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莫礪鋒 | 何為學術，學術何為？

南京大學是今天會議的東道主，我在這個學術團隊中年齡最大，古代文學學科向有尊老的傳統，童嶺副院長就讓我來發個言。我一向怕談宏觀的問題，一看會議的題目是“中國特色學術體系與古代文學研究論壇”，心里有點發虛。再看與會代表名單，皆我平日所畏者，更加忐忑不安。于是想乘這個機會把心中的困惑提出來向大家請教，就是“何為學術”與“學術何為”這兩個問題。

莫礪鋒在會上發言

何為學術？我曾在南京大學當過兩屆校學術委員會的委員，現在也還是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與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的學術委員會委員，照理說應該知道何為學術。但就像圣·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所說：“時間究竟是什么？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給他解釋，卻茫然不解了。”真要讓我說清楚什么是學術，我倒糊涂起來了。有人說“學術”一詞是舶來品，源于古希臘柏拉圖講學的學院academy,這種說法高而不切，因為那樣的話就勢必否認中國古代自有學術。《漢語大辭典》關于“學術”一詞有十來項義項，其中比較符合現代人認知的有學問、學識、學說三項。《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則是：有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但是到底專門或系統到什么程度的學問才能稱為學術，其界線仍較模糊。而且根據我與理科學者或社會科學學者的接觸，他們對學術的理解與我們大相徑庭。所以我們必須把討論的范圍限定于人文學科。但即使如此，大家的見解仍是歧說紛紜。歷朝正史的人物列傳把學者分成儒林、文苑、道學三類，他們似乎屬于不同的圈子，身兼數任者有如鳳毛麟角。北宋程頤認為學術可分成文章之學、訓詁之學和儒者之學。到了清代，姚鼐進而提出：“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雖說“同為不可廢”，但從史實來看，好像清代學術史上最享盛名的乾嘉學派最擅長的工作只是“考證”，乾嘉學術從而被后人稱為樸學或考據學。至于“義理”與“文章”二者，即使沒被徹底否定，也是被束之高閣了。這種傾向一直延伸到現代，最重要的體現便是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他們掌控著民國時代學術界的最高話語權。“史語所”即歷史語言研究所，其名稱中不包括文學，古人所說的文章之學已被明文排斥在外。請在座的各位同仁注意，我們的學科，即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在“史語所”的評價標準中是不算學術的。這種對辭章之學的輕視當然并非“史語所”獨創，而是由來已久的學術偏見。“史語所”的獨創之處在于，他們又將是否采用西方學術方法也樹為標準，著名學者錢穆著作等身，但由于他是土生土長的本土學者，對西學比較陌生，傅斯年就對其極為輕蔑，聲稱“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以至于錢穆直到晚年才被評上“中研院院士”。“史語所”在1949年遷臺后已經失去了在大陸學界的話語權，但其影響至今尚存。試看2010年出版的《現代學林點將錄》在“例言”中標明的評價標準，便有如下一條：“重西方現代學術訓練及背景，不重中國傳統本位的學術取向。”此書中被點將的學者，主攻的專業都是中國文史研究，居然還要以“不重中國傳統本位的學術取向”為先決條件！此外，《點將錄》中還有一條重要的取舍標準：“重實證主義的踏實工作，不重形而上學的古典思辨。”這就把姚鼐所說的“義理、文章”都予排除，剩下的只有“考證”一類。所以《點將錄》公然聲明把那些“學力深、著作多而風格不彰者”排除在外，其中公開點名的學者有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吳世昌、程千帆等人，沒有點名的有游國恩、林庚、浦江清、任半塘等人。這些前輩學者都是我輩眼中的泰山北斗，但在他們眼中視若無物。此外，此書中章太炎雖列卷首，但被比作晁蓋，其目的是“摒于正榜之外”。至于章門高足黃季剛先生，就只在章太炎一條中附記負面評價數句而已。身為古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員，我對上述傾向持什么態度呢？我的態度是置之不理。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少數人的專利。他們當然可以提出他們的標準，我們也可以堅持我們的標準。道不同不相為謀，大家各行其是可也。所以學術評價的事情，最好不要追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標準。不但文科與理科迥然相異，就是文科內部的各個分支，也是各有特點，絕無統一規范可言。我認為所謂的學術共同體，最好是限定在較小的學術范疇之內，大家才能有共同語言。否則的話雞與鴨講，根本無法對話。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而言，近年來頗有同仁從事本學科學術史的梳理工作，我讀過的著作就有郭英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趙敏俐《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黃霖《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他們全面地歸納總結了本學科的學術歷史或學術現狀，這才是我們要關注的對象。

那么，放在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內部，我怎么回答“何為學術”這個問題呢？就每個學者的微觀角度來說，我認為學術研究，尤其是文學研究，必須像我們的研究對象自身一樣，不拘一格，千姿百態。所以只要是從事嚴肅認真的思考與撰述，都是值得肯定的學術工作，我們必須尊重學者的學術個性。我本人主要從事唐宋詩歌的研究，我看好的成果便是這方面的著述。而且我只看學術本身，決不顧及學者所在平臺之高低，所有頭銜之大小，或是有無項目經費的支撐或獲獎等級的加持。比如淮陰師范學院已故的兩位前輩于北山與周本淳，我認為他們的著作便是優秀的學術成果。于先生的主要成果是《于北山年譜著作三種》，也即《陸游年譜》《楊萬里年譜》《范成大年譜》。三書的撰寫、修訂長達36年，是于老一生心血的結晶。對于三書的學術價值，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撰的《出版說明》說得很清楚：“于北山教授編撰年譜，一改此前年譜純客觀記錄之作法，融年譜、評傳為一體，關鍵處不乏自己的評論、分析，體現了學術進步之跡。”“其篇幅之巨，考證之詳，至今無可替代者。”這個評價非常準確，非常到位，我完全同意。于北山先生生前從未獲得任何“項目”的支持，也未獲得任何級別的獎勵，這與時下某些項目無數、獲獎頻頻的學者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真正推動學術前進的卻是前者而決絕非后者。周本淳先生的《讀常見書札記》則是一本毫不起眼的小書，但我經常翻閱，還曾向南大的研究生推薦此書，因為周先生做學問非常踏實，他學習顧亭林寫《日知錄》“采銅于山”的精神，一條一條地排比資料、考辨是非，幾乎每一條都提出了很好的見解。

《于北山年譜著作三種》

但是從整個學術界的宏觀層面來說，我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應該有其共性，也就是總體目標和研究重點。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長達三千多年，由于在文體方面存在著“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規律，當它的某種樣式在某個時代達到巔峰狀態后，其高度成就很難被后人超越，從而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經典作品，并成為后代讀者永久性的審美對象。又由于中國古代文學以生動而具體的方式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所以其經典作品無不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道德理想與審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諸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從《詩經》《楚辭》，到《紅樓夢》《聊齋志異》，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無不身兼優美的文學作品與深刻的人生指南的雙重身份。在長達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史中，發展得最成熟的文學樣式首推詩歌。早在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就提出了“詩言志”的觀點，成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綱領。中國古詩的主要內容就是吟詠人們的現實生活，抒發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內心情志，她和以歌頌神靈為主要內容的古代西方史詩有根本的區別。正因如此，在中國古代，“詩言志”不是少數詩人的專利，而是全民族陶寫心聲的普遍方式。“詩言志”不是偶然情境中的靈感突現，而是一切生活場合中的抒情渠道。從先秦時代起，作詩便成為普遍的文化活動。“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是說社會上層人士以詩歌為必備的技藝。而傳說中的“采詩”“獻詩”制度則反映出社會下層的創作情形 。《詩經》與《楚辭》以無與倫比的美學標準標志著中國詩歌的早熟，成為中華文化的詩意特征的最早體現。漢代以后，中國詩歌歷經兩千多年從不間斷，從形式、內容到風格都得到了盡善盡美的充分發展。優秀詩人燦若繁星，名章迥句美不勝收。中華文化賦予詩歌以無比強大的功能，成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志士仁人的生命火花為中華文化增輝添彩。當后人緬懷這些光輝人物時，詩歌往往成為最為耀眼的閃光點。行吟澤畔的屈原，飄泊江湖的杜甫，他們憑借其壯麗詩篇在中國人民心中獲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義的人格精神凝聚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句詩中，林則徐奮不顧身的報國熱情凝聚在“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兩句詩中。可以說，沒有其他古代經典可以更簡潔而鮮活地表現志士仁人的一腔熱血，也沒有其他古代典籍可以在后人心頭烙上更深的印痕。上述內容理應成為本學科學術研究關注的首要對象。

下面談第二個問題。學術何為？一言以蔽之，應該是探求真理。小至一個作品的寫作年代或一首詩的真實意蘊，大至一種文學風尚的發生原因或一個文學團體的形成過程，學者的研究目標便是追求盡可能準確的解答。毫無疑問，真正的學術必然會排斥任何功利目的。中華先祖將“立言”與“立德”“立功”并列為人生不朽之事業，撰寫學術著作顯然是最重要的立言手段。既然如此重要，豈可掉以輕心？所以古人從事著述，莫不嘔心瀝血，躹躬盡瘁。司馬遷著《史記》，既是遵守父親的遺命，也是自覺繼承孔子著《春秋》的文化傳統，“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我每次讀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的“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眼前就會浮現出太史公在熒熒燭光中伏案疾書的身影，他筆下流淌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是“以血書者”。即使稱不上“成一家之言”的學術工作，例如杜詩之注釋，也多有畢生從事斯業者。宋人黃希注杜，至死未竟，其子黃鶴繼之，方成全帙。清人錢謙益與朱鶴齡二人注杜，先合后分，整個過程長達二十余年，錢注在其身后三年方付梓，朱注也到65歲才刊行。這樣的學術工作，豈容沾染志在功利的私心雜念？反觀今人之著述態度，似乎適得其反。有些當代學者將學術視為沽名釣譽、獲取利益的工具。由于在當代大學或學術機構中盛行所謂的數量化管理，評審職稱只看著作、論文的數量，更有甚者干脆按論文的篇數及所載刊物的級別賞予獎金，在虛名與實利的雙重誘導下，學術造假層出不窮，學術泡沫泛濫成災。即使沒有剽竊蹈襲的惡行，也難免粗制濫造的陋習。這樣的學術，其目的必然是非學術的。但是這樣的學術，能算是真正的學術嗎？

《唐詩選注評鑒》

那么，撇開當今的學界現狀不說，單從學理而言，我們從事學術工作的目的究竟何在呢？有人說是為學術而學術，這話就學者個人來說當然沒錯，有些優秀的學者就是出于對研究對象的熱愛而終生從事于斯，也有些優秀的學術成果就是在強烈興趣的驅動下得以完成。但就整個學術界來說，是否存在或者應該具備明確的目的？我認為是，尤其是我們的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更應如此。眾所周知，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血脈，傳承文化是維護民族長盛不衰的有效手段。在中國歷史上，孔子是為文化傳承做出巨大貢獻的古代學者，他聲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指的便是傳承文化。孔子以韋編三絕的精神從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謂“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就是對《詩經》的研究與整理，從而使《詩經》變得條理清晰、便于誦讀，這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最寶貴的學術傳統。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觀念文化，它不但在藝術上登峰造極，而且蘊涵著豐富的人文精神和社會價值。它不但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為鮮活生動、元氣淋漓的核心內容，而且廣泛、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文化的其他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無不身兼優美的文學作品與深刻的人生指南的雙重身份，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諸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偉大事業中，中國古代文學無疑應該而且可能發揮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古代文學的典籍浩如煙海，多數作品又比較高雅、深奧，它在當代社會的普及和傳播都存在一些困難。這就對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迫切任務：一是從現代的立場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價值評估，從中精選最適合當代中國的經典名著來向社會大眾進行介紹和推廣。二是對精選出來的經典名著進行嚴格的文獻整理和精深的學理探討，在此基礎上再向社會大眾進行普及，提供有關經典名著的選本、注本及導讀講解的普及讀物。這兩個方面都是我們義不容辭的神圣職責，也是我們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從這個角度著眼，我很欽佩安徽師范大學的劉學鍇先生。劉先生當年主動從北大請調安師大，從此在蕪湖小城安安靜靜地從事唐詩研究幾十年。他的著作像《李商隱詩歌集解》等，厚重精深，定是傳世之作。我也很重視他的唐詩選本《唐詩選注評鑒》，還為此書寫了三句評語：“披沙揀金的選目，廣征博引的箋評，獨有會心的鑒賞。”承蒙出版社采納，把它們印在此書十卷本每一卷的封底。對我來說，這真是如附驥尾，不勝榮幸！限于時間，現在只談談此書的選目與鑒賞。《唐詩選注評鑒》精選唐詩名篇650多首，數量比《唐詩三百首》擴大了一倍。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書的選目遠比《唐詩三百首》更為精準，其入選大詩人的名次是杜甫、李白、李商隱、王維、白居易、李賀……既見手眼，也體現出讀者本位的選學觀念。此書為每首詩都寫了鑒賞文章，分析深刻，文字優美，對于重點作品更是暢所欲言，淋漓酣暢。如《春江花月夜》的鑒賞長達8頁，《北征》則長達9頁。我細讀全書，覺得劉先生是真正懂詩之人，還是一位“匡說詩，解人頤”的說詩之人。這樣的唐詩選本體現出當代唐詩學界的最高學術水平，對廣大讀者理解唐詩有著難以估量的巨大引領作用。

各位同仁！今天會議的另一主題是商務印書館“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文學）發布會，我的《朱熹文學研究》也有幸列于叢書之中，下面謹以拙著的研究對象朱熹為例說說我對“學術何為”的看法。朱熹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無論是思想達到的高度、深度或廣度，朱熹的成就都在宋代理學家中鶴立雞群。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朱熹的地位也無與倫比，其思想的原創性足與先秦諸子先后輝映。從1982年開始，我在程千帆先生指導下攻讀中國古代文學的博士學位。由于程先生指定閱讀的典籍中包括朱熹編纂的《詩集傳》與《楚辭集注》，我對朱熹的學術成就有了初步的了解。我驚訝地發現，原來這位長期被教科書說成輕視文學、排斥文學的理學家其實是一位文學大師。于是當我進行學位論文選題時，朱熹便成為考察的主要目標，最終在程先生的指點下確定以“朱熹文學思想研究”為題。可惜當時我雖已聞知錢穆先生剛在臺灣出版了長達一千多頁的巨著《朱子新學案》，卻一時無法讀到該書，于是被迫放棄這個選題。歲月荏苒，等到1997年我從韓國講學歸來，有感于彼邦學界對朱子學術的重視，才決心重新開始研究朱熹。歷時兩年，撰成《朱熹文學研究》一書。此書初版已逾二十年，早已絕版，讀者求購不得，商務印書館遂來與我接洽重版。說實話，如今我對朱熹的認識與評價已經稍有長進，但畢竟年逾七旬，精力有限，要想對全書內容進行大幅度的修訂與改寫，已經力不從心。所以我只對書中一些明顯的錯誤予以改正，整個框架及論述則一仍其舊。學術隨著時代而進步，如今朱熹的學術成就已經得到比較實事求是的準確評價，對朱熹的學術地位進行肆意貶毀的不良風氣已成明日黃花。在多數的學術論著中，朱熹都被定位為中國思想史上成就杰出的偉大學者。但是我認為，朱熹的意義仍有進一步發掘的空間。朱熹生平的研究與思考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只對某些最重要的課題作深入研究，比如對性、理等重要概念的辨析；而對其他課題則但開風氣，指示門徑，并不窮究底蘊。保存在《朱子語類》中具有創新意義的學術觀點，不知凡幾。若加深究，不知能著成幾文、勒成幾書。《語類》中“韓詩平易”一句話，便曾指引我寫成一篇專論韓愈詩風的論文。但朱熹僅以只言片語點到輒止，從而給后學留下無數的論述佳題。所以如此，當然有無法回避的客觀原因，比如時間有限，精力不夠，甚至是政途坎坷，心境不寧，等等。但是與此同時，是否也有其主觀的原因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朱熹并不將著書立說看成最重要、最急迫的人生職責，并不像其他學者那樣將著作等身視為名垂青史的主要手段。朱熹博學多才，他的古文寫作在當時就享有盛名，他的詩歌在錢鍾書看來可以列入宋代十大詩人的行列，《朱文公文集》與《朱子語類》說明他知識淵博，觀察敏銳，思想深刻，完全有能力寫出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術專著。然而朱熹卻把古代典籍的整理與研究看成自己的天職，在這方面，孔子就是朱熹心中的最高典范。朱熹在“述而不作”的方面與孔子心心相印。朱熹對儒學的最大貢獻是《四書章句集注》，此書耗費了他大半輩子的心血。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對《論語》《孟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前后經過“四十余年理會”。朱熹文學天賦極高，但他并未多花心思從事詩文寫作，也沒有撰寫詩話一類的文學論著，卻用畢生精力編纂《詩集傳》與《楚辭集注》。慶元六年（1200）二月，重病在身的朱熹賦詩一首：“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余日付殘編！”據朱門高足蔡沈說，直到朱熹去世的三天之前，他還“改《大學·誠意》章”，“又修《楚辭》一段。”《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后世最通行的儒學讀本，《詩集傳》與《楚辭集注》成為后人讀詩、讀騷的重要版本，這是朱熹學術事業的最大成就，是他對傳承文化做出的最大貢獻。朱熹往矣！當代學界恐怕難以產生如此偉大的學者，但是朱熹的學術精神應該成為我們的楷模。一個民族要想繁衍昌盛，永世長存，敬畏傳統、傳承文化便是最可行的生存策略，研究典籍、弘揚觀念便是最有效的傳播手段。在傳承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成為時代精神的今天，我們尤其應該以朱熹的學術理念與獻身精神為指引，在普及古典名著、弘揚傳統文化上做出本學科應有的貢獻。

《朱熹文學研究》，莫礪鋒著，商務印書館

（本文是2024年1月6日作者在中國特色學術體系與古代文學研究論壇暨“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文學]發布會上的發言。會議由南京大學文學院、商務印書館、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共同舉辦，也是南京大學文學院110周年院慶系列活動之一。）

本文轉載自中華讀書報

“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文學）

已出版書目

《探尋中國趣味：中國古代文學之歷史文化思考》， 郭英德 著

《唐詩流變論要》，葛曉音 著

《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傅剛 著

《古代小說版本探考》，潘建國 著

《唐傳奇新探》，卞孝萱 著

《中國詩學之路：在歷史、文化與美學之間》，蔣寅 著

《周邦彥行實新證》，薛瑞生 著

《回向文學研究》，張伯偉 著

《文史探微》，周勛初 著

《朱熹文學研究》，莫礪鋒 著

《魏晉南北朝賦史》，程章燦 著

責任編輯：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莫砺锋|何为学术，学术何为？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如果覺得生活随笔網站內容還不錯，歡迎將生活随笔推薦給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