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些古怪、難以解釋的公司”

“沒人能改變扎克伯格的想法”

“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謝麗爾 · 桑德伯格到底喜歡Facebook什么”

......

Facebook CEO?Mark Zuckerberg?&?Facebook COO?Sheryl Sandberg

在科技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受夠了科技記者。在他們看來，記者們試圖用負面報道給他們“使絆子”，并通過擊垮公司和創始人來獲得轉發和流量。而在本篇訪談中，同在互聯網行業摸爬滾打、報道科技新聞多年的Alex Kantrowitz（Big Technology的記者&主播）與Casey Newton（The Verge負責硅谷板塊的編輯，跟蹤報道Facebook多年）就此討論了科技新聞的現狀以及Facebook 的最新發展。

Facebook“不妙” ·

Alex Kantrowitz: 你認為 Facebook 現在的狀況如何？

Casey Newton: Facebook 太龐大了，以至于它可以（而且它確實是）在同一時間以上千種不同的形式存在?？赡茉谄渲械?00個地方，它在做一些很酷很有趣的事情；而在另外500個地方，它又在做一些非?？膳碌氖虑?#xff0c;可怕到需要公眾和政府去施壓和干預。

作為一個記者，我試圖做的就是培養一種感覺，一種“我們如何權衡好與壞”的直覺。比如這家公司是否可以成為世界上一股積極向上的力量、一個可以讓懷疑論者沉默的、值得大眾信任的組織（或者至少能解決懷疑論者們一部分的疑慮）？又比如這個產品是否成了社會的一面黑暗的鏡子，扭曲了我們的所見所聞（比普通媒體更甚），并讓我們分崩離析？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真的很棘手，但這也是為什么Facebook作為一個報道對象，對我來說比其他互聯網公司要更加吸引人。

Alex Kantrowitz: 現在你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嗎？

Casey Newton: 我還是沒什么頭緒。但 Facebook 一直以來給出的回答是：

“我們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發聲的地方，允許各種對話與言論的存在，這一點非常重要。此外，我們還在不遺余力地幫助眾多小微企業......”

但每當我環顧四周，或者放眼世界，我看到的是各種威權主義組織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是右翼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蔓延（比如反疫苗主義者、 boogaloo 和 QAnon），所有這些都在 Facebook 上肆意流傳，并迅速壯大。對于這些，我真的很難看到所謂樂觀的一面。因此，對于Facebook的說辭我一直持懷疑態度。

還有一點，Facebook 可以說是一個有些古怪的、難以解釋的公司。它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對董事會擁有多數控制權，如果 Facebook 做了任何董事會不喜歡的事情，除了動用公眾輿論的壓力，沒人能改變馬克 · 扎克伯格的想法，也就是說沒有人能在真正意義上介入Facebook的管理與決策。

Alex Kantrowitz: 但公眾壓力也是真的有效。

Casey Newton: 事實上，我認為公眾壓力對 Facebook 的效果比人們想象的都要好。就我看來，Facebook對公眾壓力的反應比蘋果或者亞馬遜要更積極。但問題是，即使有時他們做了公眾想讓他們做的事情，這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滿足公眾的愿望不能夠代替真正的問責制。

我認為之所以人們對 Facebook 有這么多的失望，其中一個原因和人們對 YouTube 和 Twitter 感到失望是一樣的。這種感覺就是Facebook、YouTube這些平臺對于我們的交流和生活方式有如此強大的影響（甚至塑造和改變），但無論是你還是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對這些平臺的運作都沒有任何發言權。

美國國會本應該在監管這些平臺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但實際上呢？我想也許他們也就是在近幾個月，才對這些平臺有了深入的了解。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滯后。所以，當你看到人們的生活被這些平臺包圍，而生活本身也或多或少因此變得沮喪時，這其實也沒什么可驚訝的。

Alex Kantrowitz: 還有一個問題，Facebook 是否應該為美國的反口罩運動負責?

Casey Newton: Facebook 在很多國家運營，那些國家的人們也都還戴著口罩。所以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Facebook 上的反口罩運動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有同樣的效果。

當人們問，“那么，Facebook 將如何處理兩極分化呢? ”Facebook會說，“如果你環顧世界各地，就會發現各個國家的兩極分化速度并不相同，所以真的很難把這件事歸咎于我們?！?/p>

但是作為一名記者，必須保持開放的心態。Twitter 上有一百萬名記者每天都在嚷嚷著“Facebook很糟糕” ，因為只有這樣才有流量。有時候記者們也會挖掘一些關于大公司的逸聞趣事，但我從來不會在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花費太多力氣。記者們必須時刻小心，因為如果這些公司不斷在你腦海中播下懷疑論的種子，你很可能會被他們玩弄，甚至發現自己的文章不經意間為他們打了廣告。

但我堅信世界是復雜的。所以，考慮到 Facebook 同時可以是一千種不同形式的存在，如果我把它簡化成一句話，那么可能會漏掉很多細微的差別并失去理智的嚴謹。

Alex Kantrowitz: 再看一下Facebook本身的狀態，這個平臺滋生了這么多負面的能量，但它依然在股票市場上表現優異。自從劍橋分析事件以來，我一直在關注Facebook的市值。我發現，甚至自從上個月的聽證會以來，它的市值也在一路飆升，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不可阻擋的公司。國會不會阻止它，股市不會阻止它，用戶也沒有辦法阻止它。在某種程度上，我甚至覺得Facebook在看外部世界時內心的OS可能是：“那些仇恨我們的人來找我們麻煩了，但他們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我們可以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情?！?/strong>

Casey Newton:我認為這種態度更多存在于 Facebook 的過去。Facebook曾經喜歡到處宣揚“每個人都認為 News Feed （個性化新聞推薦） 是一個壞主意”，但在他們推出了自己的News Feed 后，反而越做越好，一直堅持到現在，并成為商業史上最成功的的盈利案例之一。Facebook的傲慢很多也是由此而來。

而最近，當他們環顧世界時，卻心想“不妙”。在Facebook眼里， TikTok雖然是一個不討人喜歡的競爭者，但起碼它一直都是一個合法的競爭者。而緊接著他們就看到TikTok在許多地方被禁止，由此Facebook意識到，如果 TikTok 在可以在印度被禁止，那么 Facebook 以及它所有的應用程序也可能會在某一天被關閉。

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過去的一年里，他們發起了一種有趣的支持監管的運動，扎克伯格在專欄文章里寫：“我們需要為互聯網制定新的規則。”因為他們正試圖以一種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制定監管規定ーー當然，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條監管規定獲得通過。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期望 Facebook 拯救世界，即使它只是一個人們發布文字和圖片的平臺而已。我認為，至少對于Facebook來說，要做到人們所期望的事情是很困難的。

限時回合比賽·

Alex Kantrowitz: ?Facebook 是否會在10年內受到真正意義上的監管？

Casey Newton:10年之內，我想是的。

Alex Kantrowitz: 10年后，Facebook 的 CEO 還會是扎克伯格嗎？

Casey Newton:讓我想想，那時候，他應該已經在職......

Alex Kantrowitz: 25年？

Casey Newton:25年，是的。那么我想10年之后他很可能還在。至少五年之后他肯定還在。我認為他可能會在10年內全職經營 CZI（扎克伯格夫婦共同成立的慈善基金會），在慈善界做更多的事情。

Alex Kantrowitz: TikTok 在五年內會對 Facebook 構成威脅嗎？

Casey Newton:伙計，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是否會在十月份消失。

Alex Kantrowitz: 這就像是一場限時回合的激烈比賽。

Casey Newton：但這基本上更像是，“猜猜唐納德 · 特朗普想怎么做？”，而特朗普——我們是真的不知道他會怎么做。

Alex Kantrowitz: 謝麗爾 · 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未來兩年依舊會在Facebook任職嗎？

Casey Newton：我不這么認為。我甚至不明白為什么 Sheryl 現在還在那兒。

Alex Kantrowitz: 我也不明白。也許她喜歡這門兒生意？

Casey Newton:雖然她自己也是這么說的，但并沒有人真的相信。Sheryl似乎經常被 Facebook 內部發生的一些事情（也許是所有事情）激怒。一個人要想一直留在工作崗位上，就需要從中獲得一些樂趣，而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Sheryl到底喜歡她的工作什么。

Alex Kantrowitz: 20年后，Facebook 和蘋果哪個公司會更強大？

Casey Newton:我認為蘋果的優勢更大。圍繞蘋果的競爭問題真的很嚴重，但現在還沒有人真正把這些問題當回事兒（顯然大眾對Facebook的敵意更大，圍繞蘋果的問題更多只是激怒了開發者社區）。如果這些問題在未來5到10年內依舊處于被忽視的狀態，那么我認為蘋果將會成長為一個比現在更可怕的龐然大物。但說實話，它早就已經遠遠超過 Facebook 了。

有分寸沒流量 ·

Alex Kantrowitz: 讓我們從每個人都在思考的問題開始——科技媒體到底是好是壞？

Casey Newton: 我認為在過去的四年里，科技媒體所做的工作可能是自這一報道類別出現以來最好的，至少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了解當今最大的科技公司的內部運作。

Alex Kantrowitz: 那么為什么有許多人討厭它呢？

Casey Newton: 我認為還有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那就是我們信息生態系統的健康問題。算法在某種程度上重塑了美國媒體，而我們也是剛剛才開始不得不去面對這些算法。比如谷歌和 Facebook，它們可以為媒體、出版商提供難以置信的流量，只要他們能夠迎合不斷變化的算法。

這就導致了很多沒有價值的廉價內容的出現，雖然這些信息基本上是無害的，但是它剝奪了媒介的個性化身份。所以，信息同質化變得非常嚴重，每個新聞網站都只是其他新聞站的另一個版本而已，這有點削弱了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因為現有媒體的報道內容都太相似了。

然后就是 Twitter 算法。在Twitter上，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充滿災難的世界里，因為只有那種最嘈雜、最丑陋、最離譜的故事才會出現在 Twitter 的推薦頁面。而 Twitter 同時也是記者們整天“閑逛”的地方（大部分時候是為了尋找新聞線索），是他們推銷自己報道的主要場所。Twitter 的算法使得記者們也不得不（為了流量）強調丑聞和憤怒的元素。而以上最終都會產生令讀者厭煩的效果。

我認為人們已經產生了對丑聞和憤怒信息的疲勞，同時這些又進一步破壞了觀眾對新聞報道的信任?，F在大多數人都覺得我們這群記者就是 Twitter 上一群惡毒的混蛋，不斷地揭露丑聞、引起憤怒。

所以，也許人們對于我們到底是誰，我們代表什么，我們的原則是什么，有著非常少的了解。我認為這些算法的集體力量已經扭曲了人們對于媒體的觀感（至少與20年前截然不同）。

Alex Kantrowitz: 這其實是典型的科技記者看待問題的視角。你只需要繼續埋怨算法，而不是人本身的行為。但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試著設身處地地為科技行業的一些大佬們著想——他們看到的只是一群人在 Twitter 上散播憤怒，并試圖扳倒他們。你認為這種看法有真實性或者需要被糾正嗎？

Casey Newton: 我認為在科技公司工作的人不知道我們的原則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們代表什么。如果你正在閱讀關于微軟、谷歌、 Facebook、亞馬遜的一般報道，除非你與那位記者有私人關系，否則你很可能不知道那位記者的目的是什么。

根據我的經驗，大多數記者的目標是講述事實，并對權力問責，進而找出不法行為。

但這些社交媒體平臺真的很復雜，坦率地說，人們也并不知道互聯網上的帖子有哪些需要被撤下來，又有哪些可以一直掛在上面。這就導致：有一天你因為 Facebook 沒有及時撤下仇恨言論而痛斥他們，而第二天，你又因為他們刪除了太多的合法廣告而產生更多怨氣。

這就是為什么去年我用了網站上的一個頁面寫清楚了“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哪些是我真正關心的事情以及哪些是我試圖回答的問題”（https://www.theverge.com/pages/theinterface），因為我發現，說清楚這些對于設定目標讀者的期望和指導自己寫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更多的記者都應該考慮這樣做，這迫使我們必須要面對最重要的問題：我自己理想的內容政策是什么？我最關心的事情是什么？并在此后沿著這些問題的軌跡前進。

我很猶豫要不要說太多，因為我真的不認為問題出在記者身上。真正擁有話語權的通常不僅僅是緊緊抓住工作不放的記者，還有那些日益強大的科技公司。

當然，我也確實認為我們需要討論科技報道的行業形態，比如它究竟在鼓勵什么樣的價值觀，以及出版集團還可以做些什么來改變現狀。

Alex Kantrowitz: 你的回答多少反映了許多批評家所說的: “他們傾向于指出這是一個商業模式的問題?！蔽抑肋@是一種荒謬的批評，但是他們說記者們正在通過挖掘群眾的的憤怒點、贏得點擊量來努力保住工作。

Casey Newton: 事實并非如此。我認識的大多數記者都不知道他們文章的訪問量是多少，也沒有直接的經濟刺激去推動他們獲得更多的訪問量。根據我的經驗，尤其是在過去10年的數字媒體領域——以及傳統訂閱出版物領域——你會讀到一些科技公司發布的新聞稿，他們定期談論自己的月活和流量，談論他們的影響范圍以及業務規模。

所以，我確實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現在的報道模式?；ヂ摼W有許多贏家通吃的現象，我們也都想得到一些觀眾。

Alex Kantrowitz: 是的，這不僅僅是商業模式的問題，它還可能只是一種地位問題。

Casey Newton: 什么意思？

Alex Kantrowitz: 記者們肯定希望他們的帖子有更多的流量，但是我們也知道，這些平臺常常用轉發數量和關注者數量來獎勵用戶。這就像一個游戲。我們知道在這個平臺上銷售的東西通常是（你提到的）憤怒、丑聞，所以這些批評可能更適合指向那些試圖通過激起憤怒來追求地位的記者，因為他們知道什么會帶來流量，而寫有分寸的報道則可能不會。

Casey Newton: 好吧，我覺得我們也落入了這種對話經常遇到的陷阱里，那就是每個人都害怕點明某一個記者或者某一個故事。這就好像我們總是希望把這種討論保持在整個生態系統的層面上，而很少有人愿意站出來說這其實就是一堆廢話。

當然，看到人們為了獲得更多的轉發而做出的行為，我時常感到震驚，對一些記者而言這甚至是沒有任何經濟利益的。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得到更多的 Twitter 追隨者，但長期以往，這種趨勢卻使得整個輿論環境變得非常嘈雜。

當我閱讀調查性報道時，很少看到所謂的分寸感。一個調查報告永遠不會承認自己所調查的東西根本不值得普利策獎。

翻譯&編輯：Coco Liang

原文鏈接：https://link.medium.com/SOxlbqwq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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