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文化：晉商名門【一】　

　　平陽亢氏　　　　清初，山西平陽府(今臨汾)的亢氏，人稱“亢百萬”。其資產(chǎn)據(jù)《清稗類鈔》載，有數(shù)千萬銀兩，堪稱山西首富。在亢氏之后，才是資產(chǎn)在七八百萬銀兩到百萬銀兩的侯、曹、喬、渠、常、劉諸姓人家。亢氏家族自清初發(fā)跡，終清季，是商業(yè)、土地兼營并著的家族。　　　　清末宣統(tǒng)二年(1910〕《中國經(jīng)濟全書》稱：“康氏(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運之隆盛，可謂極矣。”關于亢氏發(fā)家之緣起，有這樣的傳說：明末李自成農(nóng)民軍在山海關與清軍作戰(zhàn)失敗，退出北京經(jīng)山西撤往西安途中，曾將攜帶的金銀財寶寄存于亢家。后來，李自成犧牲，清朝在全國建立了統(tǒng)治權，農(nóng)民軍寄存的金銀財寶遂為亢氏所有。不過，這個傳說并不可信。試想：清兵入關后，財政十分困難，清朝大臣祖可法等有過占據(jù)山西、解決財政困難的建議。俗話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清軍占領山西后，豈能不聽說亢家寄存有李自成農(nóng)民軍的大量金銀財寶而不向亢氏索要?另外，李自成雖然犧牲了，但李自成的余部仍在戰(zhàn)斗，并一直堅持到康熙初年，他們也缺乏活動經(jīng)費，豈能不設法向亢氏索還寄存的金銀財寶?看來，上述之傳說，恐怕是人們對亢氏成為巨富原因的一種猜測而已。　　　　那么，亢氏何以成為巨富的呢?回答是：亢氏以經(jīng)商致富。　　　　首先，亢氏是個大鹽商。清代鹽實行專賣制，即由政府特許的鹽商憑引到指定地區(qū)運銷。這種販運特權，使鹽商獲利頗豐。康熙時期人鈕繡說：“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于天下。”近人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卷三“富室”稱：“康熙時，平陽亢氏，泰興季氏，皆富可敵國，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江南泰興季氏季滄葦，揚州的兩準鹽商，以“業(yè)鹺”起家。亢氏同季氏一樣是在揚州以“業(yè)鹺”起家。亢氏在揚州有大片房產(chǎn)，著名的“亢園”，“構(gòu)園城陰，長里許。自頭敵臺起，至四敵臺止，臨河造屋一百間，士人呼為百房間”。另有“亢家花園”一處。在兩難鹽商中還有“南安北亢”之說，南安是指當時的鹽務總商安氏，是兩淮鹽商中的頭面人物，亢氏與安氏齊名，亢氏在兩淮鹽商中的資本和權勢可想而知。亢氏原籍平陽府(今臨汾)，與河東鹽池(今運城鹽池)同在晉南地方，亢氏同時是河東鹽商也是可能的。　　　　其次，亢氏是個大典當商。典當是封建社會以衣物等動產(chǎn)作質(zhì)押，進行放款的高利貸機構(gòu)。清代前期，山西典當商頗多，而亢氏則是一個資本雄厚的大典當商。據(jù)說，亢氏在原籍平陽府開設有一大當鋪，后來有人在亢氏當鋪附近也開設了一家當鋪。亢氏眼見自己開辦的當鋪營利被別人搶奪，很不甘心，決心擠垮這家當鋪。于是，每天派人到這家當鋪中典當一個金羅漢，典價銀1000兩，連續(xù)典當了三個月，把這家當鋪的資本幾乎用光了，這家當鋪的主人著了慌，忙問典當人何以有這么多的金羅漢要典當?來人答道：“我家有金羅漢5O0尊，現(xiàn)只典當了90尊，尚有410尊金羅漢要拿來典當哩!”這家當鋪主人聽了大吃一驚，急忙向來人施利，詢問來人的主家，才知原來是平陽府巨富亢氏。當鋪主人自知不是亢氏的對手，只好托人與亢氏協(xié)商，請將金羅漢贖回，自己關閉當鋪遠離他鄉(xiāng)去了。此傳說真假姑且不論，但說明亢氏是經(jīng)營著典當業(yè)的大富商。　　　　再次，亢氏是個大糧商。清代隨著城市的發(fā)展和商品經(jīng)濟的活躍，糧食貿(mào)易規(guī)模很大，亢氏就是當時一個大糧商，致力于長途販運和糧店經(jīng)營。當時的北京，由于是京畿之地，四方輻輳，買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資本最多、規(guī)模最大的糧店，就是亢氏在正陽門外所開設的糧店。據(jù)說，一次曾有“牛車數(shù)乘”往亢氏糧店運糧，有一無賴竟在半途阻攔要勒索米糧，后被一位“王爺”獲知，趕跑無賴，才解了圍。正因亢氏作為糧商名聲在外，才招來了劫糧者，又有“王爺”相助。亢氏原籍山西平陽府(臨汾)，位于汾河流域，是個產(chǎn)糧區(qū)，亢氏在臨汾有“倉廩多至數(shù)千”，藏有米糧“萬石”。山西地近畿輔，上述亢氏的“牛車數(shù)乘”有可能是從原籍往京城運送，亢氏又在京城開設有糧店，所以亢氏既是糧食批發(fā)商，又是糧食零售商。　　　　此外，亢氏還是個封建大地主。亢氏擁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陽府“宅第連云，宛如世家”。亢氏揚言：“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說明亢氏不僅擁有大量土地，而且儲藏有大量的糧食。 亢氏家族中第一個發(fā)跡者是亢嗣鼎。乾隆《臨汾縣志》載：“亢嗣鼎，事母孝，養(yǎng)撫侄如子。篤志力學，至老不倦。居鄉(xiāng)尤多義舉。”不過，據(jù)李華先生考證，亢嗣鼎“是一個恃富驕橫，慳各貪婪，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盡管在災荒之年，他不得不捐獻出一點錢糧，來賑災施舍，裝潢門面。他大約生于明末，一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健在”。亢氏清初發(fā)跡時有“約計千萬”的資產(chǎn)，到清末光緒時“號稱數(shù)千萬”，經(jīng)過二百多年，亢氏資產(chǎn)增加了好幾倍，這是亢氏善于經(jīng)商的結(jié)果。　　　　晉商文化：晉商名門【二】　　　　平遙李氏　　　　李氏原籍陜西漢中，元朝有李實任官山西，遂落戶平遙縣達蒲村。李氏經(jīng)商據(jù)說始于清雍正年間。第一家商號是在達蒲村開設的“西裕成”顏料莊，經(jīng)過乾隆、嘉慶兩朝，商業(yè)利潤有增。嘉道年間，在經(jīng)理雷履泰的策劃下，西裕成顏料莊適應埠際商業(yè)清償需要，開始進行匯兌業(yè)務，日趨繁榮。道光初年遂將西裕成顏料莊改為專業(yè)匯兌業(yè)務的日升昌票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自從創(chuàng)立票號后，利潤甚豐，財富驟增。李氏于道光三十年(1821)在達蒲村新蓋高樓院三處，咸同時又投資新設商號十多處。李氏以日升昌和謙吉升票號為中心，在平遙縣城設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通錢莊及日升布莊和日升店(貨棧);在天津設有東如升等店。李氏所設日升裕、日升厚錢莊在平遙縣錢業(yè)中，曾操縱行市，稱霸一時。　　　　日升昌票號創(chuàng)始時，當家財東是李大全，大全故后由其子箴視主事，箴視弟箴言有瘋顛之病，人稱“李二魔子”。箴視死后，由箴聽之子五典管理。李氏從事商業(yè)，所獲利潤除一部分繼續(xù)擴大商業(yè)投資外，又購買土地，李氏“宣統(tǒng)末年家有土地兩頃”，余皆消耗于奢侈生活。李氏為滿足其生活需要，又在達蒲村開設雜貨、綢緞、藥、干果、肉、水果、成衣、理發(fā)等店，村中人說：“領的李家本，吃的李家飯，賺的李家錢。”　　　　李氏發(fā)財后，其資本的去向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蓋房置地。李氏在平遙達蒲村筑有四座輝煌巍峨的大院，每座都是三串院，分東西廂房，前庭后院，樓閣相輝，亭榭互映，四座大院又連接一起，村民稱之為“李家堡”。土地也很多，據(jù)記載，到宣統(tǒng)末年時有土地2頃多。　　　　二是投資商號錢莊。李氏以日升昌票號為中心，擴大投資，新增商號多處。如在平遙縣城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達、日升通錢莊和日升布莊、回升貨棧;在天津有東如升、如升顏料莊等。　　　　三是捐納官銜。李氏為了榮宗耀祖和提高家族的門庭地位，花了許多銀兩竭力攀官結(jié)貴，提高門庭。通過捐輸，獲取虛銜。如李大全在世時，捐銜“千總”，去世后其子箴視為其父大全捐銜“知府加四級誥封通奉大夫”，箴視為其祖父文斌、曾祖父占殿也捐了虛銜。李氏男性多捐有文武官銜，女性也封為“宜人”、“夫人”。嫁女娶媳也必門當戶對。　　　　四是揮霍浪費。李氏家中雇有許多傭人，僅老媽子、丫環(huán)、保鏢、護院就有數(shù)十人。李氏一家人，生活也是陰陽顛倒。白天睡覺，黑夜打麻將、吸鴉片。吃飯也是想起就吃，隨要隨到。有時廚師因廚灶火力不旺，就把饅頭沾上油扔到灶火里，以應付李氏一家人的“快餐”。　　　　從光緒末年起，李氏的各商號、票號、錢莊已經(jīng)出現(xiàn)虧賠。辛亥革命后，虧賠愈益嚴重，債主已逼上李財東的家門。當時，主持李家商號和家業(yè)的是李五峰。他怕債主逼債，便把家里藏的許多財物寄放到內(nèi)兄趙鴻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來不見人。后來，逼債的風勢減弱，李五峰便向趙氏索取寄存財物，不想趙氏抵賴不承認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氣急敗壞，要到衙門告狀，又怕招來債主逼債。不得已只好忍氣吞聲，吃了暗虧。最后，煊赫一時的日升昌票號財東李氏，只落了個窮困潦倒的下場。　　　　晉商文化：晉商名門【三】　　　　榆次常氏　　　　榆次常氏是晉中富商。徐珂《清稗類鈔》稱常氏有資產(chǎn)百數(shù)十萬兩。該族原系山西太谷縣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遷居榆次縣車輞村劉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時，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經(jīng)商”。其經(jīng)商則在多倫諾爾、張家口、興化鎮(zhèn)及本省大同、繁峙等處。　　　　常氏發(fā)跡之后，氏族分居，添房蓋院，分為“南常”、“北常”。“南常”以萬已為代表，為“世榮堂”;“北常”以萬達為代表，為“世和堂”。　　　　北常從乾隆年間始，就以大德玉商號名義在恰克圖經(jīng)營對俄貿(mào)易。隨著業(yè)務的發(fā)展和資本積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設大升玉商號，道光二十年(1840)增設大泉玉商號，同治五年(1866)增設大美玉商號，光緒五年(1879)增設獨慎玉商號，形成了常氏的“玉”字連號。此外，獨慎玉商號還在莫斯科設立了分店。汾陽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圖商業(yè)狀況，撰文說：“買賣城內(nèi)有一東西向橫街和三條南北巷子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東巷有常家的獨慎玉。”正如《山西外貿(mào)志》所說：“在恰克圖從事對俄貿(mào)易的眾多山西商號中，經(jīng)營歷史最長、規(guī)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車輞常家，常氏一門，從乾隆時從事此項貿(mào)易開始，歷經(jīng)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tǒng)七朝，沿襲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圖十數(shù)個較大商號中，常氏一門獨占其四，堪稱為清代本省的外貿(mào)世家。”“北常”有十家?guī)?ldquo;玉”字的商號最著名，號稱“十大玉”。據(jù)《漢口山陜會館志》稱，光緒八年(1882)漢口“北常”的商號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順玉、泰和玉、獨慎玉。　　　　“南常”的商號名稱均帶有“昌”字，號稱“十大昌”。其商號遍布蘇州、上海、漢口等地。 在常氏家譜的“壽序”、“墓表”、“墓志銘”中，多有常氏經(jīng)商的記載。如常氏九世萬達八十“壽序”中稱：“翁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濟才，方弱冠，遂棄制舉，業(yè)掭計，然術事無巨細，便能摒棄區(qū)劃，悉合機宜，為老成輩所器重。中年懋遷有無閱歷而話練益精，一切運籌帷幄，克壯其猷，家業(yè)日隆。”再如九世常萬育八十“壽序”中也贊其經(jīng)商才能說：“翁未弱冠，讀書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計甚切，母獨命學陶朱術，翁因順志北上，據(jù)先人遺資，經(jīng)營二十載，家遂豐盈。”另如常萬達之子、常氏十世常懷愉八十“壽序”中稱“今初而課讀，穎異非常，長而經(jīng)商，辛苦備至。至于奇跡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風沐雨，以煉精神，握算持籌，以廣智略。其深藏若虛也，有良貿(mào)風;其億及屢中也，有端木風。持義如崇山，杖信如介石，雖古之陶朱不讓焉。”又如常萬達曾孫、常氏十二世常懌“墓志銘”中，也有“隨父服賈張垣，凡籌劃經(jīng)營實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維豐“墓志銘”也寫道：“君性明敏，事宜張馳，一經(jīng)裁決，立即決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強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鄉(xiāng)。”常氏作為封建性商人，曾積極參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動。例如捐助地方書院。　　　　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書院，知縣贈匾一塊，上面寫著“崇文尚義”;光緒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書局刻書，巡撫曾國荃贈匾一塊，文曰：“義關風雅”。光緒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十四世常贊春以藏書捐贈榆次學堂，山西巡撫恩壽贈匾一塊，文曰：“士誦清風”。常氏還賑濟災荒與善后捐輸。光緒三年(1877)山西災荒，捐輸 3萬余金，巡撫曾國荃贈匾一塊，文曰：“好行其德”;庚子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經(jīng)費，山西巡撫趙爾巽奏請于光緒二十九年(19O3)奉皇上旨賜匾一塊，文曰：“樂善好施”。在義和團運動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眾舉充鄉(xiāng)團團長，“與村人趙君成業(yè)，劉君秉仁協(xié)議安置拳眾毋擾，并練團丁，以防他匪侵入”。 常氏發(fā)跡后曾積極投資土地，在清代后期還創(chuàng)辦了近代工業(yè)。　　　　榆次車輞土質(zhì)不好，即使如此，常氏也未放棄對家鄉(xiāng)土地的投資，南北兩常在車輞村占有的土地，為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強，約20頃左右。庚子事變，常氏商業(yè)受到損失。常氏轉(zhuǎn)而熱衷創(chuàng)辦近代家庭工業(yè)，據(jù)載：“望春兄鑒于吾家人眾，而資有限，恐一旦竭蹶，無以為生，因議立敦義和蠶桑局和敦睦織布工廠，由京津聘教授，購機器歸，率族中子弟不習儒賈者以入，有缺額招生”，“招徒工數(shù)十人，結(jié)絲物織絡帶，以作試驗。翌年，即栽桑數(shù)百株，養(yǎng)蠶數(shù)十萬”，“至局內(nèi)設置，如養(yǎng)蠶架、寒暑表及一切器具無不全備，一時敦義和之絲品織物，銷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處，獲利頗厚，而平汾等處人言及榆次敦義和絲物，尤為贊許”，“及民國肇興，吾家各埠商肆頓遭損失，工廠貨款無出，將至停辦”。至十年，以所植成桑，歸村公有經(jīng)理。　　　　常氏除創(chuàng)辦家庭工業(yè)外，還向山西近代工業(yè)火柴局、保晉礦務公司、晉華紡織公司有過投資。保晉公司第四任總經(jīng)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擔任。他在職15年(1923——1937)，是各任總經(jīng)理中任職年限最長者。　　　　常氏商業(yè)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十三世常立訓在光緒中葉曾作為常家的股東代表達2O余年。其《墓志銘》記述了他看到常氏商業(yè)“日薄西山”的狀況后感慨萬分：“公蓋不以一時之致富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貧為可慮，于其酌盈劑虛之際，已足見其持滿戒溢的苦衷。”這就是說：光緒中葉，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開支拮據(jù)。庚子事變，歸化城受兵燹之苦，張垣又受到德兵騷擾，常氏商務“遂難復如舊時”。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銘”稱：“壬子吾家驟落，京肆事尤棘手，族眾推公往，癸丑公選駐京，至甲寅秋，自以維持無術，謝歸。”這就是說：民國初年常氏商業(yè)已徹底衰敗，而且回天無術了。　　　　常氏由商起家，傳至十世時，已有“世兼儒賈為業(yè)”之稱。常氏自經(jīng)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讓子弟讀書學儒。常氏八世常吉為縣貢生，是常氏家族人貢第一人。此后就延綿不斷，到清末，常氏從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達78人。特別是清光緒年間，常氏十三、十四兩世，有4人拔貢，5人中舉，一人成為進士，集常氏一時科舉之盛。清末廢科舉立學校，到1921年，從十四世到十六世間，有4人赴日留學學成回國，有10人從省內(nèi)外大學畢業(yè)，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視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許多研究經(jīng)史和書法繪畫有較深造詣者。　　　　據(jù)《常氏家乘》載：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師書，常佶雙鉤字時稱無雙，常懌工畫山水及虎、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歐陽體，常惺善詩;十三世常維梁楷工柳少師書;常立德既富藏書，且研究考訂之學，晚學顏魯公書;常立愛藏書甚多，研讀史學、理學，而且懂數(shù)學;常立屏邃于史學，書法則工顏真卿、董華亭諸家;常立方既嗜史籍，為清副榜舉人;常維豐工書善畫。常氏子弟中有幾位在省內(nèi)外政界、文化界均頗有影響，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緒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舉人，赴京會試，曾參與康梁變法的公車上書，在故宮陳列的黃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舉成名的人物。十四世常麟書，光緒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名舉人，由翁同合推薦，入國子監(jiān)南學深造7年，光緒二十九年(19O3)癸卯會試，中第219名貢生，殿試取三甲第87名進土，派往戶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憂未就。曾任常氏篤初學校教務、榆次鳳鳴學堂堂長，創(chuàng)辦榆次速成師范學校，自任校長兼總教務。　　　　民國初年移居省城太原，歷任山西大學、商專、一中等校語文教師。畢生從事教育工作，有《詩經(jīng)述義》、《禮記易簡錄》等十多種著作。十四世常贊春，光緒二十八年(19O2)考中第三名舉人，后就讀于京師大學堂，獲文學士學位，受聘為清史館征訪員、山西文獻征存局編輯，曾任國會第二屆眾議員。畢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學識淵博，尤通文史，長期在山西大學文、法、教育學院執(zhí)教，深為學生敬重，總纂《榆次縣志》，多有創(chuàng)見，著作甚豐，遺著目錄達50卷左右，尤擅長書畫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聰慧才高，童試第一，光緒二十八年(19O2)中第24名舉人，1912年選任山西國民公會副會長，1922年到1927年出任保晉公司總經(jīng)理。書法先學魏碑，后宗李北海，所書筆力氣勢磅礴，蒼勁有力，為名書法家。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師范史地科畢業(yè)，后赴日，歸國后歷任燕京大學、山西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教授，學識淵博，著作甚豐，主要有《中國民族小史》、《史國史鳥瞰》、《中國財政制度史》、《社會科學通論》等。　　　　晉商文化：晉商名門【四】　　　　太谷曹氏　　　　曹氏原住晉源縣花塔村(今屬太原市晉源區(qū))，明洪武年間遷至太谷縣北恍村。《清稗類鈔》稱曹氏有資產(chǎn)銀六七百萬兩。曹氏發(fā)跡，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當時三喜為謀生，隨人至東北三座塔(在今遼寧朝陽縣)，租地種菜、豆類。后與一當?shù)厝撕匣铮盟N之豆，磨成豆腐出賣，用豆腐渣養(yǎng)豬。辛苦經(jīng)營多年，日漸發(fā)達。這時，原合伙人提出分開各自經(jīng)營。三喜獨立經(jīng)營后，由磨豆腐、養(yǎng)豬，又發(fā)展到用高粱釀酒，進而開雜貨鋪，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隨著三座塔地方的繁榮，人口的增多，清廷設立了朝陽縣。而曹氏在該地早已開辦有商鋪，所以當?shù)赜?ldquo;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之說。此后，曹三喜又將商號開辦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經(jīng)營范圍也擴展為雜貨業(yè)、典當業(yè)、釀酒業(yè)。后來又在沈陽、四平、錦州等地設立商號。這樣，曹氏已成為關外大商。　　　　清兵入關，曹三喜向關內(nèi)發(fā)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設號，繼設號于華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資產(chǎn)給七個兒子分為七份，不過在商業(yè)上仍合資經(jīng)營，七家各出資本10萬兩，組成總管理處，稱“曹七合”。后因一個兒子出門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為“六德公”。六門各有堂名，分別是：懷義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還有一堂佚名。他們合資辦的商業(yè)，到清道光、咸豐時達到鼎盛。當時曹氏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如濟南、徐州、蘭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陽、錦州、四平、張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長子、榆次等，在新疆、庫倫及莫斯科、伊爾庫次克等地，也設有曹氏商號。其經(jīng)營范圍很廣，如：綢緞、布匹、呢絨、顏料、藥材、皮毛、雜貨、洋貨、茶葉、帳莊、典當、錢莊、票號等。曹氏在商業(yè)經(jīng)營上合資共管，在家庭的經(jīng)濟上則各門自立。在各門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義時代，家資有300萬兩，年開支3000余兩;到曹中美時代，家資600萬兩，年開支萬兩。　　　　曹氏商號用人，初以曹氏本族為多，后來商業(yè)發(fā)展，用人范圍有所擴大，但也只在晉省籍人之內(nèi)選用。用人途徑大致有二：一是各大號掌柜薦舉;二是從伙友中提升。被薦舉者均須具備相當業(yè)務經(jīng)驗;被提升者均須已有一定勞績。曹氏商號還聘用過一些能文善寫的秀才，如高介臣、楊濟溥等人。曹氏商號在用人上規(guī)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剛?cè)胩柣镉眩陜?nèi)不給工資，只管伙食，也就是試用期。三年后，如在試用期表現(xiàn)不好者、違犯號現(xiàn)者、掌柜認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農(nóng)歷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辭退。如繼續(xù)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責任大小發(fā)給勞金。掌柜勞金一般一年為100——120兩，十年后按其勞績給以頂生意，即以人力頂身股參與股份利潤分紅。各商號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還有管賬、坐柜、欄柜頭、跑外人等。　　　　曹氏商號訂有嚴格號規(guī)，員工均須遵守。如規(guī)定商號員工不得抽大煙、打牌、嫖妓。宴請來客時，有指定的專管應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負責，宴請中一般不談交易，俟飯后才看貨、議價、交易。掌柜及伙友，平日在號內(nèi)必須穿大褂，外出或與來客洽談生意必須加穿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為初進號之學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為坐柜;就是已成為坐柜者見到掌柜時也必須站起。住號伙友平日所穿衣服，都不準有口袋。清代使用銅錢，每位伙友有一小錢串袋技名次掛在柜房內(nèi)，可作剃頭、洗澡等零用開支。如遇例假批準回家時，必須把攜帶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臺上，表示請大家檢查，內(nèi)中絕無夾帶柜內(nèi)財物。平日號內(nèi)吃飯，各伙友均按勞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亂位。　　　　曹氏商業(yè)系封建的資本經(jīng)營方式，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國內(nèi)外政局的變化，曹氏商業(yè)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銀改銀元，銀元改鈔票，幾次變更，曹氏商號由此帶來資本折換，債務折換，虧損銀數(shù)十萬兩。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圖、伊爾庫茨克和蒙古庫倫(烏蘭巴托)的商號，負外債銀80余萬兩。原持帝俄時代的鈔票每張抵銀一兩，蘇聯(lián)革命成功后每張僅值白銀五分，此一項曹氏虧銀37萬兩。曹氏商業(yè)以東北各大城市為多，北洋軍閥混戰(zhàn)時期，張作霖的奉系軍閥大量發(fā)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奉系軍閥失敗，“奉票”大跌，曹氏商號又損失一百數(shù)十萬元。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占東三省，后來又成立偽滿州國。按日軍的殖民地經(jīng)濟統(tǒng)制法，曹氏在遼寧的五個銀號合并為玉城銀號，歸偽滿州國的政府所有，曹氏在東北的商號全部化為烏有。東北原是曹氏發(fā)祥地，其東北商號的垮臺，又影響到關內(nèi)的商號。在各商號倒閉前，各號掌柜趁機各飽私囊，曹氏后代子孫又多吸食鴉片，庸碌無能，曹氏的商業(yè)終于全部倒閉歇業(yè)。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讓及其子時代衰落，共歷24世。曹三喜原為文盲，目不識丁。曹氏家業(yè)興起后，很重視對子弟的讀書教育。曹家設有家塾“書房院”，延聘名師任教，對教師待遇頗厚，每年酬金在百兩以上。曹氏除捐官外，其子弟在清末也有考取功名中舉者。例如：曹培德，字潤堂，為人精明干練，曾為直隸候補知府，精六法，嗜填詞，尤工作詩，著有《木石庵詩合刻》、《木石庵文錄》、《木石庵隨筆》、《傅文貞先生年譜》。富有經(jīng)濟才能，他棄儒經(jīng)商，所有曹氏“錦”字商號，如錦豐泰、錦生潤、錦豐煥、錦豐典、錦泉匯、錦泉興、錦泉和、錦泉涌、錦元懋、錦隆德、錦泰亨等，皆為曹培德一手創(chuàng)立。在曹培德《墓志銘》中記述稱;“太谷之曹，以資雄于并晉間，而拓庵曹君特以名德顯。君諱培德，字潤堂，以字行，別字拓庵。……光緒乙酉，以選拔貢于京，朝考報罷，援例捐內(nèi)閣中書。……君先以中書加捐至知府，指分直隸試用。……壬寅秋，墾務大臣貽將軍谷奏調(diào)君襄墾事，……君沖寒塞外者累月，創(chuàng)設西蒙公司，復返里集款至十余萬金，事乃舉。……自正太鐵路開，谷商已大減，同蒲線如復不經(jīng)谷境，為谷計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獨惜時人之不能用也。”　　　　曹中裕，相傳與山西巡撫胡聘之“同年”，光緒時曾出任保晉公司經(jīng)理，胡去任后，中裕也隨之去職。 曹克讓，舉人出身，嗜好書畫，多藏名人詩畫，價值一百數(shù)十萬元。1937年日軍侵入山西后，一些名畫被日軍搶掠。又被曹氏子弟中吸食毒品者偷竊變賣，致克讓所收名貴書畫全部散失。　　　　晉商文化：晉商名門【五】　　　　介休范氏　　　　范氏以范毓賓時代最盛。范毓賓曾祖父范明(字瓊標)，明初自介休城遷居張原村。范毓賓祖父范永斗，明末時貿(mào)易張家口，進出遼東，是當時八家大商人之一。　　　　清入關后，順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見，將授以官，以未諳民，力辭，詔賜張家口房地，隸內(nèi)務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氏每年要交納內(nèi)務府皮張若干，從此走上了皇商之路。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統(tǒng)治權的確立，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協(xié)助下，挾內(nèi)務府的權威，藉清王朝給予的特權和方便，經(jīng)營范圍有了較大的擴充。一方面繼續(xù)經(jīng)營邊疆貿(mào)易，另一方面深入國內(nèi)市場進行綢布茶糧貿(mào)易。到范三拔年老患病歸鄉(xiāng)后，范氏商業(yè)就由其子所經(jīng)營。范三拔生五子，長子毓馨、次子毓馥、三子毓賓，四子毓覃、五子毓奇。從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經(jīng)濟上和政治上發(fā)展最興盛的時期。范毓賓兄弟不僅經(jīng)商有方，而且與清廷關系非同一般。他們曾在清王朝平定準噶爾叛亂中運送軍糧，立下了功績。　　　　據(jù)《清史稿》卷317載：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師征準噶爾，輸米饋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師，毓奇兄毓賓請以家財轉(zhuǎn)餉，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毓賓主餉，計谷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余萬石。世宗特賜太仆寺卿銜，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余石，毓賓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　　　　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為清王朝大量輸送軍糧計百萬余石，并出私財支援軍響，為清政府節(jié)省費用600余萬兩。范氏還是大銅商和大鹽商。康熙時，國內(nèi)銅斤嚴重短缺，允準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當時稱辦理這種業(yè)務的人為“洋銅商”。范氏經(jīng)內(nèi)務府奏請，承擔了一部分販運洋銅的業(yè)務，而且在這一業(yè)務中占有相當比重，經(jīng)常擁有洋銅船六七只，成為洋銅商中的大戶，從中獲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長蘆、河東鹽區(qū)資本相當可觀。范氏持長蘆鹽引10718道，按每引 200斤計，即2143600斤，其資本據(jù)乾隆二十年(1755)內(nèi)務府統(tǒng)計，“所有鹽業(yè)查明后估銀百余萬兩”。范氏還經(jīng)營木材、馬、人參，乾隆二十一年(1756)曾在寧波與英商簽訂過玻璃貿(mào)易合同。以上充分說明范氏經(jīng)營范圍很廣。　　　　范氏財產(chǎn)無具體統(tǒng)計，僅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產(chǎn)前的財產(chǎn)清單看，范氏當時在直隸、河南二十州縣遍設鹽店，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張家口有商店六座，在歸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鎮(zhèn)有當鋪一座，在張家口置地106頃，分布各地的房產(chǎn)近1000間。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財產(chǎn)。　　　　范氏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賞。以范氏毓字輩和清字輩計，有20人任官職，其中毓賓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參政，毓覃以武舉破例升為正定總兵官，后署廣東提督。此外，還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員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員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縣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納)。在科舉方面，進士二人、舉人三人、武舉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孫而貴，被追贈為驃騎將軍、資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們的妻子也追贈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獲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連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門富商之家。　　　　從清初到乾隆初的百年間，是范氏的昌盛時期。乾隆十年(1745)范氏家門傳到清字輩，開始下滑。乾隆十七年(1752)范氏困窘已顯露。范氏因官商而興，又因官商而衰。范氏之衰主要是欠官采過多。乾隆時經(jīng)辦洋銅已無利可圖，范氏所營鹽業(yè)等因資金短絀等原因很不景氣。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因范氏“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內(nèi)務府、戶部等衙門的官職，著令嚴加審訊范清濟兄弟，并查封家產(chǎn)。至此，皇商范氏終于結(jié)束了其顯赫一時的官商歷史。　　　　因范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時衰落，時間久遠，故原籍遺跡已不復存在。據(jù)介體縣志辦調(diào)查，范氏原籍張原村當年有范家街，長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鑾殿”之說，可想當時建筑之氣派，惜現(xiàn)已蕩然無存。范氏宗詞，在張原村東南角，其建筑已毀，只有一些瓦礫殘垣。范氏墳瑩現(xiàn)只保存有總兵(范硫奇)墳，存石雕、雙華表，徑約尺五，高達二丈。　　　　晉商文化：晉商名門【六】　　　　蒲州張氏　　　　這是一個以商起家后成為官商結(jié)合的顯赫一時的家族。張氏之先世原居解州鹽池之南，元朝時張思誠避亂徙蒲州(永濟)，其子張友直遂占籍通化坊，友直傳仲亨，仲亨傳克亮，克亮傳繡，繡傳寧，寧傳誼，誼傳允齡、遐齡。允齡祖父早逝，祖母雷氏矢志守孤。允齡生未幾，復失怙。允齡母解氏奉姑撫孤，以持門戶。允齡年方幼即掌理家政。年長，遂發(fā)憤服賈遠游，西度皋蘭(蘭州)、浩璺(今甘肅碾伯縣東)，販貨張掖、酒泉，數(shù)年又南至淮、泗，渡江入?yún)牵笠胬В焖萁瓭h西上菱峽，往來于楚、蜀間。又北到滄博。

拮據(jù)20年，足跡半天下。雖然身在商界，但視財利甚輕，篤信重義。南北所至，為眾商所敬服。遇到事情時，往往判斷正確無誤，人以為異，甚至懷疑他有異術。　　　　允齡教育子弟極嚴，其長子四維登科任京官后，允齡居京邸。常言：“吾祖母、吾母兩世艱貞，幽明感應乃于兒輩。”自認為勤勞半世，雖增加了家資，但覺得還不夠多。年五十余，明眸烏發(fā)，好象三四十歲的人。晚年思鄉(xiāng)，歸治別墅于蒲州(永濟)城東10里之孟盟橋，鑿地疏圃，結(jié)宇其中，雜植花卉，四季都有新意。允齡弟遐齡，婚后始游商吳越間，當時年輕氣銳，尚未能獲利。于是，南歷五嶺，抵廣州，往來南昌、南京諸大都會。六七年來，資本耗盡，窮困而歸，則母已去世。母終前囑允齡說：“吾死不恨，就是顧慮你弟不能自立。”允齡念母言，待遐齡極友愛，遐齡亦事兄最謹。遐齡性坦率，雖從事貿(mào)易，但視財利甚輕，不屑斤斤計較。　　　　允齡長子四維(1526-1585)，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土，歷任編修、翰林學士、吏部侍郎。蒙古俺答與明議和開市議起，四維與王崇古交關大學土高拱、張居正，促成了和議和開市。張四維家以經(jīng)商致富，張居正當國時，與之相交，逢年過節(jié)，送禮不絕。萬歷三年(1575)得到張居正引薦，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人贊機務。萬歷十年(1582)，張居正卒，四維出任內(nèi)閣首輔。次年，以父喪歸。御史郜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王)崇古為勢要”。　　　　四維弟張四教，年16便服賈遠游，歷汴泗，到江淮，南至姑蘇、吳興之境，所經(jīng)營貿(mào)易，常出人意外。在隨其父經(jīng)營長蘆鹽業(yè)時，識量宏達，綜計精確，不屑斤斤計較。四維登第出任京官時，迎其父居京師，悉以生計付四教。四教治業(yè)年久，熟悉鹽務分布、調(diào)度，具有操縱能力，末年經(jīng)商大為成功，資產(chǎn)不止十倍其初。四教襟度曠達，樂施好義，當其意氣所激，揮斥千金不顧，捐資授龍虎衛(wèi)指揮僉事。張氏之姻親也多是商人或官宦之家。張允齡妻王氏是兵部尚書、宣大總督王崇古之姐，王氏也是商人家族(下面另介紹王氏)。張四維祖姑父沈廷珍，也是服賈遠游，“南帆揚越，西歷關隴”。四維二弟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季曾“在兗豫之間從商”。四維五弟四象妻王氏，其曾祖父王賓也是商人，王氏早逝，四象續(xù)娶范氏，范氏之祖父范世逵是著名鹽商。　　　　據(jù)《條麓堂集》卷28載：范世逵“家世以農(nóng)商為業(yè)，公初服賈四方，綽有心計，倜儻負大志，視行輩逐逐然，競錐刀之末者不屑也，令甲榷淮浙占鹺利，以佐國計，凡商人占淮浙鹽者，悉令輸粟甘肅、寧夏等邊，……然自開中以來支結(jié)曠日持久，且出入戎馬間，有烽堠之驚，而鹽利又時有虧缺，是以商人不樂與官為市，公獨曰此可居也，遂歷關隴，度皋蘭，往來張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險易，計儲待蓄，散盈縮，以時廢居而低昂，其趨舍每發(fā)必奇中，往往牟大利。”張四維有子甲征、定征。定征娶曾任兵部尚書的楊溥之孫女。張四維之女嫁內(nèi)閣大臣馬自強之子馬諄。馬自強之弟馬自修“棄儒業(yè)，在鹿、延、商、洛之間販粟”。是陜西的大商人。

總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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