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該有錢，有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比方說身家 300 億，公司市值 600 億，夠不夠？

　　其次，還要有顏，全國的大牌雜志封面，排著隊讓你上——他們說除了影視明星，你就是最美的那顆星；

　　要有名，電視節目訪談、高端會議論壇輪番邀請你——TED 演講至少也得去一次；

　　還要有愛，每一個家人都全心全意支持你的事業；心愛的伴侶身家過億，卻甘心來給你做二把手；

　　要有權，有 800 個手下聽你發號施令，唯你馬首是瞻——連美國前國務卿的親孫子都來給你打工；

　　還要有魅力，誰見到你，對你的第一印象都超好——真是人見人愛，花見花開；

　　有閨蜜，閨蜜還是希拉里·克林頓的親閨女；

　　有人脈，馬云同你高談闊論、克林頓對你贊不絕口，基辛格祝你“生日快樂”，美國總統請你去參加國宴，傳媒大亨默多克上趕著給你投錢；

　　如果你擁有這樣的人生，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混得還不錯？

　　好了，該醒醒了。這個人不是你，而是她——

　　有一個女人，曾經同時擁有這一切。而今天，她離鋃鐺入獄只有一步之遙。

　　所有人棄她而去，因為她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她就是我們今天的主人公，伊麗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

　　她的故事，就寫在這本《壞血：一個硅谷巨頭的秘密與謊言》（Bad Blood）之中。

　　在美國豆瓣上，這本書拿到了接近 9 分的高分，讀者留下的長書評多達 3000 篇。這個成績對得起作者——拿過兩次普利策獎的王牌記者約翰·卡雷魯（John Carreyrou)。他用了 3 年半的時間，對 150 多人做了數百次的深入訪談，其中還包括 60 多個伊麗莎白的前員工。

　　他是第一個揭開伊麗莎白真面目的人。

　　而這個傳奇的故事還將繼續下去——根據該書改編的電影版權已經被傳奇影業重金拿下。即將出演伊麗莎白本人的，是“大表姐”詹妮弗·勞倫斯。

　　其實她做的東西，解釋起來很簡單。

　　就是抽血的時候，少抽點血。

　　我們去醫院化驗，大夫會用大針頭在胳膊上抽靜脈血，有時候一抽就是好幾管兒。有人怕疼，有人暈針，還有人暈血。

　　伊麗莎白（以下簡稱“小伊”）發明了一個東西，不用大針頭，不用扎胳膊，不用抽好幾管兒，輕輕扎一下手指頭，一兩滴血搞定。能測出你幾百項生理指標。

　　關鍵是，它還很便宜，隨時隨地可以測。在家可以測，在樓下的超市和藥店都可以測。等個洗照片兒的工夫，就可以拿到你的檢測結果了。多快好省一站搞定。

　　這就是小伊的創業項目。聽上去是不是也沒有比登天更難？

　　就是這個生意，讓她的公司市值達到了 600 億人民幣以上。

　　也正是這個生意，讓她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

　　而一切惡果的種子，都還要從她在斯坦福輟學的原因講起。

　　17 歲那年，小伊如愿以償，考上了斯坦福的工程學院。和其他小朋友考上名校不一樣，小伊很清楚，她的目標遠不止是名校這一站。

　　7 歲那年，她想做一臺時光旅行機，然后她把詳細的設計圖紙畫滿了一整個筆記本。

　　9 歲那年，姑姑問她：“長大了你想干嘛呀？”小伊一點兒都沒猶豫：“我想做億萬富翁（billionaire）。”姑姑又問：“你不想當美國總統嗎？”小伊說：“不想，總統會娶我的，因為我手里有 10 億美金。”

　　9 歲的孩子，說出來的話，就像大明星一樣：“我不嫁豪門，我就是豪門。”

　　從高一開始，她就是全A的優秀生。如果想做一名成功的企業家，選擇斯坦福攻讀理工科是最好的選擇。

　　2002 年，她被成功錄取，還成為總統獎學金的獲得者，每年有 3000 美金的經費支持她的科研項目。

　　在大學期間，父母問她要不要讀博，她斬釘截鐵地說：“不要，爸爸，我對博士沒興趣，我想掙錢。”

　　她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說：“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相信私人企業是產生影響力最好的方式，它是改變世界的工具。”

　　在上大學的時候，她廢寢忘食地做科研，斯坦福工程學院的院長錢寧（Channing Robertson）甚至破例讓她到實驗室給博士生幫忙。

　　2003 年的暑假，她跑到新加坡的實驗室做項目，那年正是非典（SARS）在亞洲肆虐的時候。她覺得當時對血液里 SARS 病毒的檢測手段太落后了，一定有更好的辦法。

　　從新加坡回來，她把自己關在家里，閉關 5 天，每天只睡1、2 個小時，窮盡她所學知識，寫出來一份專利申請，是一種可以穿戴在胳膊上、釋放藥物的貼片。

　　當她把這個東西拿給錢寧院長看的時候，院長就震驚了。

　　他說：“我見過成千上萬的學生，沒有人像她這樣，能把理工科雜七雜八的知識融會貫通，用一種我都想不到的方式，創造出一個東西來。”

　　院長鼓勵她說：出去追求你的夢想吧！

　　2004 年，她選擇了輟學，離開了斯坦福。那一年，她 19 歲。

　　爸媽同意她把教育基金里的錢都拿去做生意。她創辦了一家公司，董事會顧問是錢寧院長。而她的第 1 號員工，就是錢寧院長的博士生。

　　公司的名字叫 Theranos，是英語里面的“治療”（therapy）和診斷（diagnosis）捏合出來的一個詞。

　　可她選定的方向——微量血液檢測，也就是她的創業項目，并不被其他人所看好。

　　斯坦福一個醫科教授就給她潑過冷水：僅憑指尖的一滴血，是沒法對大多數疾病做出準確檢測的。

　　因為手指被刺破的時候，細胞也會被刺破，這樣一來，包括細胞碎片之類的雜質，就會趁機混入細胞間質液當中，導致檢測結果不準。

　　好幾個教授都說她做的是無用功。只有她自己和錢寧院長相信她能夠成功。

　　一家有著 15 年歷史、最高 600 億市值和 800 名員工的硅谷創業公司，就此拉開大幕。

　　和很多創業者一樣，她第一輪的融資來自身邊的親戚朋友。

　　她的鄰居就是一個風險投資人，曾經投過 Hotmail。兩家關系很好，所以一出手就給她投了 100 萬美金。

　　她能給人展示的，只有一份 26 頁、薄薄的商業計劃書，跟人說我要用微型的針管做無痛抽血技術，然后通過無線技術傳輸血液分析數據，告訴醫生對癥施藥的劑量大小。

　　總而言之，都是一些不懂醫藥和血檢技術、卻愿意相信她的人給她投了錢。她成功融到了 600 萬美金。

　　接下來的事情就像變魔術一樣，你眼睜睜看著她怎么把 600 萬美金，變成 600 億人民幣。

　　小伊心想：我要做這樣一款產品——讓所有害怕打針抽血的人，都能輕松獲得自己身體的各項指標。

　　這其中有關鍵的三步：

　　怎么無痛抽血？——盡量少抽

　　怎么檢測所有指標？——全面的化驗分析

　　怎么準確輸出結果？——前兩步的完美平衡

　　她的偶像是喬布斯，她要向喬布斯學習，對完美的要求毫不妥協。

　　但以她輟學生的能力，又憋不出來這么個東西，可怎么辦？

　　答案只有一個：造假。

　　一開始，她想做的是一個粘在胳膊上的小巧的貼片，用微針取血，她要測至少幾十項身體指標。結果做不出來。她和團隊就做了一個“湊活”的版本——一個大個兒的、血糖檢測儀一樣的東西抽血，只能測血糖。

　　如果想測量更多的指標，儀器就會更大、更笨重。結果是造了一臺只能在實驗室里用的大機器，抽出來的血，收集在一個厚厚的小盒里，就像一沓厚厚的信用卡，把它塞進機器，可以開始分析。

　　她沒想到，做這個東西會遇到這么大的困難。因為當你取的血太少的時候，結果就是連化驗用的樣本都不夠。怎么辦？只能兌水，用生理鹽水稀釋。結果就是你的血變成了一灘“血水”，不再“原汁原味”。

　　怎么保證測出來數據還是準的？這對后續的化驗分析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他們發現，在那個厚厚的小盒里，要精確地控制血液流向，控制好各種閥門。而小盒里的“血水”路徑一復雜，串來串去的時候還會發生相互污染。這一通下來，所有的技術人員只有一個感覺——頭大。

　　我們中國人的老話是：按了葫蘆起了瓢。一個問題倒下了，千千萬萬個問題站起來了。

　　這一個血盒的造價高達 200 美金，而且用 1 次就報廢，實驗室一禮拜就能報廢好幾百個。

　　600 萬首輪融資很快就燒完了。到了 2005 年底，公司成立 18 個月，員工 24 個人，沒有什么進項。

　　怎么辦？她一邊接受一些媒體的采訪，繼續跟人鼓吹她的愿景：讓天下沒有難抽的血！一邊去忽悠新的投資人，又融來了 900 萬美金。

　　到這兒，有人可能會好奇：她就不能稍微多取點兒血嗎？

　　小伊她在這一點上決不妥協。因為她給人講了無數次她對針頭的恐懼。她跟員工都這么說話：“老娘我天不怕地不怕，天地間我只怕針頭（needle）。”更何況，取的血變多了，就跟醫院抽血差不多了，她開創的事業就沒有意義了。

　　她還拿什么故事去跟投資人講呢？所以她堅持要求團隊，只取一兩滴血。

　　然后這一代產品就陷入了停滯，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

　　然后她就把做產品的人炒掉了。

　　換了另一個人，做了一款“劃時代”的產品。花 3000 美金，從別家公司買了一個用來滴膠水的機械手臂，能把送進分析儀里面的血水精確地進行分配。

　　然后在這個機械手外面套了一個殼子——新的分析儀就完成了，外頭看起來就像一臺電腦的主機。

　　這個新員工問小伊：咱給它起個什么名字好？

　　小伊說：我們失敗了這么多次，就成功了這一次，我們叫它“愛迪生”（Edison）吧。

　　土土的膠水機械手，搖身一變成了“大發明”。

　　但是“愛迪生”沒有解決血液稀釋帶來的種種問題，只是一顆表面光的驢糞蛋而已。

　　后來當她發現“愛迪生”不能滿足要求的時候，她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計劃，叫“迷你實驗室”（miniLab）。這時候市面上已經出現競品了，人家可以在 12 分鐘內測出 31 項結果，但還不包含全部檢測項目。

　　所以環境倒逼她，只能提出：我們家的什么都能測。這成了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當然，是停留在她想象中的稻草。

　　技術人員建議：我們可以先做個大而全的原型機，把所有檢測用到的東西都放進去，然后再想辦法一點點把機器縮小。

　　她不干，她要一步到位，必須小，小而全，沒有商量的余地。而如果堅持做小，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比如溫度，一臺機器運轉的時候會產生熱量。在封閉的小機器內部塞進各種儀器，一旦運轉起來，內部的熱量積聚，會提高血液的溫度。血液的成分、含量，還有檢測過程中的化學反應，都會發生不可控制的變化，導致檢測結果不準。

　　她不管。她把技術人員逼到死胡同里，然后讓他們繼續往前走。

　　就在這時候，大客戶登門拜訪。美國最大的連鎖藥店，沃爾格林（Walgreen）。他們想把 Theranos 的血液檢測項目搬到他們的門店里。原來是小伊給沃爾格林他們發了郵件，毛遂自薦了 Theranos 的血液檢測產品。然后人家還真看上了。

　　在展示 PPT 的時候，小伊甚至告訴人家，說我們只需要1、2 滴血，就能做 300 多項檢測，包括血糖、電解質、腎功能，甚至癌癥的篩查。實驗室里能做的全套檢查，用我們的設備，能完成其中的 98% 以上。等小伊給他們一通忽悠完之后，沃爾格林的高管們已經眼冒金光了。

　　他們回去以后，跟自己的同事都這么說：“你想想看，用上這個東西，女人都不用拍X光片，她就能檢查出來自己得了乳腺癌。”

　　并沒有。

　　當你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就會變得魯莽。

　　你很難想象，沃爾格林大藥房的人，連產品演示和檢測結果都沒有實地去驗證，就直接跟 Theranos 簽下了 5000 萬美金的設備采購大單，還給 Theranos 貸款 2500 萬美金，要在全國的藥店網點全面鋪開。因為他們害怕被對手搶了先，所以不敢錯過任何高速增長點，必須搶占先機，快速決策。

　　緊接著，沃爾格林風風火火地，把一批門店都裝修了一番，專門辟出來一塊地方，作為門店里的“健康中心”（Wellness Center），其實就是給 Theranos 預留的寶地。他們希望這種血液檢測設備入駐門店之后，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流，讓藥店的生意更好。

　　他們不知道，當他們的“飯館”準備好開門迎客的時候，Theranos 的“后廚”已經火上房了——實驗室里的測試都漏洞百出，更不要說給老百姓驗血了。

　　眼看著健康中心開幕的倒計時越來越緊迫，可是小伊成立的“迷你實驗室”（miniLab）毫無進展。

　　怎么辦？又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要么告知藥房實情，暫緩健康中心開業，等產品合格、可以民用的時候再開業；要么硬著頭皮上，拿實驗室里的半成品機器給老百姓驗血。

　　小伊選擇了第三條路。既然“迷你實驗室”的新機器沒法用——那咱們就用回“愛迪生”（Edison）好了。

　　你沒聽錯，就是那個舊款的、涂膠水的機械手，改裝的簡陋機器。

　　小伊很清楚愛迪生“可憐”的本事，它只能測幾項血液指標，離承諾的 300 項差得實在有點遠。

　　所以聰明的她，還偷偷地準備好了“B計劃”——買別人家現成的機器，來應付藥房的檢測。比方說西門子的“ADVIA 18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他們花了 10 萬美金買了 6 臺西門子的分析儀，每臺都是 1200 斤重的大家伙。

　　也正是這件事，為 Theranos 后來的崩塌埋下了伏筆。

　　藥房本來的設想，正如小伊 PPT 里說的那樣——

　　應該是一臺小機器，可以放在門店里，現場給用戶在指尖抽血，現場機器做化驗分析，現場出結果。結果是一樣都沒做到。因為實際用到的西門子機器太大了，也不可能放在門店展示，所以老百姓抽完了血必須送回實驗室。

　　可小伊她們連“送血”回公司這件事都沒辦好。很多老百姓在超市留下的血樣，是從超市快遞回 Theranos 實驗室的。快遞過程中沒有任何血液保鮮措施。很多快遞的血樣到了機場，就躺在夏季高溫的柏油路上，變質了。

　　然后他們在實驗室里拿著變質的血樣進行化驗，出結果。老百姓要等好幾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時間才能收到檢測報告。而無論是“愛迪生”，還是西門子，只要是刺破指尖抽血，血細胞破裂的問題就都沒有解決，無數次測試結果顯示，血液里的鈉和鉀含量都會異常地飆升。

　　當開幕倒計時把小伊逼瘋的時候，她做出了一個決定——咱們在藥店里改成靜脈抽血吧！

　　對，你沒聽錯，就是跟醫院里從胳膊抽血是一樣的。

　　所謂的創業，所謂的改變世界，所謂的血液檢測——就是用別人家的機器，用醫院老套的靜脈抽血，用快遞以后變了質的血樣，給老百姓送上不靠譜的檢測結果。

　　還有一件事兒我沒告訴你。

　　就是西門子的機器分析的項目多，有幾十項，所以需要的血液容量很大。它的原裝機器里面就會預先把血液稀釋一次，但是藥店采回來的血樣還是不夠。

　　怎么辦？那就在送進機器之前，再“兌一次水”。也就是當你的血送到 Theranos 以后，會“注水”稀釋兩次，再進行化驗。

　　有一些負責改造西門子機器、注兩次水的技術人員，他們無法說服小伊停手，可他們不想欺騙老百姓，無法忍受自己良心上的譴責，就辭職了。

　　藥店的項目還在繼續。小伊通往成功的腳步絲毫沒有停下。她繼續招攬更多的投資人，繼續夸下海口。投資人來參觀的時候，她向人家演示，我們怎么檢測血液。當她把信用卡一樣的血盒，塞到分析儀里，電腦屏幕上就會進行“實時”顯示——就像科幻電影一樣，你都能看到血液一點點流過血盒，進入分析艙的過程，數據是怎么無線傳輸到服務器云端，又從服務器返回輸出結果的。

　　簡直完美。

　　因為這是提前剪輯、錄好的錄像，它只是在屏幕上又播放了一遍，根本不是現場實時的圖像。

　　而當她給投資人展示 PPT 的時候，她拿著“自己家”的檢測數據，跟醫院里的化驗數據進行比較，兩條線幾乎重合。她說：你們看，我們的檢測結果多么完美。

　　因為 PPT 上的數據，都是在買來的機器上做的，沒有一個是“自己家”的機器。

　　公司的 CFO（首席財務官）對她說：“不要這樣了，我們不要造假騙人了。”小伊的臉色瞬間就變了：“你不是這個團隊的一員，我覺得你應該滾蛋了。”然后 CFO 瞬間就被炒了魷魚。

　　到 2010 年底的時候，Theranos 獲得的投資已經超過了 9200 萬美元。

　　然后在 2011 年，她認識了對這家公司來說，最重要的一個人，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

　　那就是當時已經 91 歲高齡的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一個在冷戰期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大政治家。

　　由于某種不為人知的原因，他結識了小伊，很快喜歡上了這個精明強干、雄心勃勃的年輕 CEO，并在 2011 年加入了 Theranos 的董事會。

　　這個老人的身份不只是前國務卿，他還是美國著名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的成員。由于他的引薦，下面這些人也陸續加入了 Theranos 的董事會：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佩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前任主席薩姆·納恩；美國前海軍上將蓋里·羅海德；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將軍詹姆斯·馬蒂斯。

　　乍一看，你可能會誤以為，這是美國研究下一次發動戰爭的軍事委員會顧問團。但它就是 Theranos 華麗麗的董事會明星陣容。小伊一個個搞定了他們，給他們股份。他們就像一批貼了胡子的洋娃娃，擺在 Theranos 精致的櫥窗里。對小伊同學來說，這是每次見投資人的時候，最響亮的一張王牌。

　　到了 2013 年，這個明星董事會陣容終于有了大放異彩的時候。因為 Theranos 的公關宣傳開始緊鑼密鼓地張羅起來了。

　　2013 年 9 月，《華爾街日報》登出了關于 Theranos 的詳細報道，這是這家公司第一次在美國主流媒體公開亮相。

　　在文中，記者引用舒爾茨本人的話說：“這個姑娘，就是下一個喬布斯，就是下一個比爾·蓋茨。”

　　而 Theranos 的血液檢測過程，被描述成“只需要幾滴血，就能得到比傳統化驗更便宜、更快、更準的檢測結果”。從那天開始，小伊就成了全美國主流媒體的“掌上明珠”。

　　在她之前的著名女性企業家，有 Facebook 的 COO 謝麗爾·桑德伯格，有雅虎的 CEO 瑪麗莎·梅耶爾。但她們都不是一家企業的第一創始人。

　　而小伊是第一個從 0 到1，做到硅谷獨角獸的創業公司女性 CEO 兼創始人。

　　硅谷需要這樣一個故事，美國人需要這樣一個故事。

　　接下來，主流媒體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造星運動：她登上了無數的雜志封面——《福布斯》（Forbes）雜志把她評選為“全球最年輕的、白手起家的女性億萬富翁”；《時代周刊》將她提名為“2015 年最具有影響力的 100 大人物”；《魅力》（Glamour）雜志將她評選為“年度女性人物”；《財富》（Fortune）將她評選為“年度商業家”、“40 位 40 歲以下精英”。當她和馬云、克林頓坐在一起的時候，克林頓就像欣賞著鄰居家可愛的女兒一樣：“告訴大家，你自己辦公司的那年，多大年紀？”她羞怯地說：“我才 19 歲。”

　　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任命她為“創業大使”，哈佛醫學院邀請她加入享有盛譽的研究員委員會。她以每周至少一次的頻率，參加各種媒體專訪和高端會議。由于她聲稱公司核心技術屬于“絕密”，每次出行，她的身邊都環繞著 20 人規模的安保隊伍。

　　她的座駕，是一輛奢華的黑色奧迪 A8 轎車，被她命名為“獵鷹 1 號”（Eagle1）。她有一個專門的私人廚師，每天為她量身定做素食。如果她需要長途飛行，她會乘坐她的私人飛機——灣流宇航（Gulfstream）商務私人飛機，這是民用航空中最快的飛機之一——據說馬云和劉強東分別以 3 億和 4 億人民幣的價格，購買過這一品牌的私人飛機。

　　憑著完美的公眾形象和誘人的市場前景，到了 2014 年，新的投資人加持之后，這家公司的估值終于登上了 90 億美元，接近 600 億人民幣的頂峰。而小伊本人擁有公司一大半的股份，她的身家更是突破了 50 億美元。

　　她登上 TED 演講，向別人動情地講述她從小對針頭的恐懼，說起多少人做不了昂貴的血液檢查，說起她的因為皮膚癌擴散以后英年早逝的舅舅。如果當年有及時的血液檢測技術，她舅舅就能盡早診斷出癌癥，可能就不會去世。她想活在一個新的世界里：一個所愛之人長長久久、不必匆匆揮手告別的世界里。她想創造這樣一個世界。所以她創辦了 Theranos 這家公司。

　　即便是今天，當我知道她是一個大騙子，她說的自己一樣都沒做到的時候，我依然會為她的演講而動容。

　　她有一種魅力——甚至可以說是魔力，讓你相信，她說的未來就是真的。

　　然后他們在這兒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后，都不得不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我被騙了。

　　然后就是同樣的戲碼輪番上演：辭職、簽保密協議、匆匆離開，必須對這里的一切守口如瓶。

　　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那么究竟是誰，親手扒下了“女王的新衣”？

　　揭穿 Theranos 騙局真相的過程，其中的機緣巧合和千鈞一發，令人難以置信。

　　Theranos 一直有一個死對頭，在血液檢測的專利上和她們糾纏不清，甚至一度打起了官司。

　　有一天，這個死對頭的大老板，叫理查德（Richard Fuisz），很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個西門子公司的銷售代表。兩人攀談的過程中，他突然得知：西門子的人竟然老往 Theranos 公司跑。難道 Theranos 是在用西門子的機器做化驗的嗎？他不好直接去闖人家公司，所以他就跑到新開的沃爾格林“健康中心”去一探究竟。

　　他跟藥店的人說：我想化驗一個肌酸酐。這是常規的血液檢測里就包括的項目，可是藥店的人告訴他，測不了。

　　他頓時心生疑惑。

　　直到《紐約客》（New Yorker）雜志上刊登了關于她的長文報道，她終于露出了馬腳。

　　有一個美國的病理學醫師，名字叫亞當（Adam Clapper）。他在業余時間，一直在網上寫揭露醫學界黑幕的個人博客（Pathology Blawg）。《紐約客》文章指出：Theranos 的科研技術缺少已經公開發表的、經過同行評審的數據。

　　小伊同學反駁道，她在一個叫《血液學報告》（Hematology Reports）的醫學雜志上發表過論文。這個醫師亞當心想：我怎么沒聽說過這個期刊呢？結果不查不知道，一查露餡兒了。這是一家意大利的期刊，任何科學家想在上面發表論文，只要出 500 美金就能刊登。而小伊同學發的那篇論文，其中所包含的整個樣本，總共只取了 6 個患者的血樣。

　　于是醫師亞當就把這些破事兒都放到了他的博客上。只可惜，亞當不是什么網紅，他的專業博客也沒什么流量。

　　但有時候，一篇點擊量是 1 的文章，都能扭轉乾坤。

　　Theranos 的死對頭理查德，他的兒子喬（Joe Fuisz）也在幫爸爸經營公司。

　　喬在谷歌上搜索 Theranos 相關訊息的時候，就發現了這篇博客，趕緊把鏈接丟給了爸爸。

　　爸爸理查德火速聯系醫師本人，兩人互通有無、交換信息，更加確認了自己的猜測和擔憂都是對的。只是光憑一篇不靠譜的論文，想要扳倒如日中天的硅谷“女王”，他們需要拿到更重要、更可靠的鐵證才行。

　　兩個局外人又開始干瞪眼了。

　　要說這個故事巧就巧在，什么“偶遇”都碰在一塊兒了。

　　老頭理查德有一天在逛領英（LinkedIn），突然發現有個人踩了自己主頁，名字叫艾倫（Alan Beam），他的工作頭銜是：Theranos 的實驗室主管。

　　理查德給他發了一封站內信，并沒有抱太大的希望。結果竟然真的收到了回信！艾倫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因為不愿再欺騙別人，已經從 Theranos 辭職了。他把真相告訴了理查德，關于這家公司的種種內幕。理查德全都記了下來，興沖沖地告訴了醫師。

　　沒想到，醫師聽完就慫了。他怕胳膊擰不過大腿：他只是個普通的小大夫，業余寫寫博客，不知道背后的黑幕竟然這么多。他也不可能全職追查、一路深挖下去——他覺得這是記者干的活兒。

　　于是他想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在他寫博客的時候給他提供過資料，這個人懂各種醫療黑幕。

　　“這個人”就是《壞血：一個硅谷巨頭的秘密與謊言》的作者、兩度普利策獎得主、《華爾街日報》王牌記者約翰·卡雷魯。

　　一條大鯊魚，聞到了血的味道。

　　更要命的是，作者發現對方陣營里有一個大 boss，比伊麗莎白“女王”還可怕。就是美國的傳奇大律師大衛·博伊斯（David Boies）。他打贏了很多幾乎不可能贏的官司。

　　比爾·蓋茨說，他是“試圖摧毀微軟的男人”。2009 年，博伊斯打敗了美國國際集團（AIG），幫助他的客戶免遭 AIG 提出的 43 億美元的巨額賠償。

　　小伊為他支付了 450 萬美元的天價律師費，請他為 Theranos 保駕護航。

　　卡雷魯區區一個記者，能贏嗎？這同樣是一道選擇題擺在了他面前，而他考慮的不是輸贏。

　　一次錯誤的血液診斷、檢測結果，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沒病的說人有病，結果讓人去做沒有必要的手術和治療；要么有病的說人沒病，結果延誤了治療，甚至導致病情無法挽回而死亡。

　　無論是哪一種，都不可以被原諒。

　　因為一個醫生經常有 70% 的診斷，要基于化驗信息得出。

　　卡雷魯作為一個記者，沒有義務必須接這個案子；但他作為一個有良知、有手段的調查者，他選擇了以卵擊石。

　　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有無數個想要伸張正義的人，和他站在一起。他們在離開這家公司的時候，被迫簽下了保密協議，不能透露公司的任何信息。但他們還是說了。有些人甚至受到了博伊斯律師團隊面對面的嚴正威脅和警告：“再敢跟那個記者多說一個字，我就讓你吃官司！”付出代價最大的一個前員工，為了扛住幾個月持續不斷的法律威脅，家人光請律師就花了 40 萬美金。

　　因為他們的勇敢，卡雷魯才知道了我們剛才所揭露的種種黑幕。

　　在作者調查的患者當中：有一個孕婦，如果她相信了 Theranos 的結果，錯誤地加大藥量，很可能會危及腹中的胎兒。有一個姑娘，血鉀濃度高得離譜，醫生說她很可能是心臟病發作，問題是，姑娘才 16 歲，健康得很。有一個人，第一次去，發現有一種激素嚴重偏高，過幾天再去，這種激素含量又嚴重偏低。

　　無數人用親身經歷向記者卡雷魯證明：血檢結果造假，鐵證如山！

　　而就在 Theranos 的重重黑幕浮出水面的時候，小伊同學又在忙活些什么呢？

　　奧巴馬總統邀請她和她弟弟，出席招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美的國宴；

　　小伊盛情邀請當時的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來 Theranos 參觀——拜登不知道，他參觀的并不是真的實驗室，而是臨時為他裝修、搭建出來的“假實驗室”。他參觀完以后感慨地說：“這就是未來的實驗室（the laboratory of the future）啊！”

　　而卡雷魯這一邊，當他的調查和采訪越來越深入的時候，他遭遇的威脅和阻力也越來越大。小伊祭出了兩招殺手锏。為她撐腰的大衛·博伊斯律師團兩次“組團拜訪”《華爾街日報》，當面駁斥卡雷魯的種種證據。大衛·博伊斯威脅：如果卡雷魯膽敢報道 Theranos 的負面新聞，就要把《華爾街日報》告上法庭。

　　卡雷魯說：我要親自見到伊麗莎白，我要當面質問她。小伊理都不理。她買通編輯部的其他人，在《華爾街日報》親自撰文，鼓吹她們新的皰疹測試項目通過了美國 FDA 的檢驗。這還沒完，她甚至直接和鄧文迪的前夫、傳媒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取得了聯系。她再次對“老男人”施展她的魅力，讓默多克一口氣為 Theranos 投了 1.25 億美元的巨資。《華爾街日報》的母公司就掌握在默多克的手里。

　　有一次小伊直接找到默多克，跟老頭抱怨說：你們家報紙要發文章黑我，你管管吧。老頭笑笑說，報紙的編輯會秉公辦事的，他不直接干預報道的事情。

　　那一次，她和老頭在 8 層的辦公室說起這件事，而卡雷魯就在這棟樓的 11 層辦公。千鈞一發。如果默多克動了一個心眼，想要直接干預，卡雷魯可能就會前功盡棄！

　　那天，《華爾街日報》頭版發文：《一家明星創業公司的掙扎》（A Prized Startup’s Struggles）。

　　這是一個溫和的標題，卻包裹著毀滅性的內容——卡雷魯把 Theranos 的黑幕都給爆了出來。

　　媒體瞬間炸了鍋。曾把她捧為掌上明珠的媒體，開始紛紛倒戈。

　　為什么她一直對她的技術那么保密？為什么她的董事會里面，一個跟血液科學沾邊兒的人都沒有？給她投資的所有風投企業，為什么沒有一個是專門投醫療健康領域的？

　　小伊終于出面回應了。她登上了一檔著名的電視節目《我為錢狂》（Mad Money）。

　　當主持人質問她的時候，她說：“當你想要改變世界的時候，有的人就是會這樣針對你。”“一開始他們覺得你瘋了，緊接著他們會攻擊你，你只有挺過去，才能看到撥云見日的曙光。”

　　她真以為自己是喬布斯了。

　　她甚至回公司組織了一場全員大會。她告訴那些忠誠的員工，說他們正在改變世界，而《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是錯的！她越說越激昂，她的男朋友 Sunny 甚至帶著員工振臂高喊：F**k you，卡雷魯！

　　在接下來的 3 周里，卡雷魯在《華爾街日報》又接連爆出 4 篇后續報道，刀刀致命。

　　大衛·博伊斯的律師團準備告《華爾街日報》誹謗。《華爾街日報》的法務部門開始嚴陣以待，隨時準備迎戰。

　　與此同時，Theranos 公司的董事會卻被腰斬，基辛格、舒爾茨等人退為可有可無的“顧問”。

　　沃爾格林藥店緊急宣布關停所有門店的“健康中心”。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 FDA 開始進入 Theranos 調查。《福布斯》將她的資產估值更新為0——一文不值。《財富》雜志將她評為“世上最讓人失望的領導者”。

　　當 FDA 調查結果公布的時候，很多人都驚呆了。在藥房給老百姓驗血時包含的 250 項檢測當中，Theranos“引以為傲”的“愛迪生”，只能做 12 項檢測，其他 238 項檢查用的都是買來的、別人家的機器。

　　而在“愛迪生”上所做的檢測——

　　睪酮含量錯誤率：87%；

　　前列腺癌篩查錯誤率：22%；

　　維生素 B12 含量的誤差范圍：34% 到 48%，而一般的機器才2% 到3%；

　　跟正常的商用機器相比，總體偏差高達 146%；

　　實驗室工作人員沒有取得任何化驗資質，血液儲存溫度嚴重不當，化驗用的試劑已經過期……

　　這樣化驗出來的結果，跟連蒙帶猜沒有任何區別。

　　而就在 FDA 報告發布前不久，小伊同學竟然還在給希拉里·克林頓的總統競選舉辦籌款活動。

　　Theranos 公司要把費用退回給顧客，總計支付賠償和罰金 465 萬美元。

　　默多克割肉出局，損失超過 1 億美金；

　　沃爾格林起訴 Theranos，他們單方面在藥店的合作上，總共投入了 1.4 億美金；

　　大衛·博伊斯的律師團隊不再為她辯護，留下一堆爛攤子讓她自己去收拾。

　　眾叛親離。

　　在頂峰時期，Theranos 擁有 800 多名員工，此后一路解散殆盡。

　　2018 年 3 月，小伊和 Sunny 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為“大規模欺詐”。小伊支付了 50 萬美元的罰金，交還股份，并且在 10 年之內，都禁止擔任上市公司的高級職員或董事。

　　2018 年 4 月，Theranos 剩下的員工人數不足 20 人。

　　2018 年 6 月，聯邦檢察官對她進行了刑事指控，以 9 項電匯欺詐罪和 2 項串謀欺詐行為起訴了她，稱她欺騙了投資者數億美元，還欺騙了醫生和病人。目前案件還在審理當中。

　　2018 年 9 月，公司宣布正式解散，剩余的現金和資產將用于還債。

　　一代硅谷創業神話，就此落幕。

　　有人說，這是繼 2001 年臭名昭著的“安然破產案”之后，硅谷最大的創業騙局。

　　如果說這個故事，或者說這本書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遺憾，那就是卡雷魯自始至終，都沒能采訪到伊麗莎白·霍姆斯本人。理由很簡單，她拒絕他的一切采訪。

　　一個能憑本事考上斯坦福的好學生，怎么會淪落到這步田地？她為什么敢用 15 年的時間，撒一個這么大的謊？

　　卡雷魯分析說，她很有可能是一個患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人。這種人愛沖動，具有高度的攻擊性。就像伊麗莎白，任何違背她意愿的人，都會得到立刻的懲罰和報復。

　　這種人，沒有羞愧、慚愧的感覺。當你批評她的時候，她缺乏跟焦慮相關的自主神經反應。也就是說，你很難喚起她的愧疚感——“我做錯什么了？我沒錯！”

　　這種人，他們的行為大多受到情緒沖動和本能愿望的驅使，缺乏合理的規劃。

　　就像伊麗莎白，她一門心思地要求：取的血必須少，血液分析裝置必須從一開始就做得很小，一點通融的余地都沒有，是因為她怕抽血，這是她本能的愿望。

　　但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把一個人身上的問題，打包成一種“人格障礙”，然后告訴大家：這個人是有病才這樣的——于是我們就可以獲得一種解釋上的滿足感，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

　　真相永遠沒那么簡單。我更愿意相信，這是一個關于選擇的故事。這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故事。

　　在《奇葩說》決賽上，有一個辯手熊浩，他引用了《哈利波特》里面，鄧布利多校長對哈利說的一句話：

　　在這人世當中，我們面對的大多數選擇，并不是 The right way， or the wrong way.（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我們真正面臨的選擇是：The right way， or the easy way. （正確的，還是容易的）

　　站在每一個岔路口上，我們都在選擇。

　　是這些選擇塑造了我們，我們選擇成為今天的自己。

　　具體到一個創業者的身上——忽悠外行投錢，是容易的；用別人家的機器，是容易的；用偽造的數據做出好看的 PPT，是容易的；把錯誤的化驗結果交給患者，是容易的；用年輕漂亮的臉蛋去魅惑投資人，是容易的；享受媒體的吹捧和名人的贊譽，都是容易的。

　　我不關心伊麗莎白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人格障礙”，我只清楚一點，站在每一個選擇的岔路口上，她都選擇了容易的那一條路（easy way），而不是正確的那一條路（right way）。

　　就像走下一個不斷分叉的滑梯，每一次她都選了最滑溜的那一條，筆直地沖了下去。

　　而那一條滑梯，帶她沖向了地獄。

　　人生的路，或許就是這樣：選錯了，就再也不能回頭了。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女版乔布斯的覆灭：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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