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知縣”和“縣令”有何不同？一字之差，卻是天差地別

“知縣”和“縣令”，在當下的人看來，并沒有什么區別，縣是古代地區劃分的一個單位，無論是“知縣”還是“縣令”，都是管轄這個縣的地方官唄。

可實際上別看這兩個稱呼只有一個字不同，但卻完全不一樣。稱謂不同，管轄不同，職務內容也不同，這兩者之間到底為什么會有差別呢？

地方選拔的“縣令”

我國自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縣級行政單位。那時諸國林立，每個諸侯國的國情不同，文字、度量衡等也都完全不一樣，這官職稱呼也一樣，縣級官員的叫法紛繁復雜，“大夫、令、尹”等等，叫什么的都有。

雖然叫法不同，但可別小看了這些地方官員，這些縣級官員在當時，對于一個國家的穩定是十分重要的。

擔任這一職位的，大多是當地聲名遠揚的鄉紳，有學問，有威望。這也是各國君主想要的，只有足夠有威望，才能夠維系整個縣的穩定。

直到始皇帝一掃六合，封建君主專制，除了“車同軌，書同文”之外，這些地方官員的稱謂，肯定也是要統一的。

秦朝對于地方行政長官進行了精確的劃分，“萬戶以上的縣，縣官稱縣令，萬戶以下的，稱縣長。”

很明顯“縣令”管轄的人更多，俸祿自然也就更多，但這兩者都是五品官。

秦滅亡之后，漢朝初設，朝代的更迭導致人口驟降，秦朝時萬戶以上的縣，已經沒幾個了，所以便取消了“縣長”這一稱呼，此后便只有“縣令”這一個官職。

從春秋戰國到漢朝，“縣令”一職都有當地德高望重之人擔任，不僅維系了當地的穩定，防止百姓生亂，更能夠靠著這些人的名聲，化解百姓對過重的賦稅徭役的怨念。

秦漢時期，這一官職雖不起眼，卻十分重要，所以縣令手中的權力也不小。到了漢朝時，縣令不僅僅只管地方行政問題，還承擔了向上舉薦人才的重任。

那時還并沒有完善的科舉制度，所以人才大多都是靠官員一層層的推薦，縣令遇見優秀的人才，文韜武略出眾，還是專長禮法農事，只要能夠得到縣令的青睞，便有入仕升官的可能。

所以當時的朝野上下，諸多重臣能臣們，都是從縣令手下擢選出來的，縣令這一職位的人脈超乎想象。

上能選拔直達天庭的官員，下能處理地方行政問題解決爭端，無論是九五至尊還是平民百姓，都對縣令這一職位敬重有加，這也是為何這一職位會被叫做“父母官”。

地方官做得好，這個縣級單位便足夠穩定，不僅百姓安定，不會生亂，農商欣欣向榮，還會按時按額繳稅。對于朝廷來說，一個穩定的基層統治，對于社稷的穩定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縣令”由來已久，那么“知縣”又是何時出現的官職名稱呢？

中央派遣的“知縣”

“知縣”一詞最早出現在唐朝。在唐朝以前，“縣令”還是由各地鄉紳擔任，但朝代更迭間，這種選拔方式也給中央集權的統治，生出了麻煩。

地方豪強的勢力越來越壯大，原本用來穩定局面的官員，也早已被這些宗族勢力、地方豪強所把控，成了帶頭反抗朝廷的一把刀。

地方不穩定因素增多，朝廷鞭長莫及，越發難以控制這些鄉縣。安史之亂的爆發，安祿山的崛起，背后便是這些宗族勢力的不斷強大。自那之后，唐朝的統治便再走下坡路，藩鎮割據，各地戰亂不斷。

所以縣令的職位也會頻繁出現空缺，需要及時補上。為了避免地方勢力的強大，中央專門派遣了官員前往，暫時代理縣令官職。

這一職務的全稱是“權知某縣事”，簡稱“知縣”，實際就是代理的縣官，并不是一個穩定的官職。唐朝時，“縣令”和“知縣”兩種官職并列，唯一的區別就是一個是當地選拔的，一個代表著中央派遣的。

宋朝時，“知縣”不再是不穩定的官職，而是正式成為了北宋的官職之一。

宋朝吸取了唐朝的經驗教訓，為了避免宗族地方勢力過大，不再像以往那樣在當地選拔德高望重的“縣令”，而是由中央直接派遣，任命“知縣”前去縣級單位走馬上任。

這些“知縣”們，都是正兒八經通過科舉的路子走上仕途的，對朝廷必然忠誠。如此一來，便能夠根本性的解決地方豪強勢力過大，把持政權的問題。

但這種一刀切的處理方式，直接威脅到了地方宗族豪強的利益。所以在剛開始推行“知縣”這一官職時，中央和地方對立得很厲害。

為了威脅朝廷恢復“縣令”，這些地方鄉紳豪強們，不僅對知縣的日常執政工作完全不配合，甚至還會專門去妨礙公務，破壞知縣在當地的威信。

種種舉動，就是為了向中央示威，迫使中央放棄對地方的管轄。

但朝廷對這些地方勢力的怨念由來已久，又看他們處處不配合，更會直接懷疑當地鄉紳豪強是不是用心險惡，想要重現唐朝時藩鎮割據的情況，所以堅決推行“知縣”。

這也對派遣至地方的知縣們造成了極大的考驗，如何在不開明、不配合的鄉紳下開展工作，樹立知縣的威望，是個不小的難題。

但好在，靠著政績的突出，以及中央對地方權力掌控的不斷加強，“知縣”這一官職徹底在地方站穩了腳跟，取代了“縣令”，成為了縣級行政單位唯一的官職。

另外，科舉的推廣，更是給天下讀書人提供了一條更明朗的出路。畢竟知縣是中央所派遣，職能任務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大部分還需要兼管兵馬、軍事，權力比起“縣令”來，只升不降。雖職能多，但知縣身邊，還會有縣丞、主簿、典史等人想幫，工作并不算勞累。

對于科舉出頭的士大夫而言，這可是個不可多得的美差。外放去做一段時間的知縣，再調回中央，不僅能夠積累政績美化履歷，仕途更是能更加順遂，平步青云也指日可待。

所以當時的官員們，都是爭先恐后想要去做這地方的父母官。但到了明清，知縣又不再是眾臣子爭奪的香餑餑了，這又是為什么呢？

由先進到落后的地方官

到了明朝，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知縣這一職位沿用宋朝，仍然是由中央派遣。

但比起宋朝時的知縣，明朝時知縣的待遇相對而言較差，不僅身邊只有一個縣丞陪同相助，俸祿權力也都相繼被削弱。

雖為地方官，掌管整個縣的行政事務，官級卻只是正七品，芝麻大小的官員。

一沒權力，二無油水，升遷還更加艱難，明朝時很多地方的知縣，如果只靠自己那點微薄的俸祿，連溫飽都滿足不了。

為了生計，知縣帶頭經商。要么就是在重壓之下，走上了不歸路，越來越多的知縣開始貪污受賄，不僅再是為百姓謀實事的父母官，反而陷百姓于水深火熱之中。

清朝更是如此，甚至還設立的獎懲制度來對知縣進行考核約束。

也是因此，明清時期，百姓對知縣的好感也降到了最低點，他們不再是為百姓申冤，為當地做實績謀出路的官員，而只是中央命令的傳達者。

在政績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讓基層的統治越發混亂，滋生了反意。明清時期的“知縣”也早已不是香餑餑，真正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也不屑于擔任這一官職。

這也導致了明清時，負責地方行政事務的官員，能力才學都相對遜色。若無真才實學，很難將地方官做好，反而會變成蛀蟲，危害整個縣的長治久安。長久來看，對地方的管理和統治都有壞處。

這不僅僅是稱呼上的不同，“知縣”和“縣令”除了都是縣級官員之外，有著巨大的差異。

從職權上來看，“知縣”是由中央派遣，不僅只承擔地方行政事務，對中央負責，還會承擔額外的兵馬軍事等職務，是中央集權制的表現之一。

從官職品級來看，明清時期的知縣只是正七品，而縣令卻是有正五品，兩品的差距，卻不是那么容易能夠彌補的。

而“縣令”是由當地推選的有名望有能力的鄉紳，只需承擔行政事務，但在當地享有威望，對地方起到一個維穩的作用。

從這兩個官職稱謂的演變也能看出，封建專制時期，中央集權的出現是必要的，過度將權力讓渡給地方，會滋生反意，形成割據勢力，對于朝廷的通知百害而無一利。

但等到了近代，中央集權制度也逐漸顯現出了落后性。

過度將權力掌握在皇帝手中，地方官的待遇太差，不僅會讓官員們不愿實打實地工作，也逼得他們為了生計，不得不貪污受賄，最后民怨沸騰，也會反作用到朝廷身上。

但不論怎么說，從“縣令”過渡到“知縣”的過程，是封建君主專制歷史上，中央集權發展的直接反應，也是中央集權發生改變，不可忽視的重要轉折點。

責任編輯：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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