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銀投資部門愿景基金首席執行官拉杰夫·米斯拉(Rajeev Misra)

　　劃重點

1. 在面臨的批評越來越多之際，日本軟銀集團旗下愿景基金負責人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基本上保持著沉默。
2. 他在接受專訪時表示，不應根據幾個早期的錯誤來判斷愿景基金的成敗，該投資組合將在 18 至 24 個月后贖回。
3. 米斯拉說，他沒有離開愿景基金的計劃，并說：“我是個關鍵人物。”

　　騰訊科技訊，3 月 7 日消息，據外媒報道，日本科技巨頭軟銀集團旗下投資部門愿景基金(Vision Fund)負責人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最近經歷了艱難的六個月。

　　這始于辦公空間共享創企 WeWork 在去年 9 月份首次公開募股(IPO)失敗，導致軟銀和愿景基金損失數十億美元，并引發對該公司一度大肆炒作的投資策略的質疑。然后是其他投資目標估值也呈螺旋式下降，包括遛狗軟件公司 Wag、廉價酒店 Oyo 以及機器人披薩店 Zume。緊隨其后的是，米斯拉未能為二號愿景基金籌集到足夠的新資金，軟銀創始人孫正義（Masayoshi Son）曾表示，該基金的持資將達 1080 億美元。

　　再加上其他一系列殘酷的故事，詳細描述了愿景基金存在的職場問題導致許多高管離職，以及米斯拉涉嫌誹謗其他軟銀高管的令人不快的內幕，比如據稱試圖拍攝軟銀前總裁、現任 Palo Alto Network 首席執行官尼基什·阿羅拉（Nikesh Arora）與一名或多名女性在酒店房間里的照片，因此很容易理解為什么這位 58 歲的前投資銀行家感覺自己受到了攻擊。

　　到目前為止，米斯拉在這些問題上基本上保持沉默。在最近接受專訪時，米斯拉表示，他需要時間來反駁批評他的人，并證明愿景基金在全球科技初創市場的巨額押注是正確的。他預測，在投資的 90 多家公司中，未來 18 個月將有數十家公司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他還表示，在未來 24 個月里，“我向你保證，你會看到我們的投資結果將發生變化”。

　　米斯拉在愿景基金倫敦總部說：“我們犯了很多錯誤，這很正常。我們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并在啟動二號愿景基金時將我們學到的東西重新納入實踐中。”

　　這是米斯拉做出的最大膽、以整個職業生涯為賭注的預言。在這之前的三年里，愿景基金向初創企業投入了創紀錄的現金，將它們的估值推高到了極致，并鼓勵創始人們想得更遠，行動更瘋狂，消滅競爭對手。在某些情況下，愿景基金甚至投資押注對象的直接競爭對手，例如網約車公司 Uber 和外賣巨頭 DoorDash，導致兩家公司都大肆燒錢，以在客戶獲取、市場擴張和招聘頂尖人才方面趕超對方。

　　風險投資公司 Founders Fund 合伙人、由愿景基金支持的在線房屋銷售網站 OpenDoor 聯合創始人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表示：“軟銀和愿景基金為所有投資支付了過高的價格。”在電子郵件中，經常批評軟銀的拉博伊斯將該投資描述為“次貸”，“在他們的 SB 融資輪中，少數幾個好的投資組合價值都被大幅高估了。”

　　考慮到過去兩周攪動全球市場的宏觀經濟擔憂，米斯拉給出的預測時機也很奇怪。圍繞致命新型冠狀病毒的擔憂迅速蔓延至全球，使標準普爾 500 指數進入金融危機以來表現最差的階段。愿景基金投資的 91 家公司中，有 33 家總部位于亞洲，包括中國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東南亞的 Grab 和印度的 Ola Cabs。軟銀已經對二號愿景基金進行了 6 筆投資，金額約為 25 億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筆是對中國房地產平臺貝殼找房的 13.5 億美元投資。

　　這種在地理上的集中投資可能引發問題，因為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韓國和日本是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之外傳播最快的兩個國家。米斯拉說：“總體而言，我是否擔心對中國業務的影響？是的，當然有這樣的顧慮，我擔心新型冠狀病毒會對我們中國投資產生影響。”

　　曾領導對 DoorDash、Wag、OpenDoor、Katerra 和 Brandless 投資的愿景基金高管杰夫·豪森博爾德（Jeff Housenbold）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軟銀已經制定了“某些B計劃”，以防最近的市場下滑演變為長期低迷。

　　曾擔任照片網站 Shutterfly 首席執行官的豪森博爾德指出：“如果市場陷入 12 至 24 個月的長期低迷，而且無法進入公開市場，我們將不得不考慮在公司層面籌集額外資金。有債務，有股權參與者，有并購。”他說，該公司還持有 Uber、Guardant Health 和 Slake 等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并可能出售股份“以提供流動資金”。

　　米斯拉的理論：允許最初犯錯

　　撇開全球經濟沖擊的巨大潛在逆風不談，米斯拉想要表達的論點是：他的投資組合中充滿了贏家，不到三年就判斷該基金成功與否有些為時尚早。他認為，拋開那些因內爆而臭名昭著的投資，公開市場投資者最終會發現其正在創造的真正價值。

　　米斯拉說：“我們的基金壽命是 14 年。當你投資一家公司時，你平均要與他們共同努力六到八年。當你投資處于創業中期階段的公司時，生命周期通常就是這樣的，錯誤往往會首先出現。因為創始人或商業模式的原因，他們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要想取得成功，還需要幾年的時間。”

　　米斯拉表示，當 Grab 上市時，愿景基金可能會獲得“相當于我們投資數額的三到四倍回報”，盡管現在還沒有確定上市的時間框架。他認為滴滴出行很可能在未來 18 個月內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米斯拉還贊揚了某些公司，包括軟銀持有 40% 股份、已經實現盈利的倫敦金融科技公司 Greensill，以及印度支付公司 PayTM 和總部位于邁阿密的停車應用程序 ParkJockey，后者現在被稱為 Reef Technology，愿景基金持有該公司 85% 的股份。

　　軟銀發言人指出，不能保證本文討論的任何預期結果或預期 IPO 將在擬議的時間內實現，實際結果可能與其中的預測和聲明大不相同。不過米斯拉預計，投資組合中的 10 到 15 家公司“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陷入困境”，但這可能是最糟糕的結果。

　　不過，他承認，在軟銀向 WeWork 注入 100 億美元，最終估值為 470 億美元后，WeWork 上市失敗和估值暴跌對該公司的聲譽造成了重大打擊。有媒體報道稱，因為米斯拉曾在 2018 年表示，WeWork 將“在未來幾年內成為一家價值 1000 億美元的公司”。

　　軟銀在 WeWork 的興衰中扮演的不僅僅是被動的角色。孫正義曾在 2017 年對其前首席執行官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和聯合創始人米格爾·麥凱爾維(Miguel McKelvey)說過這樣的話，他們“還不夠瘋狂”，并鼓勵不受公司治理約束的不受約束的增長。軟銀對待一家通過租用辦公桌和辦公空間賺錢的房地產公司，就好像它是一家由行業遠見卓識者領導的科技公司，對諾伊曼幾乎沒有任何限制。

WeWork 創始人、前首席執行官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

　　最終，董事會迫使諾伊曼下臺，軟銀向他支付了高達 17 億美元的股票補償，并幫助他償還債務。米斯拉堅稱，這樣的結果極其罕見。米斯拉說：“我們只有在投資公司出現不當行為或首席執行官的愿景會讓公司陷入困境時才會介入。在危急關頭，我們將與創始人同甘共苦。”

　　在 WeWork 慘敗后，米斯拉表示，愿景基金對其投資組合中的所有公司進行了“徹底檢查”，以確保它們通過了頂級會計師事務所以及獨立董事會成員和審計委員會的財務審計報告。米斯拉說，他還確保創始人不能從他們的公司借錢，也不能雇傭親屬，這兩個公司治理的失敗讓諾伊曼陷入了困境。該基金的合作伙伴在估值方面也采取了更有紀律的做法，這導致了幾筆交易在最后一刻夭折。

　　然而，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對于米斯拉和孫正義是否保留了足夠的資金來將投資組合中的 88 家公司資本化，各方存在分歧。該基金已經花掉了 1000 億美元中的 800 億美元，為后續投資保留了 200 億美元。但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部分儲備資本還必須每年支出約 20 億美元，以支付某些優先股投資者7% 的收益率。這一強制性收益率給該基金增加了更大的壓力，必須兌現其投資承諾，以滿足有限合伙人的要求，這些有限合伙人習慣于風險投資基金每年至少實現 20% 的回報。

　　在愿景基金之外，軟銀確實從美國無線運營商T-Mobile 與 Sprint 的合并中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潛在現金，Sprint 以軟銀為主要股東(該交易仍需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的最終批準)。軟銀還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可以隨時清算這些股份。隨著市場焦慮加劇，以及未來資金供應的不確定性，軟銀一直在推動投資公司扭虧為盈，導致 Oyo、Flexport、Fair 和其他公司大量裁員。

　　米斯拉和沙特的關系

　　爭議對米斯拉來說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兒，他于 2014 年加入軟銀，此前曾在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和瑞銀(UBS)工作多年，并在堡壘投資集團(Forresse Investment Group)短暫任職。甚至在 WeWork 慘敗之前，愿景基金就因依賴沙特的資本而受到批評，2018 年《華盛頓郵報》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遇害后，這種關系變得更受關注。

　　雖然在科技公司對愿景基金融資猶豫不決的情況下，軟銀曾短暫地考慮了如何利用沙特的資金，但危機最終還是過去了，米斯拉和孫正義繼續開著大筆支票。據英國媒體報道，米斯拉和孫正義甚至前往利雅得，親口告訴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他們將堅持支持他。

　　這次不同了。自從 WeWork 估值暴跌以來，硅谷各地的愿景基金投資明顯受到了質疑，越來越多的風險資本家鼓勵投資組合中的公司將目光投向其他地方，或者干脆避免大規模融資。已經獲得軟銀投資的幾家公司的創始人私下表示，他們現在被貼上了“愿景基金公司”的標簽，盡管他們努力忽視了孫正義“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增長”的建議。

　　不過，米斯拉說，愿景基金不會招待那些希望圍繞融資設定條件的初創企業，比如只有在愿景基金不透露自己是投資者的情況下才接受投資。他將這些談話比作“婚前協議”。米斯阿里稱：“對于新公司，如果他們要求保證，我們就不會投資。這意味著有些事情不對勁兒。假設一位女士要和你結婚，并要求你保證不會離開她。你要說什么？如果有人問你，我希望你和我終生保持婚姻關系，我會說我當然是，要不然我為什么要娶你呢？“

　　對米斯拉來說，負面新聞也開始針對其個人。最近又媒體報道稱，米斯拉為了鞏固軟銀內部的權力，向意大利商人亞歷山德羅·貝內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支付了 50 萬美元，以誹謗公司前高管尼基什·阿羅拉(Nikesh Arora)和阿洛克·薩馬(Alok Sama)。這篇報道指控米斯拉策劃了一個陰謀，將阿羅拉與女性誘騙在酒店房間里以獲得“曖昧照片”。

　　米斯拉駁斥這篇報道不夠準確，一位發言人說：“這些都是毫無根據的指控，包含了一系列始終受到否認的謊言。米斯拉并沒有策劃針對其前同事的任何行動。”

　　阿羅拉沒有回復記者的置評請求。薩馬拒絕置評，他的律師、Akin Gump 律師事務所的馬克·麥克杜格爾(Mark MacDougall)也拒絕置評。軟銀發言人表示，對這些指控的內部審查正在進行中。其中兩名知情人士稱，軟銀董事會的特別委員會在 2018 年調查這些指控時發現了間接證據，但認為沒有定論。據知情人士透露，最新報道提到了軟銀沒有看到的具體電子郵件。

　　軟銀對米斯拉的潛在影響一直保持沉默。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軟銀股東，如保羅·辛格(Paul Singer)旗下埃利奧特管理對沖基金(Elliott Management)，是否會要求米斯拉下臺。埃利奧特發言人拒絕置評。

　　米斯拉說，玩弄內部政治并沒有把他推到愿景基金的頂端。他稱：“我之所以在這里的原因是我籌集了 1000 億美元資金，并雇傭了 500 人。”對米斯拉來說，缺乏信任是個揮之不去的挑戰。兩名熟悉愿景基金情況的知情人士稱，他們有理由相信，合作伙伴和其他員工受到了監視或監控，因為米斯拉發動了打擊，以尋找內部信息泄密者。他們說，他們擔心他們的對話、位置和電子郵件被米斯拉和其他向他匯報的人追蹤。米斯拉否認他在愿景基金內有過電話錄音，也沒有監控過員工的下落或電子郵件。

　　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米斯拉面臨著開始展示成果的壓力。愿景基金的表現成為軟銀股價震蕩背后的推動力。由于愿景基金出現 89 億美元的赤字，軟銀在去年 11 月報告了 14 年來的首次季度虧損。股價在過去一年幾乎沒有變化，落后于標準普爾 500 指數，后者上漲了約9%。埃利奧特管理公司最近購買了該公司 25 億美元的股份，建議其回購至多 200 億美元的股票，并改善其治理做法。據知情人士透露，孫正義本周在紐約的一次會議上告訴投資者，他對向股東返還資金的想法持開放態度。

　　LightShed Partners 負責軟銀業務的電信業分析師沃爾特·皮塞克（Walt Piecyk）表示：“幾乎每天都有一連串有關軟銀的負面新聞報導，其中多數針對的是米斯拉領導的愿景基金。很明顯，下一步是米斯拉下臺。”

　　不過，米斯拉堅持留下，他表示：“我是關鍵人物，我向股東、有限合伙人和我的員工許下的承諾尚未兌現。”他還很快指出，盡管最近一個季度出現虧損，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軟銀在其愿景基金投資上的賬面收益約為 95 億美元，并實現了盈利。

　　“還有改進的空間”

　　但變化正在發生。米斯拉和豪森博爾德都承認，解決造成不信任和混亂職場文化問題是 2020 年的首要任務。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管理合伙人邁克爾·羅寧(Michael Ronen)上月離開了愿景基金，軟銀資深高管羅恩·費舍爾(Ron Fisher)正在為退休做準備。費舍爾沒有回復尋求置評的電子郵件。軟銀發言人稱，費舍爾“是軟銀大家庭中有價值的成員，哪兒也不會去”。

　　過去 24 個月，愿景基金在全球迅速擴張，反映出一些投資公司無拘無束的增長狀態，吸引了一批在沒有明確方向感的情況下從事新工作的銀行家、投資專業人士和律師。知情人士說，在某些情況下，合作伙伴與公眾同時發現了已批準的交易。

軟銀愿景基金管理合伙人杰夫·豪森博爾德

　　豪森博爾德表示，該基金需要向規模較小的風險公司學習，這些公司在周一的合伙人會議上協調和分享知識。他表示，在愿景基金，信息共享更多地是在“臨時基礎上”進行的，沒有高盛(Goldman Sachs)和埃森哲(Accenture)等更老牌公司的相同制度基礎設施和共享技術。

　　霍森博爾德說：“我們做得不對，絕對有改進的空間。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著眼于全球，而你們有不同類型的規范、文化、背景和人才儲備，所以我們沒有花足夠的時間來了解彼此，因為我們的增長速度太快了。”

　　米斯拉指出，愿景基金有季度性的合作伙伴非現場聚會，包括 2018 年在邁阿密舉行的為期兩天的 300 名員工會議，這個數字現在已經膨脹到近 600 人。豪森博爾德稱，這些聚會是有幫助的，盡管“還不夠”。

　　豪森博爾德還表示，該基金在世界各地的各個辦事處可以更好地共享信息。雖然管理合伙人對公司進行了大部分調查，但由米斯拉、孫正義和負責歐洲、中東和亞洲地區的高盛(Goldman Sachs)前高管薩利赫·羅梅赫(Saleh Romeih)組成的三人投資委員會，必須批準每筆交易。孫正義在做出決定之前親自會見了每一位創始人，然后頂級合伙人在最終投資委員會批準之前舉行了一系列電話會議，通常還要與孫正義會面。

　　豪森博爾德說：“我們必須弄清楚流程和系統，以及規則和規范，以確保組織內部有更多的溝通機制。”據知情人士透露，這種等級結構讓許多作為前創始人或前公司領導人來到愿景基金的員工望而卻步，他們認為自己會在交易撮合中發揮更大作用。

　　一切都與回報有關

　　米斯拉已經向外部顧問和領導力教練支付了數百萬美元，以改善企業文化。去年 10 月份曾有媒體報道稱，一家咨詢公司在一項內部調查中創造了員工使用的負面術語云。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包括“違反規則”、“保密”和“缺乏信任”。

　　米斯拉表示，“術語云”在該基金成立僅六個月后就被創造出來了。一位知情人士說，咨詢公司 Insight Partners 對愿景基金員工進行了季度調查，去年的最新結果顯示，一些被引用最多的措辭是“改進”和“協作”。

　　與此同時，包括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和阿布扎比穆巴達拉(Mubadala)在內的投資者，尚未決定是否參與二號愿景基金投資。知情人士表示，籌資談判仍在進行中，各方一直在就條款和費用進行談判。

　　在未來 18 個月內，愿景基金獲得的回報無疑將有助于米斯拉吸引投資者，盡管他已經遠離了籌集 1080 億美元的目標。他拒絕就具體的籌款討論置評。他說：“我非常非常肯定，我會證明批評者的觀點是錯誤的。”（騰訊科技審校/金鹿）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愿景基金负责人：不能凭借几个早期失误就定义我们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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