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熟，天下足”的民謠在明朝傳唱數百年，湖北平原沃野千里，稻浪翻涌，是帝國糧倉的象征。然而就在這片富庶之地，竟爆發了震驚朝野的荊襄流民大潮。成化年間，百萬流民嘯聚山林，朝廷動用大軍方才鎮壓。這巨大的歷史悖論令人費解：為何魚米之鄉，卻養不活自己的子民？

一、糧倉光環下的沉重枷鎖

明代湖北農業之繁盛確鑿無疑。江漢平原與洞庭湖平原沃野千里，水系發達，明代中后期糧食產出冠絕全國。萬歷《湖廣總志》記載，僅湖廣一省每年北運漕糧便達25萬石以上，占全國漕運總量近四分之一，“湖廣熟，天下足”絕非虛言。

然而，這看似富足的背后，卻隱藏著無數普通農民的辛酸與重負。糧倉的光環，實則是百姓難以承受的沉重枷鎖。

明代賦役制度設計，本意是“量地計丁”，但執行中卻逐漸扭曲變形。“糧重區”的標簽一旦貼上，便意味著農民肩上數倍于他地的負擔。洪武年間確立的稅糧定額，雖經數代人口滋長與土地流轉，卻極少調整。百姓承擔著遠超前代的賦稅負擔，如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痛陳：“賦重而民不堪命”。

除正稅外，各種雜稅徭役如毒藤般纏繞著農民。官府征糧層層加碼，耗羨之重令人窒息；地方官吏巧立名目，“火耗”、“鼠耗”等附加稅層出不窮。而里甲、均徭等制度，更將農民牢牢綁縛在土地上，動輒征發徭役，奪去寶貴的農時。《明史·食貨志》無奈承認：“賦役繁興，吏緣為奸”。

二、高產糧倉為何“養不活”農民？

湖北的糧食高產，并不等于農民的富裕。糧倉的豐盈，與耕作者的貧苦形成了觸目驚心的反差。

土地兼并如饕餮般吞噬著農民的生計。明代湖北是藩王貴族勢力集中地，楚王、襄王、荊王等宗室藩王在湖廣廣占良田。楚王府一家的莊田便跨越數府，嘉靖《漢陽府志》記載，僅漢陽一縣，楚府便占有良田達四萬畝以上。這些土地上的農民，淪為王府的佃戶，承受著高達五成甚至六成的地租剝削。官僚地主也乘勢擴張，如大學士張居正家族在江陵便廣置田產。土地日益集中，自耕農則不斷減少，大量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根基。

人口壓力如陰影般籠罩著兩湖平原。明初“洪武之治”后，社會相對安定，湖廣地區人口迅速恢復并增長。然而，平原沃土雖廣，終有開墾殆盡之時。人口不斷繁衍，但可耕熟地有限，新增人口難以獲得足夠的土地維持生計，陷入“無田可耕、無業可依”的窘境。高產糧區的人口壓力，比貧瘠地區更為隱蔽卻更為致命。

三、荊襄：禁山與活路的悖論

當平原沃土已無法承載生存之重時，毗鄰湖北西北、橫跨鄂豫陜三省、山深林密的荊襄地區，自然成為流民眼中最后的希望之地。

然而，明王朝卻將這片廣袤山區視為“禁區”。朝廷擔憂流民聚集易生變亂，更恐其破壞“龍脈”，自洪武年間便下達嚴令，封鎖荊襄山區，“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政府沿山設立關隘，派兵巡查，如成化年間項忠在奏疏中所述：“設官兵戍守，嚴其出入”。這便是明廷“許吃不許開”的荒謬邏輯——百姓可以依賴荊襄山區自然產出（如采集、漁獵）勉強糊口，卻嚴禁開墾土地、定居生產。

高壓封鎖阻擋不了求生的本能。失去土地、不堪重負的農民，如涓涓細流般沖破封鎖，匯聚成難以阻擋的洪流，持續涌入荊襄山區。他們在深山老林間結草為屋，刀耕火種，艱難開辟生路。官方史料《明憲宗實錄》記載，僅成化初年，聚集在荊襄山區的流民已“眾至百五十萬”。百萬流民在禁區內頑強求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隨時可能爆發的火藥桶。

四、從封禁到疏導：遲來的覺醒與未解的困局

成化元年（1465年），長期積壓的矛盾終于爆發。不堪官府追逼與豪強欺凌的荊襄流民，在劉通（號劉千斤）、石龍（號石和尚）等人領導下，以鄖陽大木廠為中心發動起義。他們自稱“漢王”，擁眾數十萬，聲勢浩大。明廷震動，急派重臣白圭、朱永統率京營及湖廣士兵圍剿。經過慘烈戰斗，起義于次年暫時被鎮壓。

然而，單純的軍事鎮壓無法解決流民產生的根源。僅僅幾年后，成化六年（1470年），更大的起義在荊襄地區再次爆發，李原（號李胡子）、小王洪等聚眾百萬。朝廷不得不派出都御史項忠率軍二十五萬，耗時一年才勉強平定。項忠手段殘酷，《明史》載其“盡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強制驅散流民，導致“死者不可勝計，道路怨嗟”。

血腥鎮壓換來的只是短暫平靜。 項忠的武力清剿并未解決根本問題，反而激化矛盾。成化十二年（1476年），深刻認識到“堵不如疏”的朝臣如左都御史李賓、國子監祭酒周洪謨等，力主改變策略。明憲宗最終采納建議，任命右副都御史原杰前往荊襄撫治流民。

原杰的舉措堪稱明代流民治理的典范：

設立行政區劃：奏請設立鄖陽府，下轄鄖縣、房縣、竹山等七縣，并升鄖陽為鄖陽撫治，統轄鄂豫陜川四省毗鄰八府九州六十余縣，賦予其處理流民事務的專權。

編戶入籍與賦稅優惠：允許流民就地附籍，承認其開墾土地的所有權，并給予減免賦稅徭役的優惠。《明史·原杰傳》載其“編籍得十一萬三千余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余戶，愿留者九萬六千余戶”。

安輯民生：招撫流民，分配閑田，助其恢復生產，重建家園。

原杰的治理卓有成效，短時間內安置流民逾九十萬，使荊襄地區社會秩序趨于穩定。然而，荊襄流民問題的根源——沉重的賦役負擔、劇烈的土地兼并、持續的人口壓力，這些導致農民被迫逃離高產區的根本矛盾，在整個明朝中后期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荊襄地區在明末再次成為流民聚集地，其命運與整個帝國休戚相關。

荊襄流民百萬的哀歌，實則是“湖廣熟”光環下無數個體命運的悲鳴。它無情地揭示了一個殘酷的歷史真相：再高的糧食產量，若被沉重的賦稅、貪婪的兼并和僵化的制度所吞噬，也終將化為流離失所的滾滾煙塵。

荊襄流民問題，是明代湖北地區乃至整個帝國結構性矛盾的集中爆發。它警示后世：真正的富足，不在于田畝間產出多少糧食，而在于耕者能否享有其勞作的果實，在于社會能否為最底層的求生者留一條活路。 當糧倉的光輝無法溫暖耕耘者的脊背，再豐饒的土地，也終將孕育出走投無路的流亡者。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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