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馀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谷；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諸侯彊族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為邪。及秦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
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馀，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斗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馀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斗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鍾，薪 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魨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鹽豉千荅，鮐{此魚}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馀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杰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杰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巿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倮參朝請，女筑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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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9 21:16:47 斥侯 (歡迎加入天津讀書組)
[編輯本段]翻譯成白話文：
《老子》一書中說：“最清平的政治達到頂峰，（應該是）鄰近國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見，雞犬的聲音也能互相聽到，百姓們各自品嘗著甘甜的食品，穿戴著美麗的服裝，習慣于安寧的風俗，從事于快樂的職業，直至老死之時也不相互往來。”如果一定要按照這種方式去生活，那么，對于近世來說，無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實際上）則是行不通的。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認為：說到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知道。至于象《詩經》與《書經》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總是要使自己的耳目盡情地得到音樂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盡多地品嘗牲畜肉類的美味，身軀盡量安處于舒適而快樂的環境，而精神上還要炫耀自己的權勢與才能的榮耀，使這種風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經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樣微妙的言辭逐家逐戶地去勸說他們，終究也不能使他們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權者對于人民），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太行山以西饒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東多出魚、鹽、漆、絲和音樂、女色，江南盛產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錫、鉛礦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璣、獸角、皮革，龍門山、碣石山以北廣產馬、牛、羊、毛氈、毛皮和獸筋、獸角，銅、鐵則往往在千里山巒中布滿，如同擺滿棋子的棋盤一般。這還僅僅是物產分布的大概情況。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愛的，是百姓們衣著飲食與養生送死所必備的東西。所以，人們依賴農民耕種來供給他們食物，虞人開出木材來（供給他們使用），工匠做成器皿來（供他們的所需），商人輸通這些財物（供他們選購）。這難道還需要政令教導、征發人民如期集會來完成嗎？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價低廉，他們就尋求買貨的門路，物價昂貴，他們就尋求銷售的途徑，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們的本業，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物產不須征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合乎規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證明嗎？
夫山西饒材、竹、谷、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上說：“農民不生產出來糧食，食物就要匱乏，工匠不生產出器物，勞動與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進行流通，那么糧食、器物、財富就要斷絕，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缺少。”反過來，資源缺少，山澤也就不能重新得到開發。這四種行業，是人民衣著食物的源泉。源泉廣闊，就會富饒起來；源泉窄小，就會貧窮下去。它們對上可以使國家富強，對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貧富的形成，沒有入能給予他們，也沒有人能剝奪他們，只是聰明的人能使財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財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呂望被封在營丘，那里的土地本來是鹽堿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勵女子紡績，極力提倡工藝技巧，把魚、鹽運到別處去銷售。這樣，其他地方的人民歸附于他，貨物也源源不斷地運來了，象錢串一般，絡繹不絕，又如車輻一般，向這里集中。所以，齊國生產的帽子、帶子，衣服、鞋子暢銷天下，從海濱到泰山之間的諸侯都整好衣袖來齊國朝拜。此后，齊國中經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調整物價的九個官府，而齊桓公因此能夠稱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會諸侯，匡正了整個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歸臺，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財富卻勝于列國的君王。從此，齊國又富強起來，一直持續到齊威王、齊宣王時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舄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
所以說：“倉庫充實了，百姓才能懂得禮節，衣食豐富了，百姓才知道榮耀與恥辱。”禮儀產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歡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適當的地方。潭淵深了，里面就會有魚，山林深了，野獸就會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義也就歸附于他們了。富有者得勢，越加顯赫；失勢了，客人也就沒有去處，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諺語說：“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會因犯法而死于市井。”這并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壤壤；為利而來，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車的天子，有萬家封地的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在戶口冊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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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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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不僅開創性地寫入了經濟問題，而且表達了精辟的經濟思想，即“五之”說、分工說、奔富說、“素封”說、禮儀說、生意經、“三富”說和商業地理說。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突破了先秦以來“重本抑末”的傳統觀點，主張發展工商業，推崇個人致富，充分肯定了商業活動在發展經濟、富國利民上的重大意義，表現了唯物思想的光輝，至今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經濟思想、經濟史、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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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司馬遷的不朽巨著《史記》不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歷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學作品，而且在經濟學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見解和開創性的貢獻。錢鐘書在《管錐編》中說：“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紀’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司馬遷傳《游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貨殖列傳》）則全非‘大事紀’、‘人物志’，于新史學不啻手辟鴻蒙矣。”錢先生看到了司馬遷在史書中寫入經濟問題的開創性的貢獻。以后我國正史中多數都有《食貨志》，政書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貨部分列為全書的首部，記載了大量的經濟史料。這是與司馬遷在史書中寫入經濟問題的開創性的貢獻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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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生活在封建經濟繁榮的漢武帝時期，他的經濟思想，突破了先秦以來“重本抑末”的傳統觀點，主張發展工商業，推崇個人致富。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記載了歷史上和西漢以來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對各種經濟措施的評價，記述了春秋以來的著名商人的活動，分析并論證了商業活動發生發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業活動在發展經濟、富國利民上的重大意義，表現了唯物思想的光輝。本文擬從《貨殖列傳》入手，分析并探討一下司馬遷卓越的經濟思想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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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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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看，漢代商業在市場商品流通廣泛發展的基礎上，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盡管漢武帝大力發展官營商業，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間自由商業的發展。司馬遷描述當時的狀況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農工商虞無需誰去號令和組織，他們都能自發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事”，這都是為的去“求富益貨”；那千千萬萬的人，“不擇老少”，“出不遠千里”，不辭勞苦地到處奔波，也都是為的去“奔富厚”。這種求富奔富、趨利逐利的活動，“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他認為這既符合“道”，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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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人民的趨利求富的活動，為政者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呢？司馬遷同時代人董仲舒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萬民之從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張用“教化”去圍堵和遏止。司馬遷的觀點與此不同。他認為，人們追求富裕“逸樂”的生活，“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門逐戶去說教，也是“終不能化”的。面對這種客觀情況，司馬遷認為應該采取的對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提綱挈領，非常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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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司馬遷是有區別地肯定前四種做法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順應自然，即國家不要干預工商業者的自由發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放手發展市場經濟；其次是因勢利導，“疏”而不?“堵”，也就是國家的適度干預與調控；其次是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運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規范人們的行為。《太史公自序》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知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可見，“因之”是有前提的。國家讓“布衣匹夫之人”，“取與以時，而息財富”，首先是由于他們“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們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對他們“整齊之”，“教誨之”。司馬遷在實錄歷史事勢發展中似乎已經朦朧看到市場經濟與法制的關系、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既要抓物質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發展市場經濟，又要加以適當控制，這是很了不起的。司馬遷最不贊成的是最后一種做法——“與之爭”，同老百姓對抗，不讓老百姓去求富益貨和趨利奔富。這里的“與之爭”，是針對漢代實行的禁榷制度和國家官辦商業、工業而言的。由于漢武帝殘酷打擊私商，車船稅重，因而私人工商業急劇減少，流通阻塞，廣大勞動人民深受其苦。司馬遷希望讓私人工商業者自由發展，自由競爭，反對漢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說是司馬遷對治理國家的經濟問題開出的一劑良方，可以說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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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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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現實主義頭腦的歷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樣鄙視工商業，而是認為各行各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是符合客觀規律的。就當時各地的經濟發展來看，已經出現了地區分工的傾向，例如“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就是說，已經有農業發達地區、半農半商地區，有商業、手工業發達地區，有畜牧業、蠶絲業發達地區的區別了。司馬遷看到了“百道營生，積財如山，販物求利，貿遷有無”，各種各樣的經營，能積累像大山一樣多的財富，商人們的販賣活動，雖然是為了牟取利潤，但他們的往返販運，卻起到了溝通有無、調劑余缺的作用。司馬遷在概述了各地物產以后指出：這些“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在這里司馬遷把商業與工業、虞業、農業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業在調劑余缺、溝通有無、貨幣流通、積累財富方面的重要價值，這與當時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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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農工虞商的關系上，司馬遷主張互惠互利，共同發展。他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在賣糧的市場上，一石糧只值二十幾錢，便會損傷農民利益，一石糧上漲到九十錢，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損害而無法經營。商人不經營，國家收不了稅，財源就枯竭了；農民失去種糧的積極性，連草也不去鋤了。出賣糧食，應有個價格限度，最高的價格，不能超過八十錢，最低的價格，不能少于三十錢。按這個幅度掌握，農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會受到大的損害，都有一定的利潤。必須看到，糧食是一個重要商品。民以食為天，只有穩定了糧食，才能穩定人心，才能處理好農工、農商之間的關系，國家才能繁榮穩定。司馬遷這種重商而不輕農、重農而不輕商的經濟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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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奔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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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殖列傳》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司馬遷反復闡述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盡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著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貧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馬遷對社會各種各樣人物活動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寫道：“壯士在軍，……，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也。其在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奔富厚也。游閑公子，……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醫方誅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馬遷得出的結論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然而，統治者卻總是標榜自己沒有任何的欲望。《禮記·樂記》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孔子說：“君子喻（了解、明白）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似乎是勞動人民唯利是圖。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統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徹底撕了下來，他說：“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司馬遷看到了人類這種追求物質的本性，不論是士農工商，還是將軍宰相，大家愛財的本性都一樣，這就把幾百年來統治階級潑在勞動人民頭上的污穢，收起來又向著統治階級潑了回去。這對于勞動人民是一種有利的維護，而對于統治階級則是一種有力的揭發和嘲弄。難怪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極為濃重的班固批評司馬遷說：“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這也從一個側面指出了司馬遷寫《史記》所具有的高卓見識和反傳統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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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馬遷還把“富家”與“富國”統一了起來，即既要“富國”，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國”。因為，“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只有“富家”，才能擴大國家的財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國，“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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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素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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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看到了物質財富的占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權勢和地位總是同財富緊密相連的。《貨殖列傳》記述了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貢經商以后，“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的。到了秦和漢初，由于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以畜牧業發財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還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錢，“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司馬遷還把社會上的奴役關系，視為財富占有的多寡而決定的。他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這四個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馬遷已經把人對財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高下的標準，認為是一條不可改變的法則，從而說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地位的物質基礎。這與歷代統治階級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觀點格格不入，具有明顯的反天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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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禮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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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道德觀念，物質財富的占有狀況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這也是司馬遷的一個重要經濟思想。司馬遷認為：“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他贊賞管子的論點：“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樣就把統治階級的禮儀道德從天上降到了地上，禮儀道德是由經濟地位——富——所決定的。這個觀點盡管有些機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對人的制約，但從根本上講它是對的，是經濟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決定經濟，這符合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另外，司馬遷還指出了所謂道德還有它極其虛偽的一面，它是供財富占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涂用的一種美麗的脂粉。司馬遷說：“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這里的言辭不無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統治者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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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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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總結了商業活動的若干規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勝說。“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勤儉節約，勞動致富，是生財的正路，但求富的人，還必須用奇巧取勝。那種只拉車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謀，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來。司馬遷說：“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財富的來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職業，就像貨幣沒有固定的主人一樣。善于經營者，能使財富像車子的輻條匯向車軸一樣向他集中，不善于經營者，即使原來有一定基礎，也會被他搞賠，散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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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說。司馬遷引用當時的諺語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超過百里之外不去販賣柴草，超過千里之外不去販賣糧食。因為柴草、糧食之類商品，遠距離販運，必然增加費用，加大成本，減少利潤，很不合算。這說明由于地區販運業的發展，商人已經懂得區別不同商品組織地區流通對經營盈虧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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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出賤取說。司馬遷指出經商要有預見性，要能夠看到事物的發展變化，掌握“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的物價規律，看準行情的起落。他說：“曉余缺者，才知貴賤”。只有注意市場行情變化，了解市場商品剩余和缺乏情況的人，才能知道什么東西昂貴，什么東西低賤。又說：“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商品價格昂貴到極點時反過來就會低賤，低賤到極點時就會昂貴。這是市場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經營者在昂貴時，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糞土一樣地拋出去；在低賤時不要惜購，要把商品像對待美玉寶珠一樣珍惜地買進來。這樣，你在市場經營中就會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你的財富利潤就會像流水一樣，川流不息，源源而來。司馬遷說周人白圭就是這樣，他“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當人們迫切需要出售，供過于求，引起價格下跌時他買進，等到人們迫切需要吃進，供不應求，引起價格上漲時他拋出。豐年時他大量買進糧食，等到歉年賣出。豐年手工業品旺銷，他拋出手工業品和原料。蠶繭成熟時，他收購絲綿和絲織品，供應糧食。總之，買賣的時機掌握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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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人任時說。除了抓時令、趕季節外，司馬遷還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說：“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善于謀生計、做買賣的，都具備能選擇吸引顧客、取得人心和憑借時機、抓住季節的本領。作為經營者，能夠吸引顧客取得人心，實際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備了“人和”的條件，此外，就是講究“天時地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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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利多銷說：“欲長錢，取下谷”，要想使資金增長，最好去經營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雜糧。這些下等糧食雖然利薄，但是銷量大，利潤反而多；而那些高檔商品，雖然利潤大，但由于購買對象少，必然會“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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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尋根求源說：“長石斗，取上種”，要多收購糧食，就得選擇良種來供應生產者，以便增加產量；開源節流說：“忍嗜欲，節衣服”等等。這樣有理論依據的生意經，在司馬遷以前還沒有見過。今天讀起來，對經商處事也是有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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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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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熱衷于說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發財致富。他將社會上的富有者分為三類：“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從事農業生產而發財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經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則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馬遷認為：“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論什么人，都不愿意長期處于貧窮之中，只不過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論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應以正當勞動，以不損害別人、不損害社會為前提，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詐獲取財富的人，是為社會所不齒的。司馬遷說：“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清廉的官吏收刮少些，就能做得長，但時間長了，就富起來了；不貪心的商人贏利雖然少些，也能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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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財產、盜竊國庫、貪贓枉法、走私漏稅等非法行為而發不義之財的經濟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法律保護一切正當的富，但絕不容許破壞改革、危害社會的“奸富”分子逍遙法外。財富與道德之間，金錢與尊嚴之間，是應該有也必須有一道壁壘森嚴的界限的。當財富增長缺乏一種道德自律與約束時，財富對人來說是真正致命的打擊與毀滅。所以，“教誨之”的問題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們能夠在趨利逐利、發財致富當中不忘“大義”之所在，也就是說，能夠自覺地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集體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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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商業地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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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以西漢以前的經濟環境為背景，以實業家的活動為主線，分區論述了各地的地理環境、社會風氣、經濟發展和物產。司馬遷認為商業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區流通，所以他特別重視地區之間的往來和都會的商業中心作用。在《貨殖列傳》中，我們看到，西漢已形成了五大經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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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關中經濟區。包括今天的陜西、甘肅和四川。在這個經濟區“自汧（今陜西隴縣南）、雍（陜西鳳翔縣南）以東至河（黃河）、華（華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人民“好稼穡，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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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三河經濟區。西漢以河內、河南、河東三郡為三河區。“昔唐人都河東（指黃河以東的堯都晉陽），殷人都河內（指黃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黃河以南的洛陽）”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堯、商代和周代先后在這個區建都。這個經濟區土地面積狹小，人口眾多，民風勤儉樸素。“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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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燕趙經濟區。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區。燕、趙“有魚、鹽、棗、粟之饒”，物產豐富。趙都邯鄲和燕都薊是這一經濟區的兩大商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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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齊、魯、梁、宋經濟區。包括今山東和河南的部分地區。位于泰山北面的臨淄，是齊國故地的商業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而魯國故地則“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好賈趨利，甚于周人”。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巨野，是梁、宋兩國的故地，人民多務農為業，善于儲藏備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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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楚、越經濟區。包括現在的長江下游和珠江流域。這是戰國以后形成的經濟區。越國滅吳國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國又滅越國得有吳越之地。所以，司馬遷把這一經濟區又分為西楚、東楚和南楚。西楚，從沛郡西至荊州。這里“地薄，寡于積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陳（今河南睢陽），又“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東楚，包括現在的徐州（彭城）、揚州和蘇州地區。這里“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吳王劉濞曾在東楚招致天下逃亡分子，鑄錢煮鹽，發動“吳楚七國之亂”。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長沙二郡。這里物產豐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楚都遷于壽春（今安徽壽縣）后，壽春就成為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合肥是皮革、鮑、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廣州）是珠璣、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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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個經濟區域及其商業城市的共同特點是，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利于商業往來；各經濟區的商業城市都是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統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貸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販運各地區的土特產品和手工業品，以滿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費需求。西漢五大經濟區的形成和商業城市中商品交換市場的發展，顯示了西漢商業是相當興盛的。司馬遷的這些論述，為我國商業地理學和商業發展史的構建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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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高度贊揚了私人工商業者們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們對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通過說富論富，鮮明地表達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和對社會道德問題的看法。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種樸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馬遷論貨殖，已是兩千多年前的事了，與我們今天的商品經濟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但是，司馬遷所提出的觀點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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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記》中，司馬遷的經濟思想除了表現在《貨殖列傳》中，還體現在《平準書》里。這兩篇互文相襯，相反相成。因此，僅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但因為時間和篇幅的關系，《從〈貨殖列傳〉和〈平準書〉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這個題目，只好留待以后來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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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史記???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
2．史記通論??韓兆琦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國傳統文化名著選讀???王燕南編??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國經濟史論叢??????傅筑夫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
5．中國商業史??????????王孝通著???上海書店1984年版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馀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谷；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諸侯彊族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為邪。及秦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
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馀，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斗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馀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斗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鍾，薪 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魨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鹽豉千荅，鮐{此魚}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馀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杰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杰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巿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倮參朝請，女筑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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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9 21:16:47 斥侯 (歡迎加入天津讀書組)
[編輯本段]翻譯成白話文：
《老子》一書中說：“最清平的政治達到頂峰，（應該是）鄰近國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見，雞犬的聲音也能互相聽到，百姓們各自品嘗著甘甜的食品，穿戴著美麗的服裝，習慣于安寧的風俗，從事于快樂的職業，直至老死之時也不相互往來。”如果一定要按照這種方式去生活，那么，對于近世來說，無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實際上）則是行不通的。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認為：說到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知道。至于象《詩經》與《書經》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總是要使自己的耳目盡情地得到音樂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盡多地品嘗牲畜肉類的美味，身軀盡量安處于舒適而快樂的環境，而精神上還要炫耀自己的權勢與才能的榮耀，使這種風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經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樣微妙的言辭逐家逐戶地去勸說他們，終究也不能使他們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權者對于人民），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太行山以西饒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東多出魚、鹽、漆、絲和音樂、女色，江南盛產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錫、鉛礦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璣、獸角、皮革，龍門山、碣石山以北廣產馬、牛、羊、毛氈、毛皮和獸筋、獸角，銅、鐵則往往在千里山巒中布滿，如同擺滿棋子的棋盤一般。這還僅僅是物產分布的大概情況。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愛的，是百姓們衣著飲食與養生送死所必備的東西。所以，人們依賴農民耕種來供給他們食物，虞人開出木材來（供給他們使用），工匠做成器皿來（供他們的所需），商人輸通這些財物（供他們選購）。這難道還需要政令教導、征發人民如期集會來完成嗎？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價低廉，他們就尋求買貨的門路，物價昂貴，他們就尋求銷售的途徑，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們的本業，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物產不須征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合乎規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證明嗎？
夫山西饒材、竹、谷、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上說：“農民不生產出來糧食，食物就要匱乏，工匠不生產出器物，勞動與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進行流通，那么糧食、器物、財富就要斷絕，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缺少。”反過來，資源缺少，山澤也就不能重新得到開發。這四種行業，是人民衣著食物的源泉。源泉廣闊，就會富饒起來；源泉窄小，就會貧窮下去。它們對上可以使國家富強，對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貧富的形成，沒有入能給予他們，也沒有人能剝奪他們，只是聰明的人能使財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財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呂望被封在營丘，那里的土地本來是鹽堿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勵女子紡績，極力提倡工藝技巧，把魚、鹽運到別處去銷售。這樣，其他地方的人民歸附于他，貨物也源源不斷地運來了，象錢串一般，絡繹不絕，又如車輻一般，向這里集中。所以，齊國生產的帽子、帶子，衣服、鞋子暢銷天下，從海濱到泰山之間的諸侯都整好衣袖來齊國朝拜。此后，齊國中經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調整物價的九個官府，而齊桓公因此能夠稱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會諸侯，匡正了整個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歸臺，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財富卻勝于列國的君王。從此，齊國又富強起來，一直持續到齊威王、齊宣王時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舄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
所以說：“倉庫充實了，百姓才能懂得禮節，衣食豐富了，百姓才知道榮耀與恥辱。”禮儀產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歡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適當的地方。潭淵深了，里面就會有魚，山林深了，野獸就會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義也就歸附于他們了。富有者得勢，越加顯赫；失勢了，客人也就沒有去處，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諺語說：“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會因犯法而死于市井。”這并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壤壤；為利而來，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車的天子，有萬家封地的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在戶口冊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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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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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不僅開創性地寫入了經濟問題，而且表達了精辟的經濟思想，即“五之”說、分工說、奔富說、“素封”說、禮儀說、生意經、“三富”說和商業地理說。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突破了先秦以來“重本抑末”的傳統觀點，主張發展工商業，推崇個人致富，充分肯定了商業活動在發展經濟、富國利民上的重大意義，表現了唯物思想的光輝，至今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經濟思想、經濟史、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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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司馬遷的不朽巨著《史記》不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歷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學作品，而且在經濟學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見解和開創性的貢獻。錢鐘書在《管錐編》中說：“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紀’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司馬遷傳《游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貨殖列傳》）則全非‘大事紀’、‘人物志’，于新史學不啻手辟鴻蒙矣。”錢先生看到了司馬遷在史書中寫入經濟問題的開創性的貢獻。以后我國正史中多數都有《食貨志》，政書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貨部分列為全書的首部，記載了大量的經濟史料。這是與司馬遷在史書中寫入經濟問題的開創性的貢獻分不開的。
??
?司馬遷生活在封建經濟繁榮的漢武帝時期，他的經濟思想，突破了先秦以來“重本抑末”的傳統觀點，主張發展工商業，推崇個人致富。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記載了歷史上和西漢以來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對各種經濟措施的評價，記述了春秋以來的著名商人的活動，分析并論證了商業活動發生發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業活動在發展經濟、富國利民上的重大意義，表現了唯物思想的光輝。本文擬從《貨殖列傳》入手，分析并探討一下司馬遷卓越的經濟思想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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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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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看，漢代商業在市場商品流通廣泛發展的基礎上，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盡管漢武帝大力發展官營商業，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間自由商業的發展。司馬遷描述當時的狀況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農工商虞無需誰去號令和組織，他們都能自發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事”，這都是為的去“求富益貨”；那千千萬萬的人，“不擇老少”，“出不遠千里”，不辭勞苦地到處奔波，也都是為的去“奔富厚”。這種求富奔富、趨利逐利的活動，“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他認為這既符合“道”，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
?對于人民的趨利求富的活動，為政者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呢？司馬遷同時代人董仲舒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萬民之從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張用“教化”去圍堵和遏止。司馬遷的觀點與此不同。他認為，人們追求富裕“逸樂”的生活，“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門逐戶去說教，也是“終不能化”的。面對這種客觀情況，司馬遷認為應該采取的對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提綱挈領，非常全面。
??
?可以看出，司馬遷是有區別地肯定前四種做法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順應自然，即國家不要干預工商業者的自由發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放手發展市場經濟；其次是因勢利導，“疏”而不?“堵”，也就是國家的適度干預與調控；其次是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運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規范人們的行為。《太史公自序》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知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可見，“因之”是有前提的。國家讓“布衣匹夫之人”，“取與以時，而息財富”，首先是由于他們“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們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對他們“整齊之”，“教誨之”。司馬遷在實錄歷史事勢發展中似乎已經朦朧看到市場經濟與法制的關系、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既要抓物質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發展市場經濟，又要加以適當控制，這是很了不起的。司馬遷最不贊成的是最后一種做法——“與之爭”，同老百姓對抗，不讓老百姓去求富益貨和趨利奔富。這里的“與之爭”，是針對漢代實行的禁榷制度和國家官辦商業、工業而言的。由于漢武帝殘酷打擊私商，車船稅重，因而私人工商業急劇減少，流通阻塞，廣大勞動人民深受其苦。司馬遷希望讓私人工商業者自由發展，自由競爭，反對漢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說是司馬遷對治理國家的經濟問題開出的一劑良方，可以說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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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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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現實主義頭腦的歷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樣鄙視工商業，而是認為各行各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是符合客觀規律的。就當時各地的經濟發展來看，已經出現了地區分工的傾向，例如“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就是說，已經有農業發達地區、半農半商地區，有商業、手工業發達地區，有畜牧業、蠶絲業發達地區的區別了。司馬遷看到了“百道營生，積財如山，販物求利，貿遷有無”，各種各樣的經營，能積累像大山一樣多的財富，商人們的販賣活動，雖然是為了牟取利潤，但他們的往返販運，卻起到了溝通有無、調劑余缺的作用。司馬遷在概述了各地物產以后指出：這些“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在這里司馬遷把商業與工業、虞業、農業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業在調劑余缺、溝通有無、貨幣流通、積累財富方面的重要價值，這與當時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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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農工虞商的關系上，司馬遷主張互惠互利，共同發展。他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在賣糧的市場上，一石糧只值二十幾錢，便會損傷農民利益，一石糧上漲到九十錢，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損害而無法經營。商人不經營，國家收不了稅，財源就枯竭了；農民失去種糧的積極性，連草也不去鋤了。出賣糧食，應有個價格限度，最高的價格，不能超過八十錢，最低的價格，不能少于三十錢。按這個幅度掌握，農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會受到大的損害，都有一定的利潤。必須看到，糧食是一個重要商品。民以食為天，只有穩定了糧食，才能穩定人心，才能處理好農工、農商之間的關系，國家才能繁榮穩定。司馬遷這種重商而不輕農、重農而不輕商的經濟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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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奔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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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殖列傳》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司馬遷反復闡述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盡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著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貧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馬遷對社會各種各樣人物活動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寫道：“壯士在軍，……，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也。其在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奔富厚也。游閑公子，……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醫方誅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馬遷得出的結論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然而，統治者卻總是標榜自己沒有任何的欲望。《禮記·樂記》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孔子說：“君子喻（了解、明白）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似乎是勞動人民唯利是圖。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統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徹底撕了下來，他說：“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司馬遷看到了人類這種追求物質的本性，不論是士農工商，還是將軍宰相，大家愛財的本性都一樣，這就把幾百年來統治階級潑在勞動人民頭上的污穢，收起來又向著統治階級潑了回去。這對于勞動人民是一種有利的維護，而對于統治階級則是一種有力的揭發和嘲弄。難怪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極為濃重的班固批評司馬遷說：“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這也從一個側面指出了司馬遷寫《史記》所具有的高卓見識和反傳統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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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馬遷還把“富家”與“富國”統一了起來，即既要“富國”，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國”。因為，“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只有“富家”，才能擴大國家的財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國，“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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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素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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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看到了物質財富的占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權勢和地位總是同財富緊密相連的。《貨殖列傳》記述了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貢經商以后，“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的。到了秦和漢初，由于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以畜牧業發財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還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錢，“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司馬遷還把社會上的奴役關系，視為財富占有的多寡而決定的。他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這四個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馬遷已經把人對財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高下的標準，認為是一條不可改變的法則，從而說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地位的物質基礎。這與歷代統治階級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觀點格格不入，具有明顯的反天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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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禮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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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道德觀念，物質財富的占有狀況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這也是司馬遷的一個重要經濟思想。司馬遷認為：“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他贊賞管子的論點：“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樣就把統治階級的禮儀道德從天上降到了地上，禮儀道德是由經濟地位——富——所決定的。這個觀點盡管有些機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對人的制約，但從根本上講它是對的，是經濟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決定經濟，這符合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另外，司馬遷還指出了所謂道德還有它極其虛偽的一面，它是供財富占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涂用的一種美麗的脂粉。司馬遷說：“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這里的言辭不無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統治者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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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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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總結了商業活動的若干規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勝說。“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勤儉節約，勞動致富，是生財的正路，但求富的人，還必須用奇巧取勝。那種只拉車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謀，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來。司馬遷說：“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財富的來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職業，就像貨幣沒有固定的主人一樣。善于經營者，能使財富像車子的輻條匯向車軸一樣向他集中，不善于經營者，即使原來有一定基礎，也會被他搞賠，散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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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說。司馬遷引用當時的諺語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超過百里之外不去販賣柴草，超過千里之外不去販賣糧食。因為柴草、糧食之類商品，遠距離販運，必然增加費用，加大成本，減少利潤，很不合算。這說明由于地區販運業的發展，商人已經懂得區別不同商品組織地區流通對經營盈虧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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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出賤取說。司馬遷指出經商要有預見性，要能夠看到事物的發展變化，掌握“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的物價規律，看準行情的起落。他說：“曉余缺者，才知貴賤”。只有注意市場行情變化，了解市場商品剩余和缺乏情況的人，才能知道什么東西昂貴，什么東西低賤。又說：“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商品價格昂貴到極點時反過來就會低賤，低賤到極點時就會昂貴。這是市場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經營者在昂貴時，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糞土一樣地拋出去；在低賤時不要惜購，要把商品像對待美玉寶珠一樣珍惜地買進來。這樣，你在市場經營中就會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你的財富利潤就會像流水一樣，川流不息，源源而來。司馬遷說周人白圭就是這樣，他“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當人們迫切需要出售，供過于求，引起價格下跌時他買進，等到人們迫切需要吃進，供不應求，引起價格上漲時他拋出。豐年時他大量買進糧食，等到歉年賣出。豐年手工業品旺銷，他拋出手工業品和原料。蠶繭成熟時，他收購絲綿和絲織品，供應糧食。總之，買賣的時機掌握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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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人任時說。除了抓時令、趕季節外，司馬遷還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說：“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善于謀生計、做買賣的，都具備能選擇吸引顧客、取得人心和憑借時機、抓住季節的本領。作為經營者，能夠吸引顧客取得人心，實際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備了“人和”的條件，此外，就是講究“天時地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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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利多銷說：“欲長錢，取下谷”，要想使資金增長，最好去經營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雜糧。這些下等糧食雖然利薄，但是銷量大，利潤反而多；而那些高檔商品，雖然利潤大，但由于購買對象少，必然會“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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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尋根求源說：“長石斗，取上種”，要多收購糧食，就得選擇良種來供應生產者，以便增加產量；開源節流說：“忍嗜欲，節衣服”等等。這樣有理論依據的生意經，在司馬遷以前還沒有見過。今天讀起來，對經商處事也是有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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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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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熱衷于說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發財致富。他將社會上的富有者分為三類：“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從事農業生產而發財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經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則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馬遷認為：“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論什么人，都不愿意長期處于貧窮之中，只不過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論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應以正當勞動，以不損害別人、不損害社會為前提，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詐獲取財富的人，是為社會所不齒的。司馬遷說：“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清廉的官吏收刮少些，就能做得長，但時間長了，就富起來了；不貪心的商人贏利雖然少些，也能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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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財產、盜竊國庫、貪贓枉法、走私漏稅等非法行為而發不義之財的經濟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法律保護一切正當的富，但絕不容許破壞改革、危害社會的“奸富”分子逍遙法外。財富與道德之間，金錢與尊嚴之間，是應該有也必須有一道壁壘森嚴的界限的。當財富增長缺乏一種道德自律與約束時，財富對人來說是真正致命的打擊與毀滅。所以，“教誨之”的問題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們能夠在趨利逐利、發財致富當中不忘“大義”之所在，也就是說，能夠自覺地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集體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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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商業地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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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以西漢以前的經濟環境為背景，以實業家的活動為主線，分區論述了各地的地理環境、社會風氣、經濟發展和物產。司馬遷認為商業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區流通，所以他特別重視地區之間的往來和都會的商業中心作用。在《貨殖列傳》中，我們看到，西漢已形成了五大經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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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關中經濟區。包括今天的陜西、甘肅和四川。在這個經濟區“自汧（今陜西隴縣南）、雍（陜西鳳翔縣南）以東至河（黃河）、華（華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人民“好稼穡，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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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三河經濟區。西漢以河內、河南、河東三郡為三河區。“昔唐人都河東（指黃河以東的堯都晉陽），殷人都河內（指黃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黃河以南的洛陽）”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堯、商代和周代先后在這個區建都。這個經濟區土地面積狹小，人口眾多，民風勤儉樸素。“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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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燕趙經濟區。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區。燕、趙“有魚、鹽、棗、粟之饒”，物產豐富。趙都邯鄲和燕都薊是這一經濟區的兩大商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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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齊、魯、梁、宋經濟區。包括今山東和河南的部分地區。位于泰山北面的臨淄，是齊國故地的商業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而魯國故地則“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好賈趨利，甚于周人”。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巨野，是梁、宋兩國的故地，人民多務農為業，善于儲藏備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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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楚、越經濟區。包括現在的長江下游和珠江流域。這是戰國以后形成的經濟區。越國滅吳國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國又滅越國得有吳越之地。所以，司馬遷把這一經濟區又分為西楚、東楚和南楚。西楚，從沛郡西至荊州。這里“地薄，寡于積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陳（今河南睢陽），又“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東楚，包括現在的徐州（彭城）、揚州和蘇州地區。這里“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吳王劉濞曾在東楚招致天下逃亡分子，鑄錢煮鹽，發動“吳楚七國之亂”。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長沙二郡。這里物產豐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楚都遷于壽春（今安徽壽縣）后，壽春就成為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合肥是皮革、鮑、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廣州）是珠璣、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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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個經濟區域及其商業城市的共同特點是，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利于商業往來；各經濟區的商業城市都是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統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貸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販運各地區的土特產品和手工業品，以滿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費需求。西漢五大經濟區的形成和商業城市中商品交換市場的發展，顯示了西漢商業是相當興盛的。司馬遷的這些論述，為我國商業地理學和商業發展史的構建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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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高度贊揚了私人工商業者們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們對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通過說富論富，鮮明地表達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和對社會道德問題的看法。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種樸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馬遷論貨殖，已是兩千多年前的事了，與我們今天的商品經濟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但是，司馬遷所提出的觀點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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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記》中，司馬遷的經濟思想除了表現在《貨殖列傳》中，還體現在《平準書》里。這兩篇互文相襯，相反相成。因此，僅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但因為時間和篇幅的關系，《從〈貨殖列傳〉和〈平準書〉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這個題目，只好留待以后來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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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史記???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
2．史記通論??韓兆琦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國傳統文化名著選讀???王燕南編??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國經濟史論叢??????傅筑夫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
5．中國商業史??????????王孝通著???上海書店1984年版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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