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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云計算在我國發展非常迅猛。IBM在中國無錫太湖新城科教產業園建立的中國第一個云計算中心已投入運營，IBM自己在北京的中國創新中心成立了第二家中國的云計算中心—IBM大中華區云計算中心。2008年底，廣東電子工業研究院與東莞松山湖科技產業園管委會簽約，要在東莞松山湖投資兩億元建立云計算平臺。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子公司阿里軟件也與江蘇省南京市政府正式簽訂協議，要在南京建立國內首個“電子商務云計算中心”，首期投資額將達上億元人民幣。中國移動也推出了BigCloud(大云)。?

　　這些云計算中心(或者計劃)中，阿里巴巴做云計算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它有很大的SaaS業務資源；中國移動有自己的“內部需求”，也有很大規模的數據中心，引入云計算技術充分發揮現有資源的作用，也是合乎邏輯的。其他已建立的云計算中心，不少也就是原來的“計算中心”的升級版，它們對業務模式并不清楚。?

　　在筆者看來，國際幾大巨頭中IBM的云計算路數有些不同，因為IBM沒有任何SaaS運營業務。所以，IBM推云計算的意圖多半也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著眼點還是服務器和軟件。?

　　云計算的服務對象是數據中心，從技術層面來說，以前HPC系統中常用的軟件系統，如PVM/MPI/HPF等都已經派不上大用場了(不過Amazon的CloudMaster基本上就是原來MPP系統中“作業調度”系統重新包裝的結果)，于是出現了許多新的算法和軟件系統。例如Google推出的MapReduce、GFS、Bigtable以及MapReduce的開源實現Hadoop等，主要的東西還是出自Google的，其他廠商正在效仿。?

　　云計算的社會效益和商業模式?

　　有些人視云計算為第三次IT行業變革時代的開始，很多專家也預測云計算在中國將會有一個廣闊前景。在國外人們主要談商業模式，而在國內大家要考慮社會效益。要想使云計算在中國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兩點很關鍵：政府需要看到社會效益，?商家需要看到能賺錢的商業模式。前者可以推動后者，但不能保證后者的成功。?
　　關于社會效益，筆者在主文提到的云計算的兩個賣點中的第一點：節省硬件投資，充分利用已投入的資源。這一點顯然是符合中國目前“建設節約型社會，發展循環經濟”的大政方針的，社會效益不言自明。云計算可以緩解目前國內普遍存在的“低水平重復建設”的老大難問題。?

　　但是，目前云計算的模式對解決這個問題沒有清晰的可操作性。由于受到相關法規，財政預算制度和國民文化習慣的影響，云計算的發展有三大障礙。第一，多數中國企業對從外部采購數據存儲服務信心不足，擔心會失去對數據的控制；?而且寬帶接入速度還太低，無法保障優質的云服務。第二，財政預算制度不支持云計算和SaaS服務所提倡的按需付款的模式，往往上級領導批了一筆錢(尤其在政府部門)，都是按項目模式，專款專用，限期必須花完，服務模式行不通。第三，國民文化習慣也不支持云計算和SaaS的“租用”模式，中國人喜歡“擁有”，而且還要是新的。如果上述問題處理不好，產業鏈是很難形成的。?（備注：還是挺切合實際的）

　　關于商業模式，目前中國還沒有Google?Docs、Amazon?EC2、Salesforce等這樣一批在XaaS業務方面有足夠粘性作為基礎開展云計算業務的企業，很多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云計算計劃往往是其研發部門提出來的，而不是真正的公司決策層提出的云計算戰略規劃。另外，目前國內有許多企業參與追捧云計算，其目的之一也是想借機得到政府的支持。?

　　筆者認為，像阿里軟件這樣有基礎做SaaS和云計算的企業在中國并不多，另外也有幾家以前做ASP和SaaS的公司，想通過云計算(和SaaS)的理念重新包裝自己，使業務上一個新臺階。在金融領域，云計算可能是率先能夠得到成功應用的，例如在銀行的柜臺和ATM機，云終端(也就是瘦PC、網絡PC)的使用比較順理成章，云終端比傳統PC更安全(安全性是云計算的主要弊端)，也可降低成本。當然沒想明白的也有不少，從很多公司的業務模式定位上就能看出來，它們以為真的找到了新的發展機遇，其實有很多業務模式根本經不住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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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云計算是一個很好的業務模式，尤其是它的成功實施會帶來很好的社會效益，社會效益的提升必將帶來云計算產業的繁榮和各種云計算商業模式的成功。雖然困難不少，但這條路還需走下去，我們祝愿云計算在社會效益和商業模式方面都能夠在中國取得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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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計算機從專用到通用的演變過程?

　　最早的超級計算機始于哪個年代這里不去贅述，這里主要想說說筆者親身經歷過的超級計算機的發展。個人的經歷雖然有限，但本人可能正好見證了和云計算相關的超級計算技術的發展。?

　　上個世紀70和80年代，國內各大學和研究所計算中心的主要用機是IBM的大機(Mainframe)、DEC的VAX系統等，當時超級計算(SuperComputer)這個詞還沒正式提出來。從90年代開始，美國建立了很多超級計算中心，每年召開超級和高性能計算(SC’09是最近的)大會，規模都很大，參與的廠家也很多，有點像現在的CES。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超級計算中心主要用機是美國Cray和日本NEC、Fujitsu等公司生產的專用超級計算機，主要以向量計算機為主。CDC?STAR-100?是首先使用向量處理器(Vector?Processor)的計算機(是被譽為超級計算機之父Seymour?Cray博士最早的?“工作單位”)。?

　　當時國內也有國防科大中國(巨型)計算機之父慈云桂教授主持開發的“銀河-I”億次超級向量計算機，在當年無任何“外援”、所有“零部件”和軟件都得自力更生的情況下能夠研發出來，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后來的銀河Ⅱ號以及90年代初的曙光一號SMP計算機等等，自主創新的程度都很高，那時雖然也是學國外技術，但是“真的學”，?盡管總是比國外落后幾年，?但真是我們自己研究出來的。?

　　說到專用計算機，就不得不提美國Cray?Research公司和陳世卿博士(Steve?Chen)。1979年陳博士加入了壟斷世界超級電腦市場的Cray公司，他用了3年時間于1983年開發出世界上第一臺雙CPU的并行向量式(Parallel?Vectors)超級計算機(Cray?X-MP/2)，把并行理念成功應用到向量計算機，由此奠定了世界上并行向量式超級計算機系統架構的基礎。1991年經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首席科學顧問提名，陳世卿院士被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1988年3月美國《時代》雜志將他作為封面故事人物。2002年陳博士回到中國，于2005年開發出第四代速度為4萬億次的超級刀片計算機，在當時Dongarra教授公布的世界超級計算機500強中排名第100位。筆者認為，如果陳博士能夠提前15年回到中國，他可能是又一個錢學森似的人物。?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著名的摩爾定律的推動下，基于通用CPU的工作站(Workstation)和PC的計算能力迅速提高，一臺工作站的計算能力已經超過了早年的“超級計算機”。由于通用CPU在大規模生產上的成本優勢，基于向量計算的超級計算技術基本上已走到盡頭，Cray等幾家基于SIMD、PVP、VPP技術的超級計算機生產廠商紛紛倒閉或改變技術路線，日本NEC、Fujitsu等公司也淡出這個行業。?

　　基于通用CPU的超級計算機成為主流后，筆者認為，超級計算機系統技術含金量就不如以前了。由于市場的不斷開放，很多“零部件”和核心軟件都可以直接買到或“拿來”(開源的)。?結果是，?我們推出的超級計算機“整機系統”和國外的差距的確是越來越小了，性能指標可以排到世界前列，甚至第一，但核心部件和軟件與國際技術水平差距并沒有縮小。這也許不是我們科研技術人員的錯，而是全球商業化規律造成的社會化“分工”使然。?

　　在“牛計算”(集群計算)出現之前，還出現了一小波基于SMP(Symmetric?MultiProcessor)、NUMA(Non?Uniform?Memory?Access?Achitecture)、MPP等多處理技術和通用CPU的專用型超級計算機系統。這些公司同樣也是受到了摩爾定律的沖擊賺不到錢而退出市場或倒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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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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