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困境作為博弈論中的一個基本的模型，可以解釋很多與此類似的杜會現象，如寡頭競爭、軍備競賽等。但是社會中的博弈往往并不止有兩個參與者，這時的博弈還會出現囚徒困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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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在多個參與者之間形成的囚犯困境又稱為人質困境。從兩個囚犯到一群人質，個人理性與團體理性的巨大沖突能夠更真實地反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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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4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24日，大會閉幕。這天深夜，赫魯曉夫突然向大會代表們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即所謂《秘密報告》)，系統揭露和批評斯大林的重大錯誤，要求肅清個人崇拜在各個領域的流毒。報告一出，頓時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由于赫魯曉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很多人心里都有個疑問：你既然知道他的錯誤，為什么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權的時候，你不提出意見，而要在今天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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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在黨的代表會上，當赫魯曉夫又就這個話題侃侃而談時，有人從聽眾席里傳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當時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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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當時赫魯曉夫是何等尷尬和難堪，回答必然要自暴其短，而如果不答，把紙條丟到一邊，裝做什么也收發生，那只會表明自己怯陣了，結果必然會被在場的人們看不起，喪失威信。從臺下聽眾的一雙雙眼睛中，他知道，他們也有同樣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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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蹺夫想了想，便拿起紙條，大聲念出了上面的內容，然后向臺下喊到：“寫這張紙條的人，請你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并走到臺上。”臺下鴉雀無聲。赫魯曉夫再重復了一遍，但臺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沒有人敢動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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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于是淡淡地說：“好吧，就讓我告訴你，當時我就坐在你現在所坐的那個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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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改革家赫魯曉夫的機智和率直，而且還可以知道，在一群人面對威脅或損窨時，“第一個采取行動”的決定是很難做出的，因為它意味著慘重的代價。這就是人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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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要對比一下1939年蘇共第十八次大會與五年前代表大會的代表情況。五年前的2000名黨代表在這次大會上還能出席的僅剩下區區35人，有1100人因為“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捕，131名中央委員中有98人遭到清洗，3/5的紅軍將領、所有11名副國防委員、所有軍區司令、最高軍委會80名委員中的75名，也無一例外落得同樣的下場。

這個故事像極了給貓拴鈴鐺的童話故事，那個故事的大意是這樣：老鼠們意識到，假如可以在貓脖子上拴一個鈴鐺，那么，它們的安全就會大有保障。問題在于，誰會愿意冒賭掉小命的風險給貓拴上鈴鐺呢?老鼠所面臨的這個問題同樣擺在人類面前：人們在直接面對威脅或損害時，也面臨著同樣的心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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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見的例子是：一輛長途車上的幾十名乘客，面對兩個持刀劫匪無計可施，任其把所有人的錢包洗劫一空。這種冷漠與軟弱的報道屢見報端，對在場者的指責甚至是謾罵也充斥于各大網站。人們多用“無情”等來指責他們。但是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對他們的指責確實有些太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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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多數人同時采取行動，確實很容易成功地捉住搶劫者。但是問題在于，統一行動少不了溝通與合作，偏偏溝通與合作在這個時候變得非常困難。搶劫者由于深知乘客聯合起來對自己意味著什么，因此必然會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撓他們進行溝通與合作，其中包括危害首先發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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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一個人基于公民道德和責任的而應采取的行為，不能摻進成本利害計算的雜質。這實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要求。擔當這個任務的領頭人意味著要付出重大代價，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報也許是人們的感激和懷念，而且也確實有人在這種情況下挺身而出，比如徐洪剛。但是付出生命的代價還是顯得過于沉重，沉重到并非多數人所能夠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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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赫魯曉夫要告訴大家的真理，也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現實。需要協調和個人犧牲才能有所收獲的事情，做起來可能具有人們難以想像的難度。如同童話里的那些老鼠，它們如果要去拴那個鈴鐺，就必須基于現實危險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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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個故事。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人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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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的中巴將于下午一點返回，可是臨發車時，導游卻發現還有三個人沒到。一車人等到下午兩點半，三個人優哉游哉地回來了。大家松了一口氣，司機發動了車準備出發。不料那三人轉身旁若無人地鉆進了路邊的一個小飯館。車上的人憤怒了：素質太差!快開車吧，太晚了不安全!可是憤怒了半天，只有一個女人獨自下車前往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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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進了飯館，言詞激烈地勸阻他們點菜，可是遲歸者冷冷地反駁道：“大家都沒說什么，你一個人就代表大家了？”那女人滿臉通紅地回到中巴上搬救兵，可是大家只是在車內嚷嚷一通，算作一種遠距離的聲討。三點鐘，三個遲歸者吃完飯上車，中巴啟動了。那女人提議，由遲歸者向大家道歉。可是全體游客鴉雀無聲，過了半天才有人小聲說：“得了，出門在外，都不容易?！币恍┤穗S聲附和。那女人冷笑著自言自語：“聽說當年一個日本鬼子能管中國一個縣，原來我不信，現在算是信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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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三個缺德的游客與日本鬼子相比，看上去有些小題大做，但實際上這里面的機制是一樣的，因為二者所賴以成功的東西，都是人質困境。只不過后者的威脅是明顯的暴力，而前者則是人情社會中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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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質困境在生活中雖然十分普遍，但其實也不是不能克服。我們來探討一下怎樣才能破解這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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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德國牧師馬丁·尼莫勒說：“剛開始時，納粹鎮壓共產主義者，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然后，他們開始迫害猶太人，我也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接著納粹把矛頭指向商業工會，我還是沒說話，因為我不屬于商業工會。當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時，我仍然沒說話，因為我是個新教教徒。后來他們開始鎮壓新教教徒?？赡莻€時候，我周圍的人已經被迫害得一個不剩，沒有人能為新教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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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邪惡卻明哲保身的人，最后也會成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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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是怎樣通過規模相對較小的力量一步步控制了包括“共產主義者、猶太人、商業工會、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這樣一個數目不斷增大的人群呢?整個德國為什么會在這樣一個劫持國家機器的人面前無計可施而柬手就擒呢?不僅是在德國，在很多集權社會中的人們都面臨類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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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前面所說的，只要大多數人同時采取行動，就很容易取得成功。不過，統一行動少不了溝通與合作，而壓迫者由于深知群眾的力量有多大，會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撓人們進行溝通與合作。一旦人們不得不單獨行動，希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這個問題就出來了：“誰該第一個采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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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用道德的呼喚來讓人們挺身而出與邪惡作斗爭是不現實的，而且，要任何一個人在人質困境中首先采取行動并獨自承擔報復的后果都是不公平的。那么有沒有這樣一個平臺，能把斗爭的代價和風險降到最低，并能把人們從人質困境中解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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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報道，在該報與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于2004年舉辦的“我為反扒支一招”活動中，“短信報警”這一建議榮獲一等獎。實際上在此之前，南京公安局已經推出了短信提醒服務，還將開通短信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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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分子制造的人質困境之中，報警者可能遭到犯罪分子的報復。那么相應的對策，也就應該從減輕報警者可能遭到的報復和提高報警的回報兩方面著手。短信報警能在提大程度上幫助報警者擺脫報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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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手機的普及，短信作為一種新的傳播方式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短信報警最大的優點在于其隱秘性，使人們能在不動聲色、不驚動他人的情況下報警，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犯罪分子直接沖突。短信報警的匿名特征也使得報警者沒有后顧之憂，從而降低了對遭到報復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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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過對短信報警的考察，再來回顧德國納粹的例子，似乎可以有一個相對比較樂觀的假設。如果互聯網早出現七八十年，也許可以為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提供一個風險較小的溝通平臺，能夠把自己從集權的劫持中拯救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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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程序員》：云原生和全面數字化實踐50位技術專家共同創作，文字、視頻、音頻交互閱讀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人质困境：多个人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的诡计）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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