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epared 的網站負責人之一喬恩·斯托克斯（Jon Stokes）正和他的女兒在德克薩斯的家中躲避疫情。圖中他的女兒正在用一個管子吹氣生火。以前提到“為末日做準備”會遭人嘲笑，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末日準備者的隊伍圖片來自《紐約時報》，攝影師 Tamir Kalifa

　　本文來自《紐約時報》，作者 Nellie Bowles，原文標題“I Used to Make Fun of Silicon Valley Preppers. Then I Became One.”

　　硅谷的末日準備者們

　　在硅谷里，工作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幾年來，硅谷的“末日準備者（Silicon Valley Prepper）”是硅谷生態系統中最容易遭人嘲笑的群體。在大部分人眼里，他們可能是這樣一群人：做廉價的軟件工作，偏執，開發只值 0.99 美元的游戲，隨時隨地準備逃生包，在新西蘭投資地堡掩體，在網絡云端分享世界末日來臨時如何生存。

　　他們生活在一個美麗、祥和的硅谷，但拿到工資的第一件事卻是在為末日的到來做準備。

　　現在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這些末日準備者的行為似乎得到了解釋。這些程序員和創始人囤面粉和衛生紙的行為，現在看起來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高明的。

　　他們很早就戴上了口罩，準備好了 Purell 免洗洗手液。他們敢于和科技媒體對抗，后者到 2 月下旬才開始建議大家減少不必要的出差和握手，而末日準備者們早早就開始實踐這一切。此外，他們還進行了大量關于新冠疫情的投資。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名叫“The Prepared”的網站在他們之中流行起來，里面有類似《末日準備者初級指南及清單》及《為什么你需要為末日組好準備》。網站的創始人是硅谷的老牌企業家約翰·拉米（John Ramey），他于 2018 年創了該網站。

　　他在落基山脈的某一處同意接受我的電話采訪：“人們很快就會意識到，前幾十年的穩定是少有的、脆弱的。現在疫情的到來讓人們開始擔憂，但是早在疫情之前，人們就已經見證了氣候變化、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和不公平、二戰后世界體系的崩潰，等等。我們的世界要面臨崩潰了。”

　　為什么末日準備者最早出現在硅谷？

　　當普通人后知后覺開始為疫情囤貨時，在硅谷，末日準備者早就已經是個流行詞了。為什么對于這些處在世界科技前沿的人來說，他們總覺得災難近在咫尺呢？

　　當然，從地理學上講，可能是因為硅谷建在了地震帶上，所以他們的憂患意識比別人強烈。

　　從經濟上講，他們的錢來得快去的也快，很容易造成不安全感。

　　從技術層面講，可能是因為硅谷人總是想著如何破壞一個系統，所以他們知道破壞系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但是，最可能的解釋是，硅谷中聚集了人類中最聰明的一些人，他們刻意訓練自己對各種各樣的意外保持積極樂觀。在舊世界里，東海岸的人往往是保守、懷舊的。但是在一個滿是初創企業的新世界里，這里的人會很高興看到自己犯了錯誤，或者自己的設計還有缺陷。因為這意味著你有機會做發明、做改進，也意味著你有錢可以賺。

　　硅谷末日準備者：是傻瓜還是未來的幸存者？

　　山姆·艾特曼（Sam Altman）是硅谷人工智能小組 OpenAI 的負責人，也是末日準備者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當他看到 2016 年《紐約客》刊登的一篇文章之后，就開始從以色列國防軍手中囤大量的槍支、黃金、碘化鉀、抗生素、電池、淡水資源、防毒面具等，并且在加利福尼亞海岸的大蘇爾地區囤了地。

　　現在他人沒有在大蘇爾地區。當我撥通他的電話后，發現他還在舊金山和自己的兄弟馬克斯·艾特曼（Max Altman）工作，為疫情籌備口罩。

　　對于山姆來說，現在媒體對病毒長篇累牘的報道，對他們硅谷人來說沒有意義。“我覺得有意思的問題應該是‘為什么硅谷人做對了’，而不是‘為什么（這個國家的）其他人做錯了’？我覺得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每當科技行業說某某東西是壞的，媒體就會站出來說科技行業的人是錯的，會嘲笑我們的大驚小怪，如果這樣的嘲笑能獲得點擊率，他們會毫不猶豫這么做。他們（媒體）總是嘲笑發出警報的人。”

The Prepared 的創始人拉米向記者展示自己囤的口罩圖片來自《紐約時報》，攝影 Benjamin Rasmussen

　　早在一月和二月，山姆就注意到硅谷著名的投資者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杰夫·劉易斯（Geoff Lewis）等人開始轉發大量有關新冠病毒的推特。

　　2 月 13 日，美媒 Vox 發表了一篇名為《請不要握手：科技行業對新冠病毒感到畏懼》，這篇文章讓很多硅谷末日準備者感到憤怒，他們覺得自己被嘲笑了，也覺得公眾根本沒有聽進去他們的警告。那時候大部分的主流媒體都在報道世衛組織和美國政府的反應，這些報道只字不提戴口罩的重要性，對病毒的危害也是輕描淡寫。

　　但是硅谷末日準備者的隊伍卻在不斷壯大。艾瑞·保羅（Ari Paul）是硅谷一家加密貨幣投資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看到投資者斯里尼瓦桑的推特之后，就開始進行囤貨。“我買了一些橡膠手套，買了一個月的食物和水，然后還取了夠花幾個月的現金。”保羅告訴我他有一套在鄉下的房子，為了“以防萬一”，他在房子入口放了一把砍刀。

　　還有朱莉·弗雷德里克森（Julie Fredrickson），她最近賣掉了自己的化妝品公司。因為她的供應商在亞洲，而疫情讓供應鏈阻斷，她考慮再三后決定從中抽身。朱莉在東海岸長大，現在卻居住在曼哈頓。當我見到她時，她向我展示自家的“水磚”和睡袋。

　　當我也加入“末日準備者”的隊伍

　　最后一個做出改變的是我自己。我在硅谷做了這么久的報道，一直覺得硅谷的末日準備者是杞人憂天的愚人，他們把自己當成精英，想要通過一場災難把其他人甩在身后。

　　但是在一月份左右，當報道亞洲疫情的新聞越來越多后，我也開始買手套、戴口罩，并且按照 The Prepared 網站給出的建議做準備。不得不說，這些建議是有它的道理的，它的核心就是“在災難降臨時，最小程度地依賴國家社保體系，最大程度地保護自己”。我開始想象世界末日來臨時會是怎樣一番景象，我覺得它應該和那種第一人稱視角的游戲一樣，我在夜里蹣跚而行，在一個毀滅后的世界尋找生存的機會。

　　很快我就準備好了一個救生包。里面有感冒藥、頭燈、沙丁魚罐頭、手套、護目鏡、防水布、Vipertek VTS-989 款電擊槍和口哨。因為有了這個救生包墊底，我可以把其他珍貴的物資寄給我的父母，把高質量的口罩和洗手液送給我的朋友。我把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后，又給地方診所捐了一些錢。

　　我也開始注意到，那些最開始嘲笑硅谷末日準備者是“傻子”的人，現在又嫌這些準備者在“自鳴得意”。當然，有些末日準備者確實有些得意，但是大部分人都忙于做準備，對這樣尖酸的言論不屑一顧。

　　末日準備者的話題：“怎么樣才可以買到槍？”

　　十年前，拉米（Ramey）來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圣馬特奧（San Mateo）定居，并擔任線上廣告創業公司 isocket 的首席執行官。有一天，在和一位創始人喝完咖啡后，拉米無意中看到創始人的后備箱里有一個大袋子，里面都是發生災難時的應急物資——創始人解釋道，這些應急物資包括醫用急救箱，部分食物和水，地圖，指南針，電纜，以及可以切斷安全帶的鋒利刀片。

　　拉米回憶道，就是從那一刻開始，他決定成為硅谷的末日準備者。

　　幾年的時間里，準備者們漸漸形成了自己的圈子，拉米經常會被各種創始人問：“你這些工具要怎么擺在一起？”或者是悄悄問：“要怎么樣才能買到槍？”

　　后來，拉米開始擔任奧巴馬政府的創新顧問。他和別人共同創立了國防創新實驗單元（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這是美國國防部在硅谷成立的科技成果轉化試驗組織機構，主要負責將民間的新興前沿技術引入國防部。后來這個項目把“實驗”二字從名稱中去掉，把它轉化為一個常設的國家部門。

　　在政府部門工作過之后，拉米對國家抵御危機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我曾經以為那個機構里聚集了很多聰明人，他們正在處理我們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但是當我走進房間一看，我發現我想錯了。他們真的還在用軟盤運行核代碼。”

　　當特朗普當選之后，拉米覺得需要開始認真為末日做準備了。2016 年，他從灣區搬到科羅拉州。他覺得美國人需要比以往更加重視末日問題。但是他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偏見：在大部分人眼里，末日準備者都是這樣一副古怪的形象——隱藏在鄉下的掩體中，偏執，保守主義，擔心核彈爆炸和全球革命。

　　他也遇到過一些極端的末日準備者，自己只是想請教如何把地震逃生工具整理好，對方卻和他講希拉里如何計劃偷自己的孩子。

　　成立 The Prepared

　　拉米想要為末日準備者搭建一個國際化的、自由的線上平臺，讓那些擔心氣候變化、社會不穩定和政府出現危機的人，能夠在這里相互交流。

　　拉米最開始做了一個谷歌文檔，但是很快他就發現這一招行不通。最后他創辦了 The Prepared 網站，并招募了科技新聞網站 Ars Technica 的創始人之一喬恩·斯托克斯（Jon Stokes）。

　　斯托克斯說：“在我的圈子里，大家普遍都有一種斷裂感，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們的生活中突然出現了。然后大家開始反思：也許這個世界并不會按照我們期望的樣子去發展。”

　　拉米將 The Prepared 網站的用戶稱作“理性的準備者”，因為他們會不斷計算風險值，根據風險做不同程度的準備。拉米表示，這樣的群體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人的攻擊，但是管理員盡量不讓這些人進入網站，任由其宣揚陰謀論，引發混戰。拉米的很多讀者都喜歡低調行事，不希望朋友或者鄰居覺得他們是古怪的偏執狂。

　　疫情讓硅谷末日準備者重新出現在聚光燈下，他們的隊伍壯大到原來的三倍。新加的投資者中還有 Google AdSense 的創始人以及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高管。

　　這樣的變化不乏諷刺意味。硅谷內部有這么多末日準備者，但正是硅谷的科技徹底改變了美國的基礎設施，幫助美國經濟騰飛，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從此雜貨店不再囤貨，而是依賴于完善的物聯網進行統籌和配送。就連醫院也開始只儲存夠用幾天的設備，沒有準備的意識。

　　斯托克斯說：“做末日逃生的準備其實是為了把我們從一種‘一切都已經最優化’的惰性思維中解放出來，讓我們評估真實狀況，并做出自己的決定。”他正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農場躲避疫情，“我有太陽能電池板和大容量電池，也囤了一些雜貨，但是我的醫療資源沒有準備充足。”

　　來自富人的擔憂：“他們會來搶我們的食物”

　　雖然疫情導致大量初創公司裁員，但是很多人仍然把眼下的混亂視為一種機會。

　　投資者們一直在尋找那些在疫情中成長起來的初創公司。一位社交媒體公司的主管告訴我，病毒給未來五個月帶來的變化將抵得過平常五年帶來的變化。醫生們現在開始通過 Zoom 看病，學校開始上網課、開設線上講座，各個公司開始適應全員在家辦公的模式，線上購物比以往更加火爆。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現在電影院已經讓位給流媒體，健身館敗陣給線上健身教學視頻，2010 年我們期待的虛擬現實社會正在成為可能。

　　對上述改變的需求本質上是對科技的需求，而硅谷的科技可以幫助實現這一點，并且可以給美國經濟注入一股強心劑。但是這樣的改變依舊會讓很多“理性的末日準備者”感到擔憂，因為這樣的科技會加劇社會不平等，最終導致革命性的社會大爆發。

　　拉米說：“你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開始覺醒，他們會說‘我們不能任由社會這樣發展，總有一天那些人會來搶我們的食物’。”當富裕的一小撮人開始為病毒危機做準備時，他們也意識到了來自社會層面的更大的危險。

　　丹妮爾·莫里爾（Danielle Morrill）是一位企業家，他于 2017 年賣出了一家分析初創公司，是 The Prepared 的投資者之一。她最近從舊金山搬到了丹佛，在這里為末日的到來做準備。

　　她說：“突然有一天我開始意識到，這種（為末日做準備的行為）其實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特權。”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纽约时报》记者手记：那些准备迎接末日的硅谷人，真的是杞人忧天吗？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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