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ynn Yang

　　來源：硅發布（ID:guifabucom）

　　這篇文章主要解決一個問題：究竟為什么“遠程辦公”在中國這么難。

　　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這樣來理解：

　　實際上，自 1980 年開始發展，美國的遠程辦公非常成熟。全球前十大遠程辦公國家中，美國可以排名第一，毫無懸念。我舉兩個例子：

　　Salesforce 要求員工每周四都必須在家辦公，以減少沒必要的會議；而大名鼎鼎的 Wordpress 母公司 Automattic，則沒有固定辦公室，全員遠程辦公，甚至連面試新員工，都是遠程進行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動著美國的“遠程辦公”呢？

　　或者說：是什么在推動著一個國家的“遠程辦公”進程呢？

　　這是我認為在討論“遠程辦公”話題時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其實，也解釋了為什么目前遠程辦公在中國這么難。

　　（一）

　　先上一組數據。

　　它來自 2019 年 10 月的《區域經濟學家》，由美國區域經濟學家查爾斯.加斯康等使用美國人口普查局和美國社區調查數據完成：

　　2017 年，美國有 340 萬勞動力主要在家辦公，占到了美國全職勞動力的3%。

　　這組數據只統計全職員工，不涉及兼職人士，也不涉及像自由職業者這樣的自雇人員。

　　甚至，也不涉及那些在“非住宅環境”（如咖啡館和聯合辦公空間）完成工作的全職員工。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偏保守的數據。但優點是：數據的內涵非常清晰。

　　（二）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動”著美國遠程辦公的發展呢？

　　根據查爾斯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美國遠程辦公的增長情況，其實不是線性發展的。

　　在 2005 年前，美國在家辦公的全職員工比例增長緩慢；然后，在 2005 年左右，增長突然加速了。

　　報告的下方，還有這么一條注釋。

　　它說：

　　“2005 年開始，我們的抽樣頻率從每十年更改為每一年。因此，增長率可能在 2005 年前就已經開始加速，但它一定是在 2000 年后開始加速的。”

　　這條注釋，讓我浮想聯翩。

　　因為我到美國生活的第一年，正好趕上豬流感疫情（H1N1 流感）大爆發。情況一直持續到了 2010 年的 8 月，才結束。

　　而 2010 年12月，美國聯邦政府就通過了一項法案，名為《遠程辦公增強法》。

　　目的之一是：要確保美國聯邦政府在緊急狀況下，也能夠維持基本職能。

2009 年豬流感 H1N1 病毒

　　所以似乎有理由認為：豬流感在美國的大流行，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國遠程辦公的發展。

　　

　　基于此，美國遠程辦公增長加速的時間點，似乎也可以向 2000 年前移。

　　因為從與“通勤”有關的大規模外力事件看：

　　2000 年，美國“互聯網泡沫崩盤”，硅谷人才大規模離開；

　　2001 年，紐約發生“9-11 恐怖襲擊”；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塌，美國金融危機開啟；

　　2009 年 4 月，豬流感襲擊美國。

　　但這些外力事件，真的對“遠程辦公”產生了影響嗎？

　　答案是否定的。

　　實際上，它們的影響都可以忽略不計。

　　（三）

　　那么，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變化”，是否會推動這個國家的遠程辦公增長呢？

　　為說明這個問題，我給大家找了一張圖。

　　這是美國 2019 年第三季度，按行業種類，進行分類的國民生產總值圖。

　　可以看到：

　　“科學與技術服務行業”（橙色），是美國去年 Q2 與 Q3 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而“信息行業”（橘紅色），分別是美國去年 Q2 和 Q3 經濟增長的第二和第三大驅動力。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上述兩個行業，剛好是遠程辦公比例很高的行業。

　　而這張圖，其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經濟結構構成。

　　（與之相比較，目前中國經濟結構從企業注冊數量上看，主流還是大量銷售型、制造型和生產型公司）

　　但是，行業分類真的會大幅影響遠程辦公的增長嗎？

　　答案，竟然也是否定的。

　　實際上，根據查爾斯的研究：

　　“自 1980 年以來，美國經濟就業經歷了相當大的轉變，從制造業崗位和生產崗位，向服務業崗位轉變。”

　　“在一個經濟環境中，如果沒有任何新技術的發生，那么工種轉變，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勞動力的遠程辦公。換句話說，職業轉變的確會提高遠程辦公的比例。”

　　“但是我們發現：自 1980 年以來，在美國遠程辦公轉變的因素中，實際上僅有約 2% 的增長，是由職業轉變帶來。”

　　換句話說，由“行業轉變”帶來的遠程辦公增量，實際上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四）

　　這樣問題又回到了原點：究竟是什么在“驅動”著美國的遠程辦公發展呢？

　　有意思的是，根據查爾斯的研究，實際上美國遠程辦公的主要驅動力因素只有一個。

　　那就是：技術的發展。

　　“We found that only about 2% of the growth in telecommuting since 1980 can be explained by occupational shif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likely explains the rest.”

　　自 1980 年以來，在美國遠程辦公轉變的因素中，實際上僅有約2% 的增長，是由職業轉變帶來；而“技術的發展”，解釋了其余的一切。

　　（五）

　　那么，在至關重要的 2005 年，美國的科技界又發生了什么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馬克.貝尼奧夫，是在 1999 年的時候成立了 Salesforce。然后，這家公司在 2004 年的 6 月，登陸了紐交所。

Salesforce 的創始人馬克.貝尼奧夫

　　其它如微軟、IBM、甲骨文、思科、西門子、SAP、EMC、VMware、惠普等等，都在 2005 年前后，為美國企業級技術和服務的“基礎設施”，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此外，根據 KPCB 的合伙人 Eric Feng 制作的一張圖：

　　正是在 2005 年左右，美國“企業級”創業公司（紅線部分）獲得的風險資金數量，開始騰飛。

　　自那以后，“企業級投資”一直是美國風投的一個重要分支。

　　這些投資，源源不斷地孕育了美國企業級公司的重要玩家，包括：Dropbox、Zoom、Slack 等等。

　　而根據 TechCrunch 的數據：

　　在 2018 年的前 11 個月里，美國 SaaS 類創業公司，獲得風投總融資額的數量，占到了美國創業公司總融資額的：70. 1%。

　　如此之高。

　　（六）

　　與之相比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似乎沒有企業級市場。

　　根據 TechCrunch 的數據：

　　2018 年前 11 個月，中國創業公司在全球風險投資的總融資額中，獨領風騷。但在 SaaS 創業公司的投資金額，僅占到了中國創業公司總融資額的：11. 7%。

　　與美國的 70.1% 相比，根本不在一個量級。

　　實際上，中國創投圈對企業級公司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也是這兩年才開始的。

　　前兩天，我打電話給谷歌云戰略的業務發展總監姚欣榆。姚欣榆之前，是騰訊企業 QQ 和營銷 QQ 的創始人。

　　他和我說了一段畫龍點睛的話。

　　他說：

　　“最關鍵的，其實還是基礎設施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在谷歌，大家的習慣一定是全視頻，因為如果只是音頻，遠程協同能力一定會受影響。但目前，我們（指國內）是不可能做到常態下支持全視頻的，只要一上 13 個人，就不可能實現，目前國內一些公司因為疫情啟動緊急遠程辦公，都是啟用了特殊的服務器數量。

　　而且到現在為止，不論是從產品功能的廣度還是顆粒度，特別是企業安全策略管理方面功能，我還沒有看到能夠與微軟處在同一級別的產品。”

　　（五）

　　但是，如果說技術發展是遠程辦公的唯一決定性因素，那么，又是什么推動了“技術的發展”呢？

　　姚欣榆和我強調了一個觀點：

　　他指出：看似簡單的遠程辦公，背后本質上其實是雇主與勞動力的“權力對比”。

　　換句話說：美國的遠程辦公比例之高，是因為美國的企業級技術基礎設施強。

　　而美國企業級技術的不斷發展，本質上其實是：這些技術在不斷滿足美國勞動力議價能力越來越強之后，所帶來的勞動力需求的變化。

　　“造成遠程辦公的根本原因，背后其實是由勞動力的需求決定，這導致雇主必須去適應勞動力的工作方式。”

　　”比如我們來看一些特殊行業，在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技術行業，全球性都供給不足。在這些行業，勞動力事實上是一定會希望更分散的。因為就好比，你家鄉在北京，你不愿到上海工作，那么如果你的技術很強，一定是你的雇主來遷就你。”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在美國，所有關于遠程辦公的利弊分析包括《遠程辦公增強法》，都提到了遠程辦公的重要目標之一，那就是：

　　增強員工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的平衡。

　　比如，能夠讓員工因此更好地管理自己工作和家庭的義務（假設一些員工剛生下孩子），從而幫助公司/政府保留更富彈性的勞動力。

　　但這是美國的機構更高尚嗎？不是。

　　美國的遠程辦公比例之高，背后其實是美國勞動力的議價能力之強。而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很明顯，雇主的權力更大，中國勞動力的議價能力還很弱。

　　（六）

　　那么什么時候，中國的勞動力議價可以變強呢？

　　前幾天，我在朋友圈轉發了攜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一篇文章《隔離的經濟賬》。

　　結果，我的一位讀者跳了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對話。

　　其實我這里說的“美式”，是指：數據至上。

　　2007 年，梁建章去斯坦福攻讀經濟學博士，主攻“人口和創業及中國勞動力市場”。之后的 2013 年，我在上海采訪梁建章。

　　其中有一個問題，涉及到了中國的“創新”。

　　梁建章是這么回答我的。請大家注意看：

　　“說中國缺乏創新，這純粹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從數據上，顯示正好相反。我指的是一些綜合創新指標。

　　事實上，中國在這一檔次人均收入的國家中，創新力最強。這個事情一定和人均 GDP 有關，當這個數值很低時，你創造一個 iPhone，也沒有人買。”

　　梁建章的意思是：

　　一個國家的創新驅動力，一定與這個國家的人均 GDP 有關。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 GDP 太低，那么，就算這個國家有人造出了 iPhone，這個國家的市場，也養不起這個產品的生態系統。

　　現在再回過頭去看梁建章的話，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想到：今天中國的創新實力大增，背后與中國的人均 GDP 增長有關。

　　而換到今天的話題，恐怕也一樣。

　　經濟水平不提高，遠程辦公的體驗就不可能會好，勞動力的議價能力也不可能變強。

　　中國勞動力議價的能力不變強，中國遠程辦公的比例，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

　　而與這個大方向來比較，其它的諸如：

　　員工職業道德和職業化程度的對比、工作是由興趣驅動還是賺錢驅動、遠程辦公法律的制定等等，

　　都不過只是一些子集罷了。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远程办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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