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衣公子

　　編輯：康曉

　　一部波瀾壯闊的世界通信產業權力交替史

　　1

　　上海盧灣區湖濱路新天地，原本是殘破凋零的太平橋棚戶區，沒有衛生設備的舊式里弄錯綜其間。在經由香港商人羅康瑞的細心打造后，現代建筑圍繞滄桑斑駁的石庫門，相得益彰，成為上海灘必去不可的時尚地標。

　　羅康瑞的父親羅鷹石是東南亞鼎鼎有名的億萬富豪，羅康瑞出生富裕家庭，成名于開發高端地產，離婚并迎娶選美小姐，后來還制作過真人秀電視節目，無怪乎被西方媒體這樣介紹他——“中國特朗普”。

　　不過，1994 年香港，當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羅康瑞雙手緊緊相握時，特朗普才是有求而來的那一個。

　　一直以來，特朗普就是一位在紐約特立獨行的富翁。一個多世紀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和阿斯特（Astor）家族用禮儀、慈善及藝術塑造了紐約上流社會圈子，就連那些利用粗野手段賺錢的人，也繼承了這種文雅的面貌與作風。而特朗普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例外，甚至完完全全的反面。紐約人際圈評價他，吝嗇、粗鄙，凡事都要討價還價，鐘愛垃圾食品，癡迷金碧輝煌的品味猶如路易十四。

　　格格不入的品味，加上他動不動起訴別人的癖好，使他疏遠了地產、銀行、法律界的很多人。

　　90 年代是他最倒霉的日子，特朗普的情婦 Marla 在沒有告知他的情形下，提前埋伏在了科羅拉多亞斯本的滑雪場，上演了一場小三挑釁原配的好戲。特朗普不僅收獲一張被老婆抓花的臉，之后的離婚訴訟，分走了他將近一半的凈資產。恰逢美國房市低迷，投資虧損嚴重，Trump 不僅掉出了福布斯 400 的排名，而且在 30 億美元的債務重壓下，走到了破產的邊緣。他在紐約 Riverside South 的那片 77 英畝長條型的土地，已經無法償還銀行貸款，更不用說開發資金。

　　羅康瑞連同香港另一富豪公子鄭家純，看中了這塊哈德遜河畔的土地，向絕境中的 Trump 伸出紓困的橄欖枝。但是當特朗普得知，談判要在香港進行，卻十分不愿意，覺得去到對方主場，會弱化自己的氣勢，在談判中無法爭取有利的地位。不過，鑒于并沒有太多人愿意伸出援手，特朗普已經沒有了別的選擇，不情愿地登上前往香港的飛機。

　　鄭家純和羅康瑞用一場高爾夫賭局迎接了特朗普，一生標榜自己擅長談判的特朗普在這次香港之行中始終處于下風。比如，在香港吃中餐，然而特朗普并不會用筷子；鄭裕彤提議喝酒，特朗普也不能喝酒。再比如，席間那條按照中國傳統做法的蒸魚，不同于紐約，魚頭連著魚身端上了桌，特朗普看著魚眼睛和牙齒，感到陣陣惡心。

　　一連幾天的尬笑之后，羅康瑞和鄭家純接管了特朗普 2.5 億美元的債務，再支付了特朗普 9000 萬美元，收購特朗普 Riverside South 地塊，承諾將來分給特朗普三成的利潤，這對于絕境中的后者已是很好的條件。

　　在沒與合作伙伴翻臉并將之告上法庭之前，特朗普把羅康瑞和鄭家純稱作“幫過自己的人”。

　　2

　　1987 年，43 歲的任正非決定在深圳創立一家叫華為的公司；同一年，特朗普第一次以商人身份在白宮見到了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從此時開始，他多次公開表示有意競選美國總統，雖然只是說說而已。

　　無人知曉，三十多年后，特朗普竟會真的成為美國總統，而那時的他，需要舉一國之力，來阻擋科技巨頭華為前進的步伐。

　　90 年代的特朗普還僅僅在為公司生存四處奔走，他在香港為續命一搏的同一時刻，任正非剛剛在香港島完成了華為事業的重要一躍。

　　中年任正非，因失誤丟了工作，還背負了 200 萬的債務，老婆也和他離了婚。12 歲的孟晚舟童言無忌，對父親任正非說，“爸爸，將來我要考不上大學，你要為我的前程負責”。從軍多年，聚少離多，任正非覺得對家庭多有虧欠，女兒的無心之言，讓他下了決心，結束軍旅，南下深圳。

　　勉強湊到 2 萬元，在深圳的一間簡易房，任正非創辦華為，從代理進口香港公司的模擬交換機開始。生活拮據到和父母、侄子同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陽臺上做飯。母親常在菜市場魚蝦攤邊留意，魚蝦一死就買下，因為死魚價格便宜很多。

　　在 1949 年中國電話普及率 0.05%，即便 40 年后的 1990 年，固定電話普及率也僅僅 1.1%，緊接著的十年間，這個數字就將飛速提高到 50%。

　　面對噴涌而出的中國市場，西方巨頭摩拳擦掌，帶著雄厚的技術、資本和團隊奔赴華夏大地，信誓旦旦要有一番作為。

　　彼時的中國電信市場，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就是“七國八制”：日本的 NEC 和富士通，美國的朗訊，法國的阿爾卡特，加拿大的北電，比利時的 BTM、德國的西門子和瑞典的愛立信。

　　巨頭分割著中國的市場，也造成了電信機型和標準的混亂。

　　面對七國八制的來勢洶洶，本土電信寄希望于“巨大中華”：巨龍通信背后是中國郵電部，大唐電信的出生是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中興通訊，國有民辦。江湖上講究論資排名，民營企業華為被排在末尾。

　　成立之初的華為依靠代理 PABX 交換機賺得收益可觀。小日子過得不錯，其實安于現狀，也是個不錯的選擇，但是任正非沒有裹步不前，力排眾議舍棄代理全力做自主研發。一群平均年齡 25 歲的工程師，憑借一款C&C08 萬門機，開始嶄露頭角。

　　同樣，憑借銷售和市場嶄露頭角的華為也沒有裹步不前，開始持久且瘋狂的科研投資。

　　壯懷激烈的時候，任正非指著遠方，和弟兄們說，將來的全球電信江山三分天下，華為必有其一。

　　但任正非此時面對的，可是歐美各國已經有百年發展歷史的強勁對手。

　　3

　　“終于回來了！”

　　1981 年的一天，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愛立信總部意氣風發。時隔二十年后，這家公司再一次收到來自中國北京的訂單。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瑞典電信巨人重新進入中國。

　　愛立信當然驕傲，他和中國的結緣可以追溯到 1890 年，通過向清政府出售人類最早的一批電話機，愛立信參與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至今官網上還掛著這張充滿歷史意義的照片。

　　彼時愛立信還是剛成立不久闖勁十足的電信新人，而百年之后的 1990 年代，愛立信的 AXE 數字電話交換機在世界范圍內所向披靡，在全球安裝總路線超過 1 億條，服務人群千萬，成了名副其實的電信巨人。

　　同一時間，在愛立信總部不遠處的芬蘭埃斯波，諾基亞(Nokia)迎來自己最好的時刻。在這家芬蘭企業 100 多年的歷史上，先后從事過木漿、紙板、皮靴、輪胎、橡膠、電纜、制藥、天然氣、石油和軍事等多個行業，積累起豐厚的工業底蘊。當印有 Nokia 品牌的子彈從生產線上傲首挺胸魚貫而行，冥冥之中，上帝選定它來為人類生產最堅硬的手機。

　　果然，1963 年，多面手諾基亞進軍電訊通訊行業，為軍隊和經濟救援人員提供無線電通訊設備，很快在前臺的電信終端（手機）和后臺的電信設備（交換機）上都建樹不凡。其中，自 1982 年開始，諾基亞開啟了對于全球手機市場長達 15 年的絕對統治。北歐海盜成為屹立世界電信業的巨人。

　　當然，最可怕的對手還是來自美國。

　　從電線電報（Single-Wire Telegragh）的發明，到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發明現代電話，美國很早就在電信行業拔得頭籌，并在將近一個世紀中，保持絕對領導地位。

　　其中 Bell 的貢獻再大書特書都不為過。由于母親和妻子都是聾啞人，貝爾專注于聽力的研究，在 19 世紀 70 年代，陰差陽錯地發明了現代電話。這家由貝爾創立的人類第一家電話公司貝爾電話公司 Bell Telephone Company，也就是后來的 AT&T)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多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電話公司，貝爾一只手托起了科研和商業的兩座高峰。

　　不得不提的是，美國的崛起，既是貝爾和 AT&T成功的背景，也是結果。這當中，一是電氣化帶來的時代變革，二是國內善待創新，鼓勵競爭的正確政策，所謂國運，自古如此。

　　只能說，貝爾公司實在是太成功了。從設備制造到運營服務，AT&T在全產業鏈上優勢明顯，經營著全美 80% 的電話業務。1974 年，由美國司法部發起針對 AT&T的反壟斷訴訟。面對很有可能輸掉的訴訟，AT&T主動提出拆分，在 1984 年拆分成 7 個獨立的區域公司。

　　鼓勵競爭，是美國興盛的原因。在此基礎上， 1996 年克林頓總統簽署《1996 年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進一步移除進入市場的障礙，開放市場，鼓勵競爭，企圖以此加速先進信息技術的普及。

　　鼓勵競爭帶來的實惠很快顯現，新的資金流入，消費者選項增多，價格下降，類似 Sprint 和 MCI 的新玩家，得以脫穎而出。

　　就在新的電信法案頒布的同一年，AT&T再一次分家，一分為三，其中電信設備、芯片、電源制造及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分離成為朗訊科技公司。

　　1996 年，朗訊的運營總收入為 242.15 億美元，而同年摩托羅拉為 279.73 億美元，愛立信 187.66 億美元、諾基亞為 85.6 億美元。靠著 AT&T的深厚積累，朗訊足以稱霸一方，隨后實現了連續 14 個季度的超預期增長。

　　賦予朗訊最強競爭力的并不是存量的規模，而是劃到朗訊旗下的貝爾實驗室。多年壟斷經營的巨大利潤，支持其每年達 20～30 億美元的研究經費，貝爾公司多年積累的技術精華都在于此。85 年間近 3 萬項專利，這里誕生了電話、有聲電影、晶體管、數字計算機、通信衛星。更重要的是，作為美國最大的科研機構之一，貝爾實驗室在基礎科學研究上彪炳史冊，11 位科學家問鼎 7 項諾貝爾物理學獎，9 項美國國家科學獎、8 項美國國家科技獎。

　　而摩托羅拉（Motorola）則是美國電信行業另一顆明珠。1966 年，完成人類第一次登月的阿姆斯特朗，向地球傳回“這是個人的一小步，但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用的就是摩托羅拉通信設備。

　　在 1973 年，摩托羅拉發明了人類第一款無線移動電話。這部兩塊磚頭大小的設備，價格貴到懷疑人生。但是在隨后的模擬通信時代，奠定了摩托羅拉世界上唯一的手機制造商和頂級無線設備提供商的地位。

　　處于上升期的企業，往往具備一個特征：永不止步。芝加哥暴力犯罪激增，警察局長 Orlando Wilson 不想自己的巡警在馬路上失去聯系。摩托羅拉以此為契機，投入 1 億美元開發了一款能夠支持無線蜂窩網絡的手持電話。

　　舉重若輕間，摩托羅拉完成了人類由大哥大向現代手機的過渡。當 Martion Cooper 興奮而挑釁地，用自己開發的手機原型撥通競爭對手 AT&T旗下貝爾實驗室的電話，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生活方式悄然向前邁進一大步。

　　相比朗訊、摩托羅拉當年的風光，另一家日后的通信巨頭高通，在整個 90 年代則都是苦苦掙扎中求生存。

　　出生于奧匈帝國的猶太人海蒂·拉瑪爾（Hedy Lamarr），為了躲避納粹對于猶太人的追殺，由歐洲大陸逃到美國好萊塢。這位風姿綽約傾國傾城的三級片演員，佳片頻出，但是在接戲之余，還有一項神奇的愛好——研究無線電通信。一個風平浪靜的夜晚，海蒂小姐借鑒鋼琴的原理發明“跳頻技術”——通過頻率跳變既加密信息又擴大通訊容量。在申請專利后，她將其無償捐獻給美國政府，希望祝后者在二戰中痛擊納粹。

　　在經歷艱苦研究之后，意大利猶太移民、數學家安德魯·維特比 AndrewViterbi，連同艾文·雅各布（Irwin MarkJacobs）在海蒂小姐的技術基礎上，開發出 CDMA（碼分多址）商業化技術。由于立志于提供更好的通信（Quality Communications），幾位學而優則商的教授為公司取名高通（Qualcomm）。

　　然而，想在通信行業里尋得立錐之地談何容易。不用說美國本土對手，行業里愛立信、諾基亞都是歷經百年的江湖領袖。

　　幾個書生搞出的高通，亦或者是兩年后失意中年男人任正非創立的華為，在巨頭的技術、資金、市場面前，都是蚍蜉撼大樹。

　　4

　　那邊是百年老店跨國名企，這邊是民企初生舉步維艱；那邊是技術資本面面俱到縱橫捭闔，這邊是土著八路吃住研發都在辦公室。

　　好的市場區域已經被分割完畢，怎么辦？華為選擇農村包圍城市，去巨頭不愿意去的市場。 1998 年，華為和愛立信在中國黑龍江短兵相接，愛立信辦事處四五人，而華為在黑龍江派駐 220 人；愛立信的人常駐省會和大城市，華為卻從城市一層層深耕進縣鎮。早期華為的產品經常出問題，但是技術人員常年駐守，幾乎隨叫隨到。

　　90 年代的中國人對于民族產品往往印象不佳。一次已經簽完合同，任正非繼續和電信局領導談華為的布局和愿景，正在興頭，電信局領導卻不耐煩地打斷，“行了，你要是那么厲害，怎么不賣到國外去？”

　　性情剛硬的任正非一時語塞。那時的華為還是純粹土鱉，所以，當香港超人李嘉誠表示可以給個機會的時候，華為當然搏上一切。

　　香港電訊獨霸島內電信市場老大的寶座整整 70 年。97 回歸之際，港府決定改變一家獨大的格局。李嘉誠看準商機，憑和記電訊拿下一張牌照。面前的難題是必須在 3 個月內完成一個斥資 3600 萬美元的綜合性商業網，覆蓋互聯網、數據通信和接入業務，并通過香港電信局驗收。首選的西門子、阿爾卡特坐地起價，且建設周期預期 6 個月。

　　和記電訊遂只能在深圳新秀華為身上放手一賭。為了這個機會，華為可謂傾巢而出。鄭寶用親自負責，李一男帶隊。當工程師們把華為的辦公室床墊文化帶到香港，港人看到一群人吃喝拉撒都在辦公室，目瞪口呆。最終，項目順利交付。

　　不單為華為創造了歷史上最大的一份合同，而且利潤率頗為可觀。更重要的是，維多利亞港的一聲槍聲，華為走向世界。

　　1997 年，朗訊的貝爾實驗室迎來一位中國訪客。工作人員介紹 53 歲的任正非，一家總部在中國深圳的民營企業創始人。

　　這一年是他創業第十年。當時華為在中國市場勉強站穩腳跟，正在從香港出發為國際化躍躍一試。任正非說自己年輕時代就十分崇拜貝爾實驗室，仰慕之情超越愛情，那天他在約翰·巴丁 (John Bardeen)50 年前發明晶體三極管的工作臺前，站了許久。回國后他把自己的感想整理成一篇《我們向美國人民學習什么》，發表在企業內部的《華為報》上，結尾寫道：

　　中美關系的風風雨雨不影響學習美國人民。

　　在國內享受市場自由化紅利的朗訊，在國際化上很不順利。就在任正非拜訪貝爾實驗室前后，朗訊把翻盤的希望押注中國山東，在中國青島設立基地，企圖以山東為根據地，開辟中國戰場。投產不到 1 個月，就和全國三十多家運營商簽立上億美元合同。

　　偏偏華為也剛立足山東，狼性文化初成。后來的評論者把實力較弱的華為比喻為土狼，而把資金技術實力優勢明顯的跨國企業比喻為獅子，獅子強大威猛，獨霸一方；土狼作為挑戰者，體型略小但卻以百敵一，不達目的絕不撤退，一點一點蠶食獅子的領地。任正非說“華為的產品也許不是最好的，但那又怎么樣呢？什么是核心競爭力？選擇我而沒有選擇你就是核心競爭力！”

　　華為的銷售像狼一樣，成群而上，又快又狠，從深圳坂田中心奔赴全國。

　　當華為來到山東菏澤，舉目四望，都是朗訊和西門子的地盤，自己連電信局的門都進不去。頭兩個月，華為打著解決老產品(如華為電源)問題的旗號，設法和客戶接上頭，絕口不提銷售，有機會就講華為的企業文化和過往的華為人與事。到第三個月，局方高層終于答應到深圳參觀華為，此時華為仍絕口不提銷售。第四個月開始，華為分批將局方從中層到基層所有相關人員 50 多人請到深圳參觀。大半年后，菏澤新一輪整網招標，華為勝出。

　　在山東戰場，華為打出了自己不計成本、不擇手段，敢于挑起價格戰的特點。最有代表性的戰斗發生在中國銀行。2000 年中國銀行總行建呼叫中心。朗訊交好 IBM（該業務承辦方）自信勝券在握。華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繞過 IBM，直接找中行總行，虎口奪食。接下來，華為馬不停蹄，發動價格戰，低價屠夫的大刀向美國公司砍去。針對朗訊維持 20 多年 300 美元/線的產品，華為硬是把利潤壓倒幾乎為零，報出 80 甚至 50 美元/線的價格。加上有意仿制朗訊機器，且把售后服務由市場通行的 1 年拉長到 6 年，華為逐漸形成全面壓制。妄圖依靠中國市場再塑輝煌的朗訊，一度用力過猛。頻繁請中國官員去美國旅行的方式，被美國監管認定為行賄，受到嚴厲處罰。

　　最終，在歷盡市場失利和方向迷失后，朗訊硬生生倒在了華為的齊魯封鎖線上。

　　5

　　華為初嘗勝果后，中國的電信行業正在由“1G 空白”向“2G 跟隨”過渡，至于那個讓任正非魂牽夢繞的國際電信市場只有一個主題：美歐爭霸。

　　歐洲主推的 GSM 標準和美國高通主推的 CDMA 標準的互不相讓，前者的擁躉以諾基亞、愛立信等歐洲企業為主，后者的支持者有美國高通和朗訊。雙方從標準制定、行業話語權、專利申請各個角度，你來我往，前者是歐洲貴族百年底蘊，后者是美國崛起的新王風范，好是熱鬧。

　　愛立信和諾基亞主推的 GSM 通信標準已經在 1G（第一代通信）中證明了自己。當人類通信技術漸漸步入 2G（第二代通信）時代，正是其自我迭代，大顯身手的好舞臺。

　　作為挑戰者的高通頻頻游說 CDMA 解決方案的高效和前景，成功拿下美國和韓國市場。歐洲大亨皺皺眉頭，行，那就玩玩唄。

　　畢竟，GSM 早已確立為通信行業標準，從設備制造到網絡搭建，從終端對接到市場教育，木已成林，豈是一朝一夕可以撼動。更為關鍵的是，1G 的使用場景是大哥大+撩妹炫富；2G 的使用場景是手機打電話+發短信+貪吃蛇，體驗上對于通信速度并沒有那么高的要求。CDMA 是高效一些，但是要那么快的網速干嘛？相比較而言，GSM 標準已有十多年歷史，基礎設施投入充足，不僅足夠滿足需求，而且技術成熟靠譜。

　　世上只有祖國好，美國和加日韓等國的部分擁躉力量選擇了高通的 CDMA。但是以歐洲為大本營的 GSM 既是行業標準，也是市場主流，對前者處處限制。

　　伴隨 2G 向 3G 的過渡，通信傳輸速度漸漸提升，CDMA 解決方案在技術上優勢進一步突顯。

　　愛立信、諾基亞漸漸有了新的念頭，那天大軍中央的主帳篷里，各路人馬的首領正在商議著什么。突然，快馬探子來報，就在 GSM 大受追捧之際，高通趁著大伙不注意，暗中布了局，為 CDMA 解決方案申請了專利。

　　CDMA（碼分多址）是一種信息處理方法，無法申請專利。但是“把 CDMA 這種方法運用在手機等終端上，成為某種通信手段”這樣的解決方案可以申請專利。好比“把年糕切成片”這種方法不能申請專利，但是可以申請“把年糕切成片的機器”為專利。

　　高通狡猾之處在于，他不僅將自己開發的方案申請了專利，而且將“所有能想到的“CDMA 應用方案全部申請了專利。如此一來，凡是想運用 CDMA 這款技術的后來人，都要向高通繳納專利費。高通的成功和詬病皆源于此。

　　歐洲貴族當然不會坐以待斃，當即成立 3GPP 組織，小心翼翼、最大程度地繞過高通的 CDMA 專利，推出以 WCDMA 為核心技術的 UMTS 標準。但是，由于高通提前的精密布局，愛立信們再心思縝密也無法完全繞過高通。專利費交定了，只是多和少的問題。

　　在 3G 伊始，高通以“此道是我開，此樹是我栽”的形象，占得先機。

　　寒窗多年、屢經輕視的書生，此時豈肯見好就收。高通拉起旌旗，號召完全聽命于自己的 3GPP2 組織，主推 CDMA2000 標準。和老牌貴族的 WCDMA 陳兵漢河，爭鋒相對。

　　此時正逢 20 世紀結尾，21 世紀臨近之際，WCDMA 和 CDMA 真乃一場世紀大戰。

　　歐洲列強底子厚，出手快。由于市場預期高，3G 牌照頻頻拍出高價。但是緊接著遭遇 2000 年 IT 泡沫破裂，先行的 WCDMA 運營商頓時被壓得踹不過氣。沃達豐、T-MOBILE 資金鏈頻頻紅燈，法國電信還有不少人因為業績壓力自殺。

　　而高通主推的 CDMA2000 陣營，實力弱出手慢，反而幸運地躲過了 IT 泡沫的破裂，又收獲了一個好開頭。

　　不過無論 WCDMA，還是 CDMA2000，越是如火如荼，越是深陷一個問題：網絡建好了，但是沒有需求。當年，手機屏幕小，電話、短信、貪吃蛇之外，依舊沒有什么有趣的玩意。顯然，成熟的以 GSM 為標準的 2G 網絡就已綽綽有余。

　　已經成長到可以和歐洲列強對峙陣前的高通，正欲沖出重圍，卻發現無路可奔。一身豪情無處發泄之時，對手的大軍陣中，聯發科拈弓搭箭，百步穿楊。

　　聯發科為自己推出的這套 GSM 解決方案命名 Turnkey-Solution。“turnkey”顧名思義，像“交了鑰匙”就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屋一樣，有了這套以芯片為核心的系統，任何廠商只要裝上屏幕和電池，就可以生產手機。同時代的 CDMA 技術復雜又有高通貪婪的專利費，相比之下，聯發科的 Turnkey-Solution 即高效又實惠。

　　聯發科的 Turnkey 箭上帶火，點燃的是遠在東方的中國市場。世紀之初，中國人對于手機的需求剛剛蘇醒，從深圳華強北延伸全國，各類民間小廠紛紛搶購聯發科 Turnkey 上線手機生產線：裝 8 個擴音喇叭，一臺 NCKia 手機 hold 住一晚廣場舞；配一個像劣質玩具一樣發光的手機外殼，又是一只最新款的 Samxing。這群被稱為“山寨機”的民間力量，在中國井噴的手機市場中，利潤喜人，卻在無意間扼殺了太平洋彼岸高通的第一次野望。

　　高端機諾基亞，低端機山寨機，GSM 標準攻下全球容量最大、增長最快的中國市場。

　　正當愛立信、諾基亞、高通等爭得不可開交時， C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行業諸侯們卻引得 IT 行業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眼紅。

　　英特爾 Intel 作為 IT 界的執牛耳者， 以 wifi 技術為核心硬生生搞出一個 Wimax 方案。從而將原來的雙強紛爭變成了三國演義：歐洲 GSM（2G）、WCDMA/ UMTS（3G）；高通 CDMA（2G）、CDMA2000（3G）；英特爾 Wimax（3.5G）。

　　各大標準既然可以分庭抗禮，難分伯仲，必然各自有各自的利弊。設備商等其他通信行業玩家，在幾大標準中的選擇近似賭博。選對了，數錢發抖；選錯了，輸光所有。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移動設備究竟能要 3G 干什么？別急，開啟新時代的人，已經在路上了。

　　6

　　2007 年，加州陽光明媚，敘利亞移民后裔喬布斯（Steve Jobs）手中一款名為 iPhone 的手機熠熠生輝。

　　時代再次劃出一道分界線，喬布斯重新定義了手機。而伴隨 iPhone，以及那個叫做 AppStore 的入口，通信世界的世紀之問終于找到了答案。

　　3G 的通訊速度，在智能手機時代里，能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更大的屏幕，更豐富的內容，那些原本叫囂著電話和短信就已經足夠的人，立刻明白自己錯了。盡管黑莓的創始人兼 CEO 貝爾斯利（Jim Balsillie）很自信的堅稱，“iPhone 的產生對我們影響微乎其微”。

　　無論是商務手機巨頭黑莓，還是統治世界手機市場十六年的諾基亞，之后的摩托羅拉，從被拉下神壇，再到撲騰掙扎幾下，最后壽終正寢，只用了短短幾年時間。

　　舊時代粉碎了。新時代上足發條地往前沖，面前是以 APP 為代表的一大塊有待開發的處女地，一個被后人稱作“移動互聯網”的時代等待著江湖去收割。

　　iPhone 把通信世界的各大標準檢閱了一遍：Wimax 方案的局限性最是明顯。WiFi 覆蓋有限、連接繁瑣，并且做不到無縫切換；GSM 太慢了，打開 Yahoo 的網頁都要 3 分鐘，時代必須拋棄你；在歐洲的 WCDMA 和高通的 CDMA2000 中做選擇顯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CDMA 終于贏了。高通把自己對于 CDMA 的多年堅持和積累濃縮成一顆驍龍 Snapdragon 芯片，裝進一批又一批的 iPhone 里源源不斷地銷往全球。同一年，維特比，這位全世界第二富有的數學家，志得意滿地從布什總統手中接過國家科學獎章。

　　昔日的寒窗書生，如今名利雙收，巔峰處，俯瞰江湖，又是心生一計。

　　一流的企業賣標準，二流的企業賣技術，三流的企業賣產品。

　　早期押注 CDMA 的高通，對外爭標準，低頭做設備，白天賣手機，晚上搞芯片。當高通憑借 CDMA 方案在 3G 尤其是 4G 時代占據絕對優勢之后，把基站等設備業務出售給了愛立信，把手機業務打包給了日本京瓷。手里的核心業務，只要芯片和專利授權，已經足夠。

　　高通的專利費收得不走尋常路。別人家都是對某項專利單獨定價，但是高通人狠勢強，堅持按照手機售價的2% 至5% 收取專利費。蘋果不干了，這些年 iPhone 越賣越貴，蘋果認為功勞在于自己對屏幕、解鎖、軟件、攝像頭等各個領域的創新。憑什么這這些增值也要分杯羮給你高通？

　　這才有了高通蘋果專利戰火拼、延誤了蘋果進入 5G 時代的一幕。

　　7

　　作為電信行業的后起之秀，成熟市場的電信業務早已被列強分割完畢，華為為了抓住不多的寥寥機會，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一批批青年軍，被派遣到跨國巨頭不愿意滲入的市場，那里往往治安混亂，政局動蕩，或者恐怖主義橫行。華為青年，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打下華為前進的第一站。

　　在阿爾及利亞，華為員工購買辦公用品回來，距離一枚汽車炸彈的爆炸點僅僅相差 100 米。再比如，在剛果，華為員工正在開會，突然子彈射到屋內墻上，眾人抱頭躥臥。除此之外，醫療衛生狀況也是華為人要翻越的大砍，非洲的瘧疾，越南的登革熱，都曾令華為人飽受折磨。還沒完，還有單身青年的壓抑，夫妻分居的困惱，孤獨環境下的抑郁癥。

　　登錄歐洲首戰南斯拉夫，華為準備好了最低的報價，自認勢在必得。結果對方根本不信任中國人，明確答復認為華為的低價是商業陷阱，選擇報價更高的阿爾卡特。中國人在歐洲被看輕是常態；進入英國市場需要通過英國電信采購認證團 12 個方面的認證，華為戰隊高度戒備，嚴陣以待。英國專家一句“從端到端全流程的角度來看，影響華為高質量將產品和服務交付給客戶的五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在場華為最有經驗的專家和高層沒有一個人答得上來。原來，新的層次的對決沒有地方可以討巧，就是硬碰硬。去掉招式，雙掌相接，比內力，比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2005 年 12 月華為終于和英國電信簽訂正式合同，標志華為正式被英國接受。同時宣告的還有馬可尼喪失了和英國電信長達數十年的戰略合作，黯然出局，曾經風光無限的英國電信巨頭幾個月后幾乎被華為收購，最終因為政治原因沒有成行，落入愛立信之手。

　　華為對于國際化的開墾多得是酸甜苦辣，甚至超越了奉獻的程度。2011 年日本福島“ 3· 11”核事件，愛立信的售后服務人員出于安全擔憂離開了日本，華為員工卻仍然在災區堅守工作。日本當然被這種職業精神感動，還特別給予了華為獎勵。2013 年，華為在日本的銷售收入暴增到 20 億美元，是 2011 年的 4 倍。

　　低姿態，沒包袱，是國際化成功的關鍵。在 3G 和 2G 難解難分之際，判斷到由于缺乏應用，設備商會向 2G 回潮。盡管已經在 3G 上投入頗多，華為也當機立斷，余承東把“UMTS 和 GSM 行銷部“改命“GSM 和 UMTS 行銷部”，調轉槍頭玩命干 GSM，賺得盆滿缽滿，完成華為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壯大。

　　產業政策的利弊、企業戰略的取舍，如何在鼓勵競爭和引導行業之間兼顧，又如何在企業戰略重點和妥協市場上平衡，是留給后人無限鉆研的課題。

　　歸納華為的成長之路，銷售靠狼性文化，研發靠工程師紅利，全球化靠低姿態。

　　從決定不安于做個代理商開始，任正非就已經把研發保持在華為的重心。多年來，華為工程師的薪資始終和歐美同樣的工種保持在一樣的量級。只是兩者的單位不一樣，華為的是人民幣。所以說，在中國被認為高薪的待遇水平，其人力成本也只是歐美是1/8 甚至1/10。電信行業歸根結底是技術密集型產業，科研支出的 80% 在于工程師的人力薪資。

　　任正非很早就看透，首先依靠中國龐大的市場紅利，再次依靠中國廉價的工程師紅利，華為的崛起，對西方對手的反超是大勢所在。

　　華為成長的大背景，也離不開中國電信市場的突飛猛進。

　　“1G 空白、2G 跟隨、3G 參與、4G 追趕”，是對中國本土電信布局的準確概括。

　　在經歷 1G 的空白之后，中國開始跟進 2G 布局，華為、中興為代表的本土電信設備商開始成長。

　　2009 年 1 月，金融危機高潮已過，四萬億刺激弦鳴箭發，中國信產部頒發 3G 牌照。以此為標志，中國參與 3G 時代。其中，按照規劃，中國電信負責 CDMA2000，中國聯通負責 WCDMA，而行業老大中國移動被指派承擔中國自行研制的 TD-SCDMA 建設。

　　由于 CDMA 最大的推手高通已經把 CDMA 技術應用能想到的路徑都注冊了專利，后來人除了交錢，只能繞路，中國自行研制的 TD-SCDMA 就是一個非常繞路的方法。運用中普及困難，使用中問題多多。

　　中國運營商寡頭模式在此體現了自己的兩面性。曾經憑借 GSM 業務躺著賺錢的中國移動，在國家意志的主導下，孤身一人，撐著中國自主創新的成果往前走。同一時間見，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 CDMA 技術都是進口的成熟技術，一上來就能帶來不錯的體驗。

　　TD-SCDMA 難言成功。但是中國人下血本的投資、絕不撤退的意志，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在通信事業上的決心。歐美明白，如果主流通信標準的制定不允許 13 億人口的中國參與，那么這個歷經足夠磨難的國家就拉桿起義，自己搞一個標準。

　　從此以后，國際組織 3GPP 再制定國際通信標準的時候，中國的意見開始逐步成為重要的考量。

　　這才最終有了，在美國里諾舉行的 3GPP RAN1 #87 會議上，華為等中國企業主推的極化碼（Polar Code）打敗美國主推的 LDPC 碼和法國主推的 Turbo 碼，成為 5G eMBB 場景短碼控制信道編碼方案。

　　二十年前，當高通的 CDMA 和歐洲的 GSM 爭得不可開交，中國只能負責旁觀和買單；十年前，中國自主研發的 TD-SCDMA 只是一款邊緣的存在；如今，在 5G 最新標準的議定上，高通主推的 LDPC 碼作為數據信道的編碼方案，華為主推的 Polar 碼作為控制信道的編碼方案。中國企業在新一代通信標準的制定中參與度越來越高。

　　2013 年，華為營收超越愛立信，在收入層面，成為全球第一大電信設備供應商。

　　尤其可貴的是，華為的成績是在美國長久的嚴防死守中取得。

　　任正非創辦華為的 4 年前，列昂納德·波薩克（Leonard Bosack）、桑德拉·勒納（Sandy Lerner）夫婦在斯坦福大學創辦思科 Cisco。Cisco 的名字取自舊金山 Francisco，世界聞名的金門大橋就是 Cisco 自我宣傳的最佳道具——構筑網絡間暢通無阻的金門大橋。在約翰·莫里奇（John Morgridge）和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兩代強人的帶領下，思科一路兼并擴張，披荊斬棘，在制霸道路上先后干翻三代對手：第一代的 3COM；第二代的康柏、惠普、DEC；第三代的電信巨人朗訊、西門子、北電、阿爾卡特等。

　　世紀之交，思科制造的路由器、轉換器和其它設備承載了全球 80％ 的互聯網通信。成立十六年，市值增加 100 倍，登頂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

　　然而，不可一世的錢伯斯卻說，思科的第四代對手只有一個，來自中國的華為。

　　1998 年曾經一直專注電信級設備的華為，突然入局數據通信產品市場。在原本思科一家獨霸的中國市場，只一年時間便占據了接入服務器新增市場的 70%。隨后，華為沿著接入服務器、路由器、交換機一路前進，逐步進入了主流網絡產品領域，很快穩居中國市場高端路由器第二的位置。而國際市場上，思科核心路由器的市場份額從 2002 年第三季度的 80％ 降至第四季度的 73％。

　　2002 年 12 月思科副總裁造訪華為，提出華為抄襲思科技術的指控；2003 年 1 月 22 日，華為接到通知，思科在德州東部 Marshall 小鎮的聯邦法院起訴華為。一切都表明思科有備而來。

　　內外交困，華為度過了最艱難的 2002-2003 年，2002 年華為出現歷史上第一次負增長。經歷了親信出走、親人去世的任正非癌癥復發，手術，嚴重失眠，抑郁癥，半年時間里都是噩夢，醒了就大哭。

　　而思科的指控僅僅是拉開了美國對華為層層設防序幕。

　　2007 年華為擬收購美國 3Com 公司，受阻；2010 年收購摩托羅拉無線網絡業務，受阻（這才最終落于諾西之手）；同年獲得了美國第三大電信運營商 Sprint Nextel 價值 50 億美元的下一代移動通信網絡的投標資格，可就在投標的關鍵時刻，美國商務部長突然致電 Sprint Nextel 首席執行官“表示關切”，華為目送訂單落入三星口袋；2011 年收購美國 3Leaf Systems，還是受到美國政府阻撓。美國始終對于華為嚴防死守、密切關注。

　　評論界本有定論，美國占據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電信設備市場，三分之一以上的企業和網絡設備市場，六分之一的智能手機市場。拿不下這一塊市場，華為不可能成功。

　　多年以來，華為在美國的收入，都沒有超過公司營收的1%。美國媒體在 2018 年寫道：

　　多年來被美國拒之門外，也沒有削弱華為成為電信領導者的決心。

　　意外收獲是，華為的手機業務在國內外激烈的競爭中跌跌撞撞，最終脫穎而出，出貨量超過蘋果居全球第二，展現出自己強大的上下游整體實力、技術研發實力。華為在 5G 上的領先，正是得益于其全產業鏈綜合能力。

　　競爭對手們再也坐不住了。

　　8

　　對于美國通信行業而言，新電信法案長期的后果令人始料未及。2001 年開始，《電信法》改革紅利消耗殆盡，美國的電信行業進入下降趨勢。

　　美國市場電信設備標準林立，高通主推的 CDMA 技術和歐洲的 GSM 技術，各有利弊，殺得難解難分。除此之外，美國市場還有 TDMA、UMTS 等標準，各者之間多不兼容。美國的消費者常陷入這樣的窘境——當你從運營商 Verizon、Sprint 的號碼換成T-Mobile 的號碼，必須要同時更換你的手機。因為前者使用 CDMA 技術，后者是 GSM 技術，互不兼容。

　　鼓勵競爭，放任自由，并不能一勞永逸。忽視行業的健康引導帶來兩個惡果：重復建設和缺乏規模經濟。

　　朗訊上市曾成功募集 30 億美元，刷新了美國 IPO 的歷史。美國電信市場標準繁雜，反倒成了朗訊的優勢所在——各種標準對應的設備，它都能生產。但是其代價就是無法規模經濟，長期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朗訊也關注到了這點，在這么多標準中，把高通的 CDMA 技術作為重中之重，為此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是，由于 CDMA 幾乎只在美國普及，因此其國際化成績慘淡。

　　2000 年，正值美國市場互聯網泡沫破裂，享受朗訊巨大資助的 WinStar Wireless 破產，朗訊對其提供的 20 億美元援助，立刻衍生出 7 億美元壞賬。朗訊股價跌至荒唐的 55 美分，和高峰時的 84 美元相比，可謂慘不忍睹。

　　那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年代，多少赫赫有名笑傲江湖的劍客被無情劃去名字。英國馬可尼失勢，加拿大北電破產，諾基亞吞并西門子，阿爾卡特和朗訊合并。還留著的玩家，戰袍沾滿鮮血，戰事繼續。

　　朗訊和法國阿爾卡特重組后，2008 年貝爾實驗室宣布放棄其曾經引以為傲的基礎物理學研究，而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在網絡、高速電子、無線電、納米技術、軟件等可更快為其母公司阿爾卡特-朗訊（Alcatel-Lucent）帶來回報的領域。

　　從此人類的基礎科學少了一位偉大的守護人，商業社會多了一位精明的探索者，這次功利的轉型令輿論感慨萬千。但是更令人唏噓的是，不久后，為了資金周轉，阿爾卡特-朗訊出售了位于新澤西霍姆德的貝爾實驗室大樓。

　　悠悠歲月，滌盡鉛華，曾經至高無上的科研殿堂最終淪為按面積估價的商業樓盤。

　　朗訊的隕落從政策上可以歸結于行業標準的混亂，規模經濟的缺失。從行業上，歐洲的競爭對手，憑借早早統一 GSM 標準，力從孔出，爭鋒相對。在局部上，中國山東的突圍被華為挫傷，失利國際市場。以上是為外因。

　　左右朗訊命運走向的關鍵領導人卡莉·費奧利那 Carly Fiorina，享受了無數的掌聲和榮譽，在所有丑聞、秘密被揭露的前夜離職，變現期權，全身而退。在她任內的激進銷售、虛假繁榮、財務作假，都成為了下一任的問題。商人出生，沒有任何公職經驗的她還參加了 2016 年的美國大選，爭取共和黨的提名，并且一度高歌猛進。

　　直到，遇到一位和她一樣商業出身，沒有任何公職經驗的紐約商人——特朗普。

　　相比當年華為在中國山東狙擊朗訊，特朗普挫敗費奧利那的過程顯得無比輕松。他只需要一個勁地告訴大家，你在朗訊的表現真是糟透了！

　　十九年前，費奧利那親自奠定了美國電信設備生產者的衰落。十九年后，特朗普一把推開費奧利那，親自揮舞著大棒，以商業競爭之外的方式，發起一場針對中國通信企業的圍剿。

　　9

　　2005 年，正值美國地產市場的繁榮時刻，羅康瑞和鄭家以 10.76 億美元出手了 Riverside South 項目，以刷新紐約城住宅地產交易記錄的方式大獲全勝。香港人按照約定準備將 30% 的利潤分享給特朗普，料想后者會心生感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特朗普卻把他們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出售前沒有咨詢自己，否則可以賣出更高的價格，索賠金額達到令人咋舌的 10 億美元。

　　經過四年的漫長糾纏，法庭判決，特朗普敗訴。

　　多年之后，這段經歷被競選中的特朗普包裝為自己和中國打交道很有經驗，并且總能成功逼迫對方妥協，取得巨大勝利。但美國媒體不依不饒，翻出舊事，指出他和曾經幫助自己的人反目，還輸掉了官司。

　　特朗普延續自己前言不搭后語的風格，稱贊羅瑞康和鄭家是 fantastic people，請記者轉告，自己很尊敬他們。

　　羅康瑞唯有苦笑，打官司的那四年，特朗普用盡手段刁難羅康瑞和鄭家在紐約和舊金山的其他地產投資。四年里，羅康瑞去美國都要靜悄悄的，因為害怕特朗普玩手段，給他發法院傳票，讓他滯留美國，從而施壓妥協。“這就是特朗普，這些對他來說不過是家常便飯”。

　　無論如何，二十年前的香港，幫助特朗普完成了商業版圖上的驚險一躍，也給了任正非走向國際舞臺的入場券。

　　接下來的歲月里，劇場型人格的特朗普愈發沉迷鏡頭下的滿足感，從肆無忌憚的建筑商轉變為真人秀節目《學徒》(The Apprentice)中一身貴氣的明星；再后來，特朗普輾轉于共和黨、民主黨和獨立黨派之間，七次改換門庭，在 2016 年競選美國總統成功。

　　而任正非卻選擇有意遠離聚光燈，帶領他的華為低調前行。緊緊抓牢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向其向往的貝爾實驗室靠攏，伴隨中國電信歷史，走過了“1G 空白、2G 跟隨、3G 參與、4G 追趕、5G 領先”的漫漫長路，如今無論從收入規模，還是專利數量，華為是世界電信設備供應商中當之無愧的第一。

　　華為的成長歷程，也是中國經濟騰飛和市場繁榮的歷程。中國民眾生活水平的長年增長，龐大的消費人群基礎，教育人才的發展，在 3G 和 4G 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后，迸發出巨大的創新活力。

　　全民創業、科技創新、互聯網應用創新，成就了一大批諸如騰訊、阿里巴巴、小米、OV、滴滴、美團等科技公司和智能設備公司，這也為華為等公司發展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試想，這樣的勢頭怎能不引起美國和特朗普的擔憂和打壓？

　　2019 年，73 歲的特朗普和 75 歲的任正非，兩位年過古稀的老者站在了對弈舞臺中央。從特朗普指使加拿大扣留孟晚舟并不遺余力地鼓動盟友封殺華為，到華為忍無可忍起訴美國政府，再到幾天前，特朗普將美國網絡安全上升到國家緊急狀態，把華為列為實體清單（Entity List）和國家安全出口黑名單(National Security Export Blacklist)。

　　盡管這位推特總統，發文說自己希望美國贏在競爭，而不是贏在狙擊。但是并沒有人知道這位反復無常、令人捉摸不透的紐約商人到底在想什么。倒是，美國商務科學交通委員會主席、參議員 Roger Wicker 說的很直接，美國一定要贏下 5G，否則美國將徹底失去引領科技的優勢。

　　贏下 5G 已經成為一種焦慮彌漫在美國政壇。即使，特朗普封殺華為的理由千千萬萬，但是無可否認的是，美國電信硬件制造商的真空。當 21 世紀即將進入第 3 個十年，美國已經沒有一家電信設備商可以在 5G 建設的核心和華為、諾基亞、愛立信比拼。

　　盡管美國在電信硬件層面力有不逮，但是在軟件層面依然處于絕對領先。其中高通（Qualcomm）就是其中佼佼者，其多年力推的 CDMA 標準，已經成為通信主流技術。從 3G 時代的專利布局，到如今芯片的核心技術，都保證了美國在新一代電信技術中的領導力。

　　在特朗普推出最新的禁令后，谷歌公司暫停了與華為的部分合作業務，包括硬件、安卓系統和技術服務的轉讓，通過開源許可獲得的服務則未包含其中。包括英特爾、高通、賽靈思和博通在內的四家全球領先芯片公司和供應商同樣陸續宣布將中止與華為的合作與交易。

　　在昨日最新采訪中，任正非依然強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完全依靠中國自主創新很難成功，需要依靠全球的力量。而美國科技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值得我們學習。”

　　任正非還說，“大家要罵就罵美國政客，這件事不關美國企業什么事情。美國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我們的力量。華為的 5G 是絕對不會受影響，在 5G 技術方面，別人兩三年肯定追不上華為。”

　　除了 5G，早在十多年前，任正非已經預設到了今天極端局面發生的可能，在芯片、操作系統領域，華為通過大量研發投入保證了自己大部分產品和服務續航的能力。

　　對于國內民眾空前支持華為的聲音，任正非保持著異常的冷靜，不愿意看到華為綁架了全社會的愛國情緒。“熱血沸騰、口號滿天飛，最后打仗時不行也沒用，最終要能打贏才是真的。”

　　華為的崛起不等于中國的全面領先。中國要追趕美國，還需要有中國的高通、中國的 Intel、中國的波音、中國的霍尼韋爾、中國的陶氏、中國的孟山都、中國的江森自控等等等等。但是，通過兩位七旬老人歷經的行業興衰和角力，伴隨中國通信產業發展的漫漫長路，后來人應該明白，沒有彎道超車的投機取巧，有的只是直道上的持之以恒和孤獨堅持。

　　作者衣公子，財經作家，微信公眾號 ID：yigongzidejian；馬關夏對本文亦有貢獻

　　cover 計劃·騰訊新聞出品第 65 期

　　實習運營編輯：武文惠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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