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魯迅與“左聯(lián)”的關系具體是怎樣的？

了解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魯迅與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田漢、鄭伯奇、洪靈菲是“左聯(lián)”代表委員會成員。魯迅、夏衍、錢杏邨組成主席團。那么，魯迅似乎天然是“左聯(lián)”領導人了？

一、左聯(lián)的性質和實際領導人

“左聯(lián)”是以之前的太陽社和創(chuàng)造社為基礎的。魯迅之前與這兩個社團成員如郭沫若、田漢等人有過較激烈的論爭，產(chǎn)生了隔閡。據(jù)馮乃超的回憶：1929年底，在黨中央宣傳部領導下，醞釀成立左翼文藝團體，以團結更多的人與蔣介石的反革命集團作斗爭。當時，黨的一些領導同志如周恩來、李富春提出停止文藝界的“內(nèi)戰(zhàn)”，不要把矛盾對準魯迅。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很多人接受了該要求，但只是出于組織服從，而不是從心里認同。

在上級黨組織的要求下，馮乃超與潘漢年、馮雪峰等人找魯迅商量左聯(lián)成立事宜，魯迅表示出了強烈的意愿。1930年3月2日，魯迅在成立大會上發(fā)了言，這就是《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其中有對馮乃超起草的左聯(lián)綱領中的一些觀點予以批評，認為綱領里的一些觀點太幼稚，太浪漫。

為行動方便，“左聯(lián)”分了幾個小組，各小組定期組織活動，而魯迅沒有被編入任何小組。這應當是考慮到魯迅是黨外人士，同時也考慮到魯迅的自由者立場，黨對魯迅的政治取向也不能完全明了。社團定期把活動情況，由聯(lián)絡員（先后有馮雪風、胡風等）向魯迅匯報，聽取魯迅的意見，除非必須要魯迅親自參加。“左聯(lián)”還設有秘書處（行政書記）和黨團書記。擔任這兩個職位的實為黨在左聯(lián)的直接領導，先后有潘漢年、馮雪峰、馮乃超和周揚等。

因為影響力和威望，魯迅被團結到左聯(lián)里來，不是“左聯(lián)”的實質領導人，他主要是作為“左聯(lián)”有文藝精神領袖而存在。但是，魯迅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左聯(lián)”的刊物如《巴爾底山》《前哨》《十字街頭》等都是由魯迅主編的，魯迅還用了大量時間給左聯(lián)作家審稿，寫序、推薦、發(fā)表、出版等。

以馮雪峰的話說，左聯(lián)是受黨的領導和支持。因此，左聯(lián)實質是一個革命性極強的文藝團體，擔負著重大的政治任務，很多成員也是地下黨員。因此，黨組織了”左聯(lián)“青年作家參加游行、貼標語、演講等公開活動。魯迅認為這些做法不可取，易暴露目標。左聯(lián)的柔石、李偉森、馮鏗、殷夫、胡也頻等五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捕而犧牲的。盡管反對，但魯迅仍盡力提供行動和金錢上的幫助。

二、魯迅與“左聯(lián)”實際負責人的分歧

1932年11月，《文學月報》1卷上發(fā)表了批判第三種人胡秋原的長詩《漢奸的供狀》，出現(xiàn)了這樣的句子：你這漢奸\真是混賬\肏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時為行政書記的馮雪峰看了，覺得很不妥，建議周揚公開糾正被拒絕。馮雪峰就去和瞿秋白、魯迅商量，都認為這樣的文風不好。魯迅就給周揚直接寫了一封信，主要觀點如下：

周揚把這信刊發(fā)到《文學月報》接下來的期刊上，并下這樣的按語：

“魯迅先生的這封信指示了對于敵人的一切逆襲，我們應該在‘論爭’上給以決定的打擊，單是加以‘辱罵’和‘恐嚇’，是不能‘使敵人受傷或致死’的，我以為這是尊貴的指示，我們應該很深刻地來理解的。”

應當說，魯迅的話是比較平和的，也是比較客觀地評價并提出中肯建議。但從周揚的這個反應來看，明顯不對路，甚至是曲解。這正表明二人在“左聯(lián)”任務和文藝性質認識上的巨大分歧。

1933年2月《現(xiàn)代文化》2期上，署名首甲（田漢）、方萌、郭冰若、丘東平的《對魯迅先生的恐嚇和辱罵決不是戰(zhàn)斗有言》一文對魯迅信中的觀點予以批駁：

蕓生的詩基本立場是正確的”，“魯迅為要糾正‘切西瓜’之類的‘恐嚇’時，卻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魯迅先生說‘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判生死’的話，顯然是把普洛文化運動的任務估計過低，把我們詩人與斗爭實踐分離，這是極危險的右傾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說法，無形中已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了。

他們不僅支持這樣的粗暴文風，不給魯迅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極危險的右傾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帽子，完全不接受魯迅的建議。1934年7月，林默（左聯(lián)青年作家廖沫沙）發(fā)表《論花邊文學》一文，說魯迅1934年的《倒提》一文有“買辦意識”。

這些來自“左聯(lián)”內(nèi)部的排斥和圍攻，讓魯迅很苦惱，也很氣憤。1934年4月，魯迅在寫給蕭軍的信中提到：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我真好像見鬼，怕了。這明顯表達了對“左聯(lián)”里的一些人包括對周揚、沈端先、田漢等人的不滿，相互的關系惡化漸趨明顯。

1935年，魯迅寫給曹靖華的信中說：這里的朋友（指左聯(lián)黨團成員）的行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過一種刊物，將去年為止的事情，聽說批評得不值一文，但又秘密起來，不寄給我看。在給胡風的一些信里，對周揚“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往外跑”（這一點，魯迅可能不了解當時周揚等共產(chǎn)黨人所面臨的白色恐怖處境而只能如此）的行為表示不滿：

一到里邊（左聯(lián)）去，即陷在無聊的紛爭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論，總覺得縛有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么起勁的做，也是打“，”這真令我手足無措。“這里的”工頭“當指左聯(lián)領導人如周揚等。

1935年，魯迅在《答徐懋庸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一文中提到的”四條漢子“即指田漢、周起應、夏衍、陽翰笙四人，明確表達了他的不滿情緒：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至憎惡起來，批評以周揚為代表的左聯(lián)領導人是“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

之前的1934年10月，陽翰笙、夏衍、周揚在之前夏衍的約定下，在內(nèi)山書店見魯迅，陽翰笙、周揚向他匯報了”文總“的工作情況。結果田漢突然插進一句話來：胡風這個人靠不住，政治上有問題。魯迅就非常嚴肅地問他”你是聽誰說的“，田漢說是聽穆木天說的。魯迅不高興地說：“穆木天是轉向者。轉向者的話你們相信，我不相信。”胡風是當時魯迅的聯(lián)系員。穆木天以前是左聯(lián)成員，后被捕，寫了自白書而被釋放，出獄后，他說胡風是南京派來的奸細。魯迅很信任胡風，原來就厭惡田漢的。這次會面，原本的約定人員是沒有田漢的，田漢的到來，讓魯迅有些不高興，田漢這樣說胡風，魯迅就更生氣了。可見，魯迅與左聯(lián)實際領導人的分歧是越來越大的。

三、魯迅與“左聯(lián)”的關系

左聯(lián)的內(nèi)部刊物《文學生活》，每期都要寄給魯迅、茅盾等人，其中一期未曾寄給魯迅。魯迅就找來一看，是1934年的工作總結，其中提到工作上的缺點。這讓魯迅大為不滿。茅盾說：一年的工作報告事先不同左聯(lián)的“盟主”魯迅商量，甚至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這就太不尊重魯迅了，“即使是黨內(nèi)的工作總結，也應該向黨外人士的魯迅請教，聽取他的意見，因為左聯(lián)究竟還是個群眾團體。”

1935年11月，根據(jù)在蘇聯(lián)的王明和康生的決定，蕭三給魯迅寫信解散“左聯(lián)”，另組新文藝團體，團結更多的人，以適應抗日形勢。此信寄給魯迅轉給左聯(lián)領導人。上級組織“文總”（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便執(zhí)行了這一決定。魯迅很贊同成立新的革命文學團體，但不應解散左聯(lián)。這個意見沒被采納。魯迅就要求發(fā)表解散“左聯(lián)”的宣言，聲明解散“左聯(lián)”是在新的形勢下組織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所必須的。但仍未被采納。

應當說，魯迅作為“左聯(lián)”領袖，應當?shù)玫匠浞肿鹬兀谧舐?lián)重大問題上，應與他仔細商量，這是左聯(lián)黨團組織考慮不周的地方。可見，魯迅是左聯(lián)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是左聯(lián)的精神靈魂，但是與左聯(lián)的關系，準確講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是合作關系，魯迅所持的態(tài)度和立場是“和而不同”。

責任編輯：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原创：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的？的全部內(nèi)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如果覺得生活随笔網(wǎng)站內(nèi)容還不錯，歡迎將生活随笔推薦給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