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名義上是中國帝制時代的最高學府，又叫太學。所謂“天下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但實際上，這個最高學府，與學術的關系不大，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衙門。而自隋唐科舉取士后，“人材所由興”的功能也弱化了，多數進士根本就不是國子監培養的，許多地方的“監生”，掛名為國子監的學生，但可能一輩子沒進過學校，要么是通過恩蔭，要么是掏銀子取得的資格。這個最高學府僅僅成為一個強化皇權意識形態-----即守護名教，闡釋禮義的標志性機構。

　　既然如此，國子建祭酒-----最高學府的校長，也就不是個學術職務，而是一個重要的官職，且品銜不低。明清兩代的國子監祭酒都是從四品。不過比起今天，這個級別也算不了什么，現在有好幾十所副部級高校，每個學校的書記、校長都是過去的侍郎銜，而明代的侍郎是正三品，清代是正二品，都比國子監祭酒的品級高。國子監祭酒作為高級官員，其使命自然不是培養學術人才。事實上中國歷代學術傳承是在民間，即“私學”。比如孔子有教無類，漢代鄭玄、劉向劉歆父子的傳經，宋、明時期的書院。而國子監作為官家衙門，反而是極力打壓不符合官方價值觀的學術觀點，和學術自由反其道而行之。劉歆的時代，盤踞在太學的五經博士是今文家，他們利用政治權力排斥古文家。所以劉歆寫了一封《讓太常博士書》的公開信，批評道：“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若必黨同門、妒道真，其為二三君子所不取也。”

　　但由于國子監畢竟名義上是傳播學問培養人才的機構，因此朝野對國子監祭酒這個官位的期望值和其他官員還是有區別的。多數人將其看成清貴之職，其實惠不如一個州縣地方官，但能博得士林的尊重，其學問、品行至少要強于一般官員。

　　話再反過來講，因為國子監祭酒既然是個朝廷命官，那么社會對其學問、品行的要求不可能有強制力，完全靠輿論或祭酒本人自律來維持。學問一般、品德低劣的人擔任國子監祭酒這種職務也不意外。比如明萬歷年間的國子監祭酒湯賓尹，是與東林黨勢如水火的“宣昆黨”重要人物，魏忠賢的打手王紹徽就出自其門下。他當考官時，為了照顧自己喜歡的考生韓敬，公然舞弊，讓各房互換考卷，硬是要把韓的考卷找出來錄取。他在致仕回老家后，勤于漁色，一旦知道哪里有婦女聚會，便微服去探尋，看到中意的，千方百計謀取，不管人家是否許配人家。不過，這人品行雖差，學問還得去，有不少著述留下。

　　1905年廢除科舉后，國子監這個官學衙門才廢止。最后幾任祭酒中，尚有大學問家，比如第一個發現甲骨文的王懿榮。國子監廢而大學興，但這種轉化也不一蹴而就的。戊戌變法時設立的京師大學堂算是國子監和大學之間的“解放腳”，依然不脫衙門習氣。京師大學堂的前幾屆學生，不是為讀書而去，純粹是去預備做官，所以當時的校工得老老實實稱呼他們為“老爺”。清室遜位民國肇始，還是如此，當時八大胡同各妓院最好的主顧有來自“兩院一堂”之說，即參議院、眾議院和京師大學堂。直到蔡元培先生執掌已改名為北京大學的大學堂，這個學府才算真正擺脫了國子監的功能，成為一所為學術傳承文明傳播而設的現代大學。

　　現在談到大學制度時，有人喜歡追憶蔡元培長北大時的學術氣氛。殊不知，這種自由開放的氣氛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官學傳統中，只是曇花一現。更多的時候，執掌官學的其官員身份遠重于學者身份。不過，歷史上那么多國子監祭酒，好像還沒有誰說過吾監乃為全體庶民養育人材，當由全體庶民供養之類的屁話。他們心里知道，國子監監生出來當官，主要是來管治老百姓的，說為朝廷效力、為自家謀利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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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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