的勉勵，四周還有同樣優(yōu)秀的同輩作家可以互相激勵的時候，寫作這條路就會變得更寬、引來更多的人通行。這或許也是為什么人們常常感嘆“天才總是成群結對到來”的背后原因。

不過，都柏林圣三一學院英語學院的博士研究員奧萊絲·達林（OrlaithDarling）、曼徹斯特大學愛爾蘭文學教授利亞姆·哈特（LiamHarte）分別接受《周刊》（TheWeek）、BBC采訪時，不約而同地將原因歸到了政府的經濟扶持。

自1969年以來，愛爾蘭一直對藝術家實行稅收優(yōu)惠政策。自1998年以來，愛爾蘭政府機構藝術委員會一直向愛爾蘭的小型獨立文學雜志《蠅蟄》（TheStingingFly）提供撥款，2023年的撥款到了驚人的二十萬美元。《蠅蟄》孕育出了全球暢銷書作家莎莉·魯尼（SallyRooney），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是那些后來被證明相當有前途的愛爾蘭作家的亮相之地。

“培養(yǎng)和提拔作家”幾乎成為了愛爾蘭的重要國策。愛爾蘭于2015年設立了愛爾蘭國家小說獎 (LaureateforIrishFiction)。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愛爾蘭還推行了對象是藝術家的為期三年的基本工資試點計劃，“藝術基本收入”（BasicIncomefortheArts，BI－A)。參加該計劃試驗的包括作家在內的藝術家，會獲得一共持續(xù)三年、每周325歐元的基本工資。

在我看來，愛爾蘭當代小說家們之所以在全球掀起波瀾的一個相當重要、卻鮮有提及的原因，是他們從未將自己限制為“愛爾蘭”作家。林奇在采訪中也隨口提到過，包括他在內的很多愛爾蘭作家會認為自己是全球作家，將舞臺放在全球而非愛爾蘭讀者身上，努力去駕馭“更宏大的主題、更厚重的小說”。這或許也是為什么愛爾蘭作家的小說的影視改編權深受全球電影公司和全球流媒體平臺的青睞。坦白說吧，相信我們大多數人熟識科爾姆·托賓（ColmTóibín）是因為電影《布魯克林》（Brook－lyn，2015），熟識艾瑪·多諾霍（EmmaDonoghue）是因為電影《房間》（Room，2015），而熟識莎莉·魯尼則是因為網飛電視劇《普通人》（NormalPeople，2020）。

責任編輯：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布克奖2023：没有文学，我们如何听到怒海之音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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