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后继无人
文/月落烏堤
來源：財經無忌（ID：caijwj）
5 月 6 日，三星電子公司副董事長兼法定繼承人李在镕做了一次公開道歉，結尾時，他立下誓言，絕不會將集團管理權移交給子孫后代。
如果這位財閥言而有信的話，那么，一個時代結束了。
三星的韓國
三星，一家特殊的跨國集團，一家典型的家族企業。
1938 年 3 月 1 日，韓國大邱，李秉喆用手中僅有的 3 萬韓元成立了“三星商會株式會社”，日本對這個國家的全面深刻影響，體現在了這個名字中。
之后的幾十年，韓國逐漸變成了“三星的韓國”，在韓國，所有人都離不開三件事：稅收、死亡和三星。
李秉喆的三星帝國連同衍生出來的公司，涵蓋了韓國每一個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穿著三星服裝生產的衣服，住著三星地產建設的房子，用著三星電氣生產的電子產品，開著三星汽車生產的汽車，走著三星建設修建的道路，用著三星手機生產的電話，在三星設備搭建的通信網絡上打電話，送著子女去三星愛寶樂園玩耍，上著三星基金資助的大學，最后死了還得去三星管理的公墓……哪怕是泡菜，全球 500 強里面有泡菜業務的 13 個企業中，三星一家，就貢獻了 3 個。
美國的三星
三星在美股上市，從其股權結構看，它不光是韓國的企業，也是全球化的產物。
從資本的角度來看，三星帝國最值錢的三星電子，堪稱徹頭徹尾的美國公司。
普通股當中，外國投資者占比達到了 55%（這里面 80% 以上的股份是由美國投資機構所持有，特別是華爾街花旗，摩根大通等金融機構）， 大股東和關聯企業持股比例是 21%，而韓國境內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是 19%。
優先股的股權結構更夸張，89% 的優先股由外國投資者持有，韓國境內的投資者以及大股東持有的優先股只有 10.2%。
李家的三星
三星是最早確立“家族繼承制”的韓國企業，李家通過各種交叉持股的方式，在這幾十年里牢牢的掌控著三星帝國。
掌控經濟，世代繼承，方為“財閥”。
三星電子的最大股東是三星生命保險——成立于 1963 年，并于 1989 年 7 月獨立，改為現在這個名稱，三星生命保險持股 7.7%，而三星生命保險的最大股東又是李秉喆的兒子李健熙和三星愛寶樂園，分別持股 20.8% 和 19.3%。
三星愛寶樂園的最大股東就是李在镕，他是李健熙的獨子，持股 25.1%。三星電子持有三星信用卡 37.5% 的股份，而三星信用卡又持有三星愛寶樂園 8.6% 的股份。
李在镕
三星電子的第三大股東是新世界百貨，持股 11.07%，新世界百貨的前身是 1967 年收購的東花百貨，其現在的實際控制人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的女兒李明熙。
第四大股東是希杰集團，現在的掌控者是李在镕。
正是透過這種交叉股權結構，李健熙和李在镕成為三星集團的實際控制人。
崛起于草莽與廟堂之間
成立之初的三星，做的生意和現在毫無關聯，倒賣的東西，都是韓國當地出產的干魚蔬果等農副產品。
而三星的崛起，跟政治不無關系，李秉喆與李承晚和樸正熙兩任韓國總統糾纏不清，相愛相殺。
1948 年成立的三星物產，是三星的第一塊寶石。當年，外逃 33 年的李承晚博士回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邱拜訪李秉喆，隨即三星物產成立，只用了一年的時間，三星物產的資產，就增大了 20 倍，之后，三星物產成為了李承晚政治經費的來源之一。
1961 年，樸正熙發動兵變，李承晚下臺，樸正熙成為韓國總統。上臺后的樸正熙，對李承晚治下的企業，開始了大面積的“調查”，或者說是“連坐”，通緝并對 11 家財閥的 27 家公司的負責人實施逮捕，李秉喆位列“1 號”。為了“表忠心”，這些可查到的 27 家企業，以“補繳”的形式向政府繳納了高達 378 億韓元的稅費，三星一家獨占 27%，而且還上交了三家銀行。
三星愛寶樂園
1966 年，三星開發成立，后來發展成為了三星愛寶樂園，此時的三星，已經是韓國橫跨 11 個大行業的巨無霸公司了，也就是這個時候，李秉喆確立了三星“家族制企業”的管理形態——這也是東方人的慣有思維。
李秉喆最初的設想是自己的三個兒子——長子李孟熙、次子李昌熙、三子李健熙分別接管當時三星重要的幾個業務板塊，共同進步，做大做強。
內斗
然而，“內斗”的戲碼，再次上演。
2012 年 2 月，時任三星集團的領導人李健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揭露了大哥李孟熙被廢黜的真正原因。
“李孟熙 30 年前把我告到了軍隊，向當時的總統樸正熙告發父親，要把父親也送進監獄，所以早已被清理出門戶。”
這次采訪的背景是李孟熙發起的一筆超過 7000 億韓元的訴訟，起因則遠在 1966 年。
1966 年，三星旗下第一制糖、韓國肥料把糖精偽裝成建材進行走私牟利，李孟熙將此事舉報到了青瓦臺樸正熙的桌子上，但他不知情的是，樸正熙對此一清二楚，并且參與了分肥。
不過，樸正熙也希望借此掀翻三星。于是，樸正熙利用李孟熙的舉報，聯合媒體，揭發三星在全球范圍內的走私情況，李秉喆和他的三星岌岌可危。
關鍵時刻，李秉喆的次子李昌熙以三星“常務理事”的職務，將整個“糖精走私案”攬了下來，最終，李秉喆迫于壓力，辭任三星會長一職，在 1967 年的宣判中，李昌熙被判入獄 6 個月。
之后，李孟熙順利成為三星副總裁，但半年后，業績毫無增長，管理混亂不堪，李秉喆復出，李孟熙淡出管理層。
1968 年，李昌熙出獄，令所有人不解是，昔日扛下罪責的他也向樸正熙舉報，舉報的內容是李秉喆有“小金庫”。李秉喆為了自保和保存三星的命脈，將三星 51% 的股份“上交”國家。
1973 年，三星“王子之亂”，這一年，李昌熙利用職務之便，秘密搜集李秉喆的“違法”行為，并將這些材料羅列成冊，寫成請愿書遞交給韓國總統樸正熙。
這一次，終于讓父親李秉喆放棄幻想，先是監禁了李昌熙，進而想把李孟熙關押到精神病院。最后，兩位繼承人雖然被放出，但都離開了韓國。
李秉喆放言：
“我活著一天，你就休想踏進韓國一步。”
最后，李秉喆以“秘密建儲”的古老方式確定了繼承人，盡管這個秘密人盡皆知，李健熙由此上位。
父親
1987 年，李秉喆逝世，李健熙正式成為三星帝國的掌門人。盡管受盡了傷，但作為一個父親，李秉喆的遺囑安排中，還是能看到他對于家族成員的照顧。
長子李孟熙：本人沒有分到任何財產，但其妻獲得了三星財產保險公司的股份，李孟熙 2012 年起訴的內容便是基于此；后李孟熙兒子李再賢繼承第一制糖，也就就是那個走私糖精的公司，這家成立于 1953 年的公司，在李再賢領導下，于 2002 年改為希杰集團；
次子李昌熙: 繼承成立于 1954 年的第一化纖，李昌熙被流放到美國后，李昌熙之子李在寬將繼承了第一化纖，1995 年，李在寬將獨立出來第一化纖，與世韓傳媒合并組成了新的世韓集團；
三子李健熙：繼承三星集團最主要的子公司：1948 年成立的三星物產、1954 年成立的第一毛織和 1969 年成立的三星電子，后在 1991 年獨立并更名為三星集團；第一毛織與愛寶樂園則通過剝離相似業務，來進行合并重組，改組成為三星愛寶樂園和三星化學和第一毛織；
長女李仁熙：繼承 1968 年成立的高麗醫院、和收購而來的全州造紙等產業，后于 1980 年獨立并改組為韓松集團；
次女李淑熙：1957 年和 LG 集團創始人具仁會的三公子、餐飲業巨頭 Ourhome 總裁具滋學結婚；
三女李順熙：與西江大學教授結婚；
四女李德熙: 嫁給慶尚南道大地產商；
五女李明熙：繼承新世界百貨——其前身是 1963 年收購的東花百貨；以及新羅酒店，在 1995 年收購威斯汀酒店后組成首爾威斯汀朝鮮酒店，成為韓國最大的百貨公司和酒店服務商。
2008 年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轉讓經營權和逃稅而被起訴，被韓國首爾中央支法判處 3 年有期徒刑，緩期 5 年執行。李健熙辭任三星集團董事長一職，作為李健熙唯一的一個兒子，李在镕又成為三星的法定繼承人。
三星三代掌門：李秉喆、李健熙、李在镕
時至今日，三星集團貢獻了韓國 20% 的 GDP，三星電子貢獻了三星集團 70% 的營業額，儲存器芯片及手機業務貢獻了三星電子 70% 的營業額，其他的三星集團旗下業務，涵蓋了各行各業，他們圍繞三星電子，組成了龐大的帝國。
在 2006 年，三星成為全球第 35 大經濟體。
新時代與舊秩序
家族繼承制，是東方企業最想嘗試，但本身又充滿了問題的古老制度，是擺在中國、韓國、日本很多企業面前的誘惑和陷阱。
中國傳統文化對此影響甚深。
《公羊傳》開篇“隱公元年”就寫道：“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李秉喆的三星帝國，走的路子與古代中原王朝的繼承制殊無二致，預先就讓長子李孟熙參與到運營中去，并通過逐步的放權和調度，讓元老們逐漸習慣被“繼承人”率領的方式來推進帝國的發展。
1966 年，李秉喆被迫隱退，實際上李孟熙已經大權在握，可惜不夠老練，又操之過切，最終被廢黜。
李昌熙的經歷幾乎如出一轍。
李健熙能順利繼位，靠的其實是三個字，“不犯錯”。這一點上，我們在《瑯琊榜》里也曾經看到過。如今，1942 年出生的李在熙，也得認真考慮繼承人問題，從李秉喆，到李健熙，再到李在镕，順理成章，但李在镕 5 月 6 日的聲明，似乎昭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這件事起于 3 月 11 日，由前任大法官、學者及法律界人士組成的“三星合規監督委員會”向李在镕提出建議，就繼承權問題、保障工會及勞工權益、傾聽多元化的聲音及保障委員會的獨立運作四個方面，發表針對全體國民的道歉聲明，隨后李在镕表示接受，并以新冠肺炎疫情為由，將道歉的時間從 4 月推遲至 5 月。
5 月 6 日，李在镕就公司經營等問題召開記者會，發表向全體國民致歉的聲明，并稱自己“沒有想法將公司的經營權繼承給子女”。
韓國學者認為，李在镕的本次宣言，如果能夠落實的話，意義不亞于徹底改變三星未來走向的“三星新經營宣言”，尤其是打破了財閥制度的根基，即通過家屬經營保證經營的穩固性，這對于三星自身，乃至韓國的財閥體系都會有深遠的影響。
中國與中國企業的同樣困局
三星經濟體的影響力，在韓國依然巨大，但在世界范圍內正在衰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企業的崛起，以及中國市場的丟失。
2018 年 12 月，關閉天津手機制造廠并停止在華手機制造業務，2019 年 10 月關閉惠州工廠后，三星手機制造業務完全退出中國；今年 4 月 9 日，三星正式宣布退出 LCD 面板市場，將于今年年底關停旗下在韓國和中國的所有 LCD 面板產線。
而這些業務，曾經是三星在華的最大業務和利潤來源。
如今，隨著中國加力發展儲存器芯片以及其他半導體細分產業，三星帝國正面臨著激烈的競爭。
而三星在繼承人問題上的經歷，足以讓中國的企業家們警醒。
改革開放 42 年后，第一代中國企業家都面臨一個問題，“打下的江山該給誰繼承”。說實話，如果有機會，這些草莽英雄們還是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夠扛起大旗，不過，這并不現實。
盡管因為計劃生育和體制原因，中國企業的繼承人只有一個，不存在“宮斗問題”，但繼承人們真的能夠成功接過企業，守成，并推陳出新嗎？尤其是在這個風云突變的時代，任何一點錯誤都會被無限放大，讓企業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其實，理性的選擇只有一個，交給職業經理人。而父死子繼的傳統，已經落后于這個時代。
就讓它與舊時代，一起留在昨天吧。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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