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當我們在呼喚公德心和社會良知的時候，正好說明我們現在缺乏公德心和社會良知；當我們在高喊創新的時候,正好說明我們目前創新的還不夠。”
《不以善惡論圣賢，只以輸贏論英雄》
《韓非子》中沒有專門章節對人性進行專門論述，但處處閃現關于人性的論述，韓非始終沒有對人性進行主觀的褒貶，他用一種近乎客觀的語氣在談論人性如何如何，人們應該如之何如之何。
可見韓非的頭腦中并沒有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惡的區別，他只是在就事論事，人性本來就是這么一回事嘛，趨利而避害，既可以是建設者，也可以是破壞者。
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不會無償做好事，也不會不計后果地做好事，對君主而言就是“運用之秒，存乎一心”。
后人將人性本惡的標簽貼在了韓非身上，其實韓非并不關心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有意義的，只關心什么是有用的。
尼采在《超善惡》中要闡述的意思，有兩位古人已經模糊的感覺到了，一個是我們的韓非子，另一個是他們的馬基雅維利。
那么，如我們現代讀者所言—— 韓非為什么這么惡呢?
任何學說都是時代的產物，黑格爾說過哲學這東西就是tm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到臨近傍晚的時候才會哇的一聲從枝頭起飛。
當戰國這段精彩的亂世快要結束的時候，韓非哇的一聲，于是便有了經世駭俗的《韓非子》。與《韓非子》堪稱姊妹篇的《君主論》的誕生與《韓非子》有異曲同工之秒。《韓非子》雖然像2002年第一場雪一樣來得有那么晚一些，但還是趕上了秦始皇的二路汽車。
秦以后，法家的作用沒有減小，但地位卻下降了，站在法家頭上的是老對頭儒家，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法家太務實了，太直接了，太有力了，這些長處反過來也是短處，有些領域是不適合法家的，比如教育、宣傳、祭祀、文化等。
總而言之，一切和國家形象有關的領域都不太適合法家，而在制度、法律、軍事、甚至群體心理等方面，法家依然起主導作用。
名儒實法幾乎成了后世王朝治國的不成文規定，名儒實法的簡單表述就是打著儒家的旗幟走法家的道路，雖然有點讓人費解，但這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試想如果那本啟蒙讀物《三字經》的開頭寫著"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貪"，結果會如何?
再想兩支其他方面幾乎相同的軍隊在戰場上相遇，一方受到忠君愛國的訓示，另一方有一項很透明，執行也很得力的政策：殺敵一人賞田百畝進一爵，哪一方的勝算更大?
名儒實法的框架之下并不是涇渭分明，兩者界限總是模糊不清，而且相互滲透，沖突時有發生，特別是在重大改革時期儒家總是希望道德完人完成歷史使命，而法家則試圖通過改變權力結構取得成效。
儒法兩家瓜分了官方市場，在民間市場中又有了道家參與，道家對中國人的影響主要是在社會交往及人情事故方面，中國人處理人際關系很有點打太極的味道，由這些思想形成的社會規則和潛規則既不明晰也不確定，看似不著邊際，其實處處存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既能將小人捧成明星，也能將英雄拉下馬來，我們總是用一生來學習這些東西。
一開始我們受到的教育是人性是美好的、社會是充滿愛的、食肉者都是君子，可是當我們走進社會才發現真實的世界并不是教科書上那般美好，于是乎懷疑產生了 —— 人性是善還是惡?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 當我們在呼喚公德心和社會良知的時候，正好說明我們現在缺乏公德心和社會良知；當我們在高喊創新的時候,正好說明我們目前創新的還不夠。
如果我們拿這個問題采訪一名羅馬人，一定會讓他滿頭霧水。羅馬人頭腦中沒有人性善惡的區別，在他們看來人性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盡管在我們看來羅馬人本性邪惡、貪婪、好斗。
孔夫子教導我們說君子要遠庖廚，可是在羅馬連最文雅的人都樂意觀看角斗士捉對廝殺的血腥場面。同樣，老美沒有像咱們那樣刻意拔高創新，可是他們的創新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可能是由于他們壓根就不知道守舊是何物。
人性善惡的問題給我們的頭腦帶來了不小的混亂。有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有的人做而不說，有的人說而不做；當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怎么說就怎么做，他們要么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要么就是招人喜歡的性情英雄———曹操的那篇《讓縣自明本志令》是一種反傳統的寫法，沒有善的虛飾，惡的率真可愛。
最苦惱的莫過于那些離開儒家書房剛剛走進法家競技場的青年朋友，被欺騙的感覺是共有的，這里有自己改編的小詩幾句獻給大家：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生氣，也不要憤慨，不順心時看一看《韓非子》，你就會心明眼亮、茅塞頓開。
———
儒家的存在是政治需要或者代表了人們的美好愿望，法家則揭示了更多的客觀實在。
抽象的、形而上的討論人性的善惡是沒有意義的。
這本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切的解答，一個人能夠證明出人性多么善,另一個人就能證明出人性多么惡。
雖然人們對人性善惡存有爭論，但對人性可塑確少有質疑，所以相比于《舊三字經》開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我覺得《新三字經》開頭"人之初，如玉璞，性與情，俱可塑"更貼切，前者的語氣先驗而獨斷，人性的可塑性在不同學術大師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反映。
韓非對人性的認識是時代產物，就像龐勒對群體心理的認識也是時代產物一樣。戰國時期，韓非看到了人們毫無顧忌的追求利益才得出人性趨利的結論，并依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套富國強兵尊君的理論體系。
《韓非子》反映了時代，超出于時代，照亮了后代，這也是任何一部偉大著作的歷史定位。如果沒有戰國，就不會有韓非這樣的政治理論家，同樣如果沒有民國，就不會有魯迅這樣的戰斗文藝家。那么，戰國一定是一個精彩紛呈獨具魅力的時代，不然怎么會產生《韓非子》這朵奇葩?
總的來說，戰國是個大洗牌的時期。言其大是由于不但變換了玩家，連游戲規則都同時發生了改變。
原先是周王朝統治下的一系列諸侯國，他們以分封建制為基礎，以周禮為最高政治準則，經過時代的洗禮，各諸侯國蠶變之后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其內涵已經發生根本的改變。
周禮作為老朽的游戲規則在春秋時期或許還有遮羞布的作用。到了戰國，連這個作用也喪失了，一切都變得赤裸裸、直截了當。從此再沒有任何人為規則來限制人們追求最大化的活動，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自然規則。
它出自天然帶著遠古的問候，絲毫沒有任何人為加工的痕跡，我們親切的稱之為“叢林法則”（“the law of the jungle”）
說到叢林法則，誰都能想到那是一種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狀態。一切都以戰勝對手，獲取利益為準；另一面就是防止被對手打敗避免損失。其實用中國人經常說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來形容叢林法則并不準確。叢林法則之下沒有道德家什么事，沒有道德家當然也就沒人去貼"王""寇"的道德標簽。
這里只有勝利者和失敗者，沒有高尚者和卑鄙者。這里不以善惡論圣賢，只以輸贏論英雄。雖然，人們很反感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應用于人類社會，但在戰國時代，我看不出哪里有不適合的地方。在這政治道德的真空中，孔老夫子"書成賊子懼"的超級神功已經完全失效，所謂的亂臣賊子不但沒有感到畏懼，相反卻在民眾的擁護中大行其道。
叢林法則體現在國與國之間，國君與大臣之間，大臣與大臣之間，其中的例子太多太多，數不勝數，經常出入《韓非子》中間的就有田氏代齊、戴氏竊宋、三桓截魯、六家分晉等大事，無數事實層層疊疊淤積起來，韓非抽絲剝繭深入分析，前后反思，終于擺脫了傳統學說的影響，看清了叢林法則之下人類趨利避害的天性。
不要忘了，非師承荀子，而荀子是儒家一派。其實韓非的發現只能算作回歸，因為在億萬年前人類本來就是這種生存狀態，而且一到亂世，這種狀態就重新出現。
某種意義上講，《韓非子》是叢林法則之下的生存斗爭思想，但并不是每個人都適用。
《韓非子》產生之前，各競爭者(無論大臣或者君子)都在無意識的按照叢林法則行事，能拐就拐、能誆就誆、有智用智、有力用力，而《韓非子》的出現像一盞明燈一樣為君主照亮了主動依據叢林法則獲取最大利益的道路。
韓非的思想雖然有千般好，但并不能用來太陽底下的一切事物，這也是韓非本人的意思。雖然他沒有直說，現在大家都知道了能解釋一切的學問也是什么也解釋不了的學問，唯有其用詞含糊，才能包容下更多信息。最極端的做法是豎起一根指頭便言太陽下沒有新鮮事物。這種情況是韓非極力譴責的，韓非并且身體力行，其行文一便是一、非便是非、沒有絲毫含糊，決不拐彎抹角、拖泥帶水。當然，這就要求我們在運用韓非思想的時候，必須對前提條件和周邊環境詳加考察。
前提條件越符合韓非當時的情況，韓非思想也就越顯其威力，只可惜歷史長河中理想狀態并不很多，因為道德和意識形態經常處于時代的最高地位，這種情況直至現代商業興起才發生改觀。
我國這一領域的發育得更晚，大概也就20多年的歷史,以前有誰敢在企業管理領域內明目張膽得提出"經濟人"的概念，但現在不同了，這一觀點已經取得了普遍的認可，實際上也確實如此。
"經濟人"是趨利的，如果人不趨利便無法實現管理，這正好與韓非子思想的前提是一致的，所以將現代企業管理與戰國政權興亡對比著釋讀《韓非子》是最恰當不過的。
《韓非子》強烈體現了叢林法則的特點，它務實、犀利、立意準確，無視道德，充滿著戰斗氣息和批判的精神，實在是欲有所作為者觀察世象、理解人性、領導團隊的思想利器。
總結
- 上一篇： 海边旅行必备物品清单
- 下一篇： ArcGIS 实验理论基础二十六 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