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劍鋒

出品| 網易科技《科學大師》欄目（ID：tech_163）

每年新發惡性腫瘤病例392.9萬例，死亡估計約233.8萬人；近10多年來，惡性腫瘤發病率每年保持約3.9% 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2.5% 的增幅……這是國家癌癥中心去年一份惡性腫瘤流行情況分析報告中提及的數字。有人據此換算，中國平均每分鐘就有七人被確診癌癥，平均每天被確診癌癥的患者超過了一萬人。

癌癥，是醫學界公認的老大難頑癥。

“醫學上消滅癌細胞的戰略無法得到全勝，即使根治性治療后，仍面臨癌復發轉移的問題；過去繼續用消滅去對付復發轉移，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根據臨床實踐，中國工程院院士湯釗猷對網易科技《科學大師》記者說，對付癌癥，也要講究戰略戰術，就像對付犯罪，“除死刑（消滅）外，還需有徒刑（改造）”。

他透露，目前已經可以通過改造癌細胞、改造腫瘤微環境、提升人體免疫力等辦法使癌癥改邪歸正。

90歲高齡的湯釗猷教授，是中國工程院首位臨床腫瘤學界的院士、國際最著名的肝癌研究專家之一、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名譽所長，從事癌癥臨床研究超過50年，他奠定了小肝癌研究的基礎，使肝癌由“不治之癥”變為“部分可治之癥”，并在國際上最早提出“亞臨床肝癌”的概念。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湯釗猷帶領團隊科研攻關，實現了將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縮小再切除的課題研究，使病人的壽命得到延長。之后，為研究肝癌轉移復發機制、篩選抗轉移藥物，湯釗猷又在國際上最早建成了高轉移人肝癌裸鼠模型和高轉移潛能人肝癌細胞系。

▲圖源：受訪者供圖

游泳可以提升治癌效果；對癌癥不應一味趕盡殺絕（因為會引發癌轉移），而要消滅+改造并舉。只要生活質量好，病人帶瘤生存也是可以的……，從實踐過程中，湯釗猷總結出了不少癌癥治療和醫學心得、理念。

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他提倡的癌癥治療最高境界，《孫子兵法》、《論持久戰》等戰場上適用的非醫學專業理論，也被他大加肯定，并結合運用到臨床實踐。

在接受《科學大師》欄目采訪時，湯釗猷也告誡人們，應該定期接受癌癥篩查或體檢，爭取盡可能早發現處在潛伏期的癌癥。他介紹，目前的早診早治仍然是醫學上最管用的治癌手段，“千萬不要漏查。我曾遇到，不少人因漏查一年，失去早診早治機會而丟了性命。”

癌癥為什么難治、有哪些誘因和機制、應該怎樣防癌？網易科技《科學大師》欄目本期編發對湯釗猷院士的專訪上篇。

Part 1在防治癌癥的同時，人們又不斷地制造癌癥

《科學大師》：癌癥為什么會成為頭號殺手和難治之癥？尤其是肝癌，有研究稱這是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種之一，什么原因？

湯釗猷：應該說，心腦血管疾病（尤其腦梗和心梗）和癌癥是我國頭號殺手。死于癌癥的，肺癌是第一位，肝癌是第二位。全世界肝癌發病仍在上升。40幾年前我到江蘇啟東肝癌高發區一年，那里肝癌多，主要是三個因素：一是喝污染（如農藥）的宅溝水，二是吃黃曲霉毒素污染的玉米，三是肝炎多。照理這三個因素已明顯改善，為什么現在肝癌仍然嚴重？

大家知道我國最早的哲學經典叫《易經》，“易”就是“變易”，世間萬物都不斷在變。肝癌中最多是“肝細胞癌”，而另一種“肝內膽管癌”現在“變”得多起來，顯然引起的因素也不同；過去肝癌是前述三大因素，現在糖尿病、肥胖、酗酒等又“變”成新的因素。我看到長江流域抗生素污染調查：長三角近80% 兒童尿液中檢出獸用抗生素；養殖用料還有激素（和肥胖有關），還有殘留農藥（致癌）的污染等；電視劇過去是“煙不離手”，現在變成“酒不離口”；都可能和肝癌發病上升有關。

追根索源，工業化過度，空氣污染，溫室效應，氣候反常；森林砍伐，資源開發過度；塑料引起的生態災難，連深海魚肚里都有塑料微粒，所以人也在吃塑料微粒；抗菌素濫用導致超級細菌；還擾亂腸道菌群，可降低免疫功能；利益驅動的養殖；對野生動物的過度干預；城鎮化和裝修污染；電腦和手機的過用；以車代步；人們多坐少動；等等，都是疾病之源。為此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干預，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又“變”成癌癥之源。

人類一方面在防治癌癥，另一方面又以更大的力度“制造癌癥”，不從這個角度去預防，癌癥只會越治越多。對付單病原體的傳染病都不易，控制多因素的癌癥就更難，絕不是靠幾種“神藥”就能解決的。“生老病死”是“不變”的自然規律，疾病只能控制，不能消滅。

《科學大師》：看到一些癌癥已經有疫苗了，比如宮頸癌，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并不是所有癌癥種類都是絕癥，也有好治的癌癥？

湯釗猷：的確，2020年《柳葉刀》雜志有一篇文章說，“如女性廣泛接種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本世紀末將可能基本消滅宮頸癌”，這確實是非常振奮人心的消息。我搞肝癌，其實乙型肝炎疫苗的接種，已在我國減少了乙型肝炎病人，從而理應減少肝癌。

然而如上所述，肝癌的病因“變”得復雜起來，乙型肝炎只是因素之一。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全球消滅天花，據說這是迄今人類唯一通過疫苗消滅的疾病。但天花是由一種天花病毒（且不容易變異）引起的，而癌癥總體而言，是一個多因素引起的疾病，所以希望通過疫苗來解決癌的問題并不容易。

Part 2提高癌癥療效，還是要強調早診早治

《科學大師》：您研究的小肝癌是一個什么概念？為什么需要重點研究小肝癌？放到整個肝癌領域甚至癌癥領域，攻克它的意義是什么？

湯釗猷：“小肝癌的研究”，實際上就是肝癌的早診早治的研究。肝癌所以難治，重要的原因是病人到醫院看病時大多已是晚期。肝癌不同于乳癌在表淺容易摸到，等到有癥狀，腫瘤至少已有大蘋果大小，只有一成的病人能夠手術切除，切除后能生存5年以上的也只有一成多一點，所以肝癌是不治之癥。

1970年代，那時還沒有超聲和 CT，我們的團隊發現，單純用驗血中“甲胎蛋白”便可診斷出沒有癥狀的肝癌，沒有癥狀的肝癌大多直徑不到5厘米，所以叫“小肝癌”。

小肝癌大多能夠手術切除，切除后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可達到五六成。這樣肝癌便從“不治之癥”變為“部分可治之癥”。直到將近半個世紀后的今天，無論美國、意大利或日本的大系列病例統計，都認為肝癌預后的改善，主要歸因于早診早治。當今癌癥的早診早治，已成為多數實體瘤療效提高的主要方向。

▲湯釗猷院士工作現場 /圖源：健康時報等

《科學大師》：癌癥領域的早診早治有什么講究？是指定期健康體檢還是專門做癌癥方面的檢查、篩查?一般正常人需要這樣做么？

湯釗猷：我想諸如“癌癥十大危險信號”等，在科普雜志都可經常看到，然而這些都是可能已經有癌癥的信號。我們更要重視還沒有出現癌癥信號的更早期癌癥，這就要靠篩查、高危人群監測和年度體檢。

世界衛生組織說，癌癥篩查和早期發現可以挽救生命，確實不少實體瘤都證明早診早治的重要。因為早期癌癥：

1.腫瘤小，局部被消滅的機率大，創傷小（很小的肝癌，除手術外，還可用射頻消融、精準放療等；很小的胃癌，還可用胃鏡粘膜下切除；早期乳癌還可用保乳手術）。

2.多未播散出去，容易一網打盡。同樣切除，小肝癌與大肝癌比，生存率翻倍。

3.病人免疫功能較好，即使少量殘留癌細胞，也容易得到控制。

早期癌癥多無癥狀，只能靠篩查或高危人群監測。不同的癌癥有不同的“高危人群”，如我國肝癌高危人群是：有乙型肝炎病毒和/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酗酒、非酒精脂肪性肝炎、常吃黃曲霉毒素污染食物、各種肝硬化、有肝癌家族史等。這些人群建議每6個月驗血查“甲胎蛋白”和肝臟超聲波檢查。

又如肺癌的高危人群大體上是：有腫瘤或肺癌家族史、長期主動或被動吸煙、有慢性肺部疾病、礦工廚師等職業，中年以上者每年查一次 CT。對近年上升的結直腸癌，凡有家族史，有腸道息肉、結腸炎等疾病的中年人群，較長時間大便異常等，每年一兩次查大便隱血、驗血中“癌胚抗原”，必要時做腸鏡檢查。乳腺癌也是上升的癌癥，胃癌和食管癌我國仍常見，也需關注。

我國很多單位都有年度體檢，甚至農村也有，多可發現早期癌癥，千萬不要漏查。我曾遇到，不少因漏查一年，失去早診早治機會而丟了性命。

《科學大師》：您在《西學中，創中國新醫學》一書中寫到，以前肝癌病人到醫院，基本上是“走進來，抬出去”，后來出現改觀，也能走出去了，這個轉變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醫學界評價療效的主要指標是什么（是基于病人術后能活多長么）？

湯釗猷：1991年我們在上海召開國際肝癌肝炎會議，開幕式上請了約20位生存10年以上肝癌病人大合唱，引起國內外學者的轟動；2019年我們研究所50周年之際，又邀請了幾十位生存20年以上肝癌病人大合唱，引起更大的轟動。

確實，半個世紀前我進入肝癌領域之初，病人基本上是“走進來，抬出去（死亡）”。1971年文獻報道，全世界過去65年期間只收集到45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而前兩年我們研究所的不完全統計，已有88位生存20-48年的病人，他們中約六成來之小肝癌切除。

所以現在病人變為又能“走出去（治愈或好轉出院）”，主要還是早診早治。當然肝癌研究的進展也起一定作用，如影像醫學的進步，能夠發現更小的肝癌；肝癌切除后用干擾素和抗乙肝病毒藥物，也進一步延長了手術后的生存期。療效是硬道理，病人活著就是硬道理。癌癥通常以5年生存率來評價，現在生存10年的病人也不少。

▲湯釗猷院士創作的防癌順口溜

Part 3防癌癥，我有一則順口溜分享給大家

《科學大師》：您是癌癥治療領域的權威，很希望您向我們科普一下，普通人應該怎么避免和預防癌癥？

湯釗猷：我主編過三版《現代腫瘤學》，癌癥的病因與預防要涉及十幾萬字。不如把我在科普講座中編的防癌順口溜說一下。顯然是不全面的，主要是針對大家自己能做到的生活方式：戒煙少酒，重中之重；平衡飲食，勞逸適度；邁開雙腿，癌癥卻步；心胸開闊，絕非小事；手機過用，弊多利少；喬遷新居，有喜有憂；減少炎癥，防微杜漸；保健補品，過猶不及；年度體檢，一次不漏；國家層面，減排防污。

《黃帝內經》說“上工治未病”，就是要重視預防。我國肺癌躍居癌癥死亡首位，吸煙“功”不可沒，人所共知吸煙與多種癌癥相關，但戒煙難之又難。電視劇已悄悄從“煙不離手”變為“酒不離口”，飲酒也與多種癌癥有關，但東西方有幾千年酒文化，我只敢說“少酒”。酒和癌癥死亡排第二的肝癌就關系密切。

“癌從口入”并不過分，飲食占1/3的權重，要多吃全麥、纖維、蔬菜、水果，少吃燒烤、腌制、霉變，強調低脂、低糖、低鹽。過勞應激促癌，但久坐也降低免疫功能，所以要“勞逸適度”。防癌最靠得住的是身體免疫功能，適度運動是防癌的重點，游泳比走路更好，但過度運動卻降低免疫功能；肥胖已成為癌癥的一個因素。

現代醫學已提示心理社會因素可影響基因組演變；為此，凡事既要積極應對，也要泰然處事。原子彈、切爾諾貝利、福島核事故，輻射致癌人所共知；走在路上至少一半人在看手機，手機（電磁波）致癌正反報道不斷，所以不是不用，而是不要“過用”。

我老伴喬遷新居不久便患惡性程度很高的乳癌，甲醛大幅超標難辭其咎；裝修污染值得重視，開窗通風絕非小事。炎癥與癌癥關系密切：幽門螺桿菌/慢性胃炎與胃癌、乙型/丙型肝炎與肝癌、膽囊炎膽石癥與膽囊癌、慢性腸道炎癥與大腸癌…關系明確，為此要防治相關炎癥，以免日后癌變。

《黃帝內經》說“不足則補，有余則瀉”，保健補品不是人人適合，尤其是過猶不及；最常用的抗氧化劑如維生素E還有促肺癌轉移的問題。我一位遠親教授，每天跑步自以為身體不錯，漏了一次年度體檢，失去早診早治機會，來找我時已是結腸癌肝廣泛轉移，不到一年便走了。當然十分重要的減排防污，需要國家層面的治理。

Part 4對付癌細胞好比對付罪犯，不能一味采用消滅戰術（死刑）

《科學大師》：讀過您的書有一個認知，即世界上并沒有一種絕對有效的治癌辦法，靠殺癌來治癌癥，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可以這樣理解么？

湯釗猷：19世紀德國病理學家魏爾嘯（Virchow）奠定了癌的細胞起源，百余年來西方醫學采取“消滅”癌細胞的戰略——就是一旦顯微鏡下證實為癌，就用手術、放療、化療、局部治療，包括現在多數分子靶向治療來消滅它，這的確導致癌癥病人生存率有了實質性提高。

然而“消滅”戰略并未全勝，即使根治性治療后，仍面臨癌復發轉移的問題；過去繼續用“消滅”去對付復發轉移，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問題。所以不能說“消滅”這條路走不通，“消滅”仍然是當前癌癥治療的主流，只能說光“消滅”不夠。

我建議學一點中華哲學思維，例如“對立統一”，或“陰陽互存”，就是“陰”與“陽”既對立又互存，不能只看陰不看陽，要全面看問題。同理，“消滅”與“改造”也是既對立又互存的，既要重視“消滅”，也不能忽視“改造”。所以只能說治癌單靠“消滅”不夠，還要補充“改造”。

如同古代治國的“恩威并施”；如同對付犯罪，除死刑（消滅）外，還需有徒刑（改造）。對付癌癥的“改造”已經有了不少苗子，包括“改造殘癌”，使之改邪歸正；“改造微環境”，使癌所處的微環境不利于癌的生長；還要“改造機體”，如提高免疫功能，增強機體控制癌的能力。

這如同解決犯罪問題一樣，光用徒刑“改造罪犯”不夠，還要“改造社區環境”，使罪犯沒有可乘之機，而更重要的是“改造國家”，增強國力和治理能力。2010年我的一位博士生發現放療促進殘癌轉移，而阿司匹林可抑制這種轉移。我曾建議臨床試用，但大家都不以為然。

2015年，我看到醫學頂級雜志《臨床醫師癌癥雜志》（CA Cancer J Clin）報道，阿司匹林有助降低高復發風險前列腺癌的死亡率。顯然阿司匹林沒有直接殺癌作用，它只是“改造微環境”，改善了微環境中的炎癥和缺氧狀態，使殘癌不容易繼續生長。

又如游泳有助減少術后癌的復發轉移，游泳本身并沒有直接消滅癌的作用，它只是通過“改造機體”，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來控制術后少量殘癌。不要小看這“少量殘癌”，如果得以控制，病人就生存，反之病人將死亡。

▲湯釗猷很推崇“兵圣”孫子的作戰理論 /圖片來源：網絡

Part 5“不戰而屈人之兵”應該是現代醫學發展的大方向

《科學大師》：手術開刀等侵入式治療，并不是您提倡的治癌第一選擇，認為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手術開刀往往也不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增加了病人的痛苦和各種并發癥，這個觀點在醫學界是不是越來越被認同（看到有別的院士也講過）？您最早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注意到侵入式治療負作用的？

湯釗猷：說也奇怪，我這個外科醫生，家人需要外科治療的病，很多都通過非侵入治療而免除手術。91歲母親闌尾炎穿孔彌漫性腹膜炎，針灸加少量抗菌素，病人身上只有一根靜脈輸液管，可以起床方便，9天治愈，至5年后心臟病離世，闌尾炎未再復發。如果現在住院，至少有5-6根管子，病人動彈不得。

我老伴急性壞死性胰腺炎，西藥止痛+中醫辨證論治，未作引流，月余出院，原先需3個月后作手術的腹部包塊（假性囊腫），也因冬泳后消失，20余年后離世也未發過。

家兄腦梗癱瘓，吸入性肺炎需作氣管切開，老伴（西學中）根據中醫“肺與大腸相表里”，用了十幾元錢緩瀉中藥，3年后離世仍未用氣管切開。7歲兒子急性闌尾炎針灸治療痊愈，至今61歲未再復發。

大家不要以為我反對手術，3年前我的86歲高中同窗患小肝癌，我看他身體還好，立即勸他手術，術后3年至今健在。當前，該手術的還得手術，我的青光眼和白內障都手術治療，87歲時還做了疝手術。過去化療通過肝動脈插管每天小劑量，被病人稱為救命管，還是有用。

所以還是說要全面看問題，要辯證看問題。《孫子兵法》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看“不戰而屈人之兵”應該是醫學的大方向。實際上當今醫學的發展，也是朝這個方向。我搞小肝癌，最早是開腹切除，后來用微創腹腔鏡切除，后來用肝穿刺射頻消融，最近立體定向放療（非侵入）療效可與射頻消融媲美。

Part 6高精尖的癌癥治療費用驚人，連發達國家都不堪重負

《科學大師》：您怎么看精準腫瘤學和國際上很流行的腫瘤免疫治療、質子治療等技術？也即由于醫學的不斷發展，有沒有可能人類最終通過這樣一些先進的治療技術真能消滅癌癥？基于半個世紀之久的探索研究，您怎么看癌癥醫療技術的發展趨勢？

湯釗猷：回答這個問題，同樣要強調全面和一分為二看問題。醫學發展已從器官水平、細胞水平進入到分子水平。精準腫瘤學是分子水平多年研究的成果，出現了分子分型和分子靶向治療，后者成為癌癥繼化療后新一代的治療劑。

然而事物在不停的“變”，所謂精準只是相對的。精準腫瘤學基于找到癌相關基因進行診斷，并設計分子靶向治療劑來實現的。然而癌的相關基因遠不止一個，且不斷變動，不僅受到所處微環境的影響，還受到腸道菌群等外環境的影響，加上癌和微環境的異質性，使癌癥成為異常復雜的疾病。2017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一篇文章題目便是“精準腫瘤學的限度”。

至于很流行的腫瘤免疫治療，就是針對 PD-1、CTLA4靶點的免疫治療，被認為是免疫治療的“重大突破”。然而2019年《科學》雜志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癌癥免疫治療也有陰暗面》，因為實踐結果只對20% 左右的癌癥有遠期療效，且需要好的全身免疫狀態才能生效。更有甚者，有7%-29% 的病人出現“超級促癌”的反作用，所以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一分為二不是否定一切，而是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其反面。

質子治療是放射治療的進展，導致療效的進一步提高，然而也需一分為二看，如同手術切除，單靠“消滅”也難以達到百分之百消滅腫瘤，而且造價昂貴，普及不易。癌癥是機體“內亂”，是多基因參與、多階段形成的慢性、全身性、動態變化的疾病。“消滅與改造并舉”、“精準與模糊并舉”的綜合治療，將是長遠戰略方向。武器是重要的，而取勝靠使用武器的人，好比下象棋，兵力相同，取勝靠人的棋藝，即人的思維。

《科學大師》：您倡導簡易診療和綜合處治，為什么可提倡？

湯釗猷：當前醫學偏重高精尖新，這無可非議，不然醫學就沒有進步。然而多快好省也不能或缺，我以為要二者并重。因為從哲學的角度，“陰陽互存”，我們不能只看“陰”不看“陽”，就是要全面看問題。

當前癌癥的分子靶向治療，連發達國家也感到不堪重負。多快好省的簡易診療，其實中醫就有很多現成的。過去我疑似流感，常用阿奇霉素或左旋氧氟沙星，但控制后咳嗽數周才愈。前年同樣疑似流感，用了只有9味藥的中藥幾天就好了，而且沒有后繼咳嗽。

綜合處治是控制癌癥的必由之路，因為癌癥是多因素引起、多基因參與的全身性復雜疾病。綜合治療是多種不同治療手段（手術、放療、藥物等）的聯合或序貫應用，現在連分子靶向治療劑也提倡聯合應用，但費用更為驚人。

對付癌癥的綜合治療，過去是“消滅+消滅”的模式，現在“消滅+改造”的模式值得關注。我們過去的實驗研究發現，如綜合搭配得好，尤其是加了免疫治療，1+1+1>3。

其實中醫治療就是綜合治療，一帖中藥有多味藥，一味中藥又有多種成分。2017年頂級雜志《細胞》的一篇文章說，綜合治療可使不同差異病人受益，但臨床試驗需另行解析和設計。后面一句說出了為什么臨床上綜合治療尚難開展，因為很難通過循證醫學的臨床試驗。我所以用“綜合處治”，是因為治病不僅醫生“給予”，還要發揮病人的主觀能動性，病人是否心情放松、是否適當走動等，其作用不亞于藥物。

▲圖源：受訪者供圖

Part 7現代醫學把治病看作修理機器，但病人不是機器

《科學大師》：看您及相關同仁曾在書里對現代醫療發展表示憂慮，一般人都是將現代醫療看作越發展越先進、高效、科學，集各種優點于一身，并不注意到它自身可能存在的障礙或短板。您身在其中，（除了侵入式治療之外）覺得現代醫療中還有哪些疑問或困惑是沒有解決的，需要注意？

湯釗猷：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好比看一幅圖畫，您說好，我說不怎么好，因為審美觀不同。對醫學發展的不同看法，其根本原因也在哲學觀的不同。

現代醫學更多地把治病看作修理機器，隨著科技發展，可以到“精細入微”的程度。然而醫學的對象是人，人還有思維，是社會的人，而不是一部機器。中華哲學無論表達為“易”、“道”、“陰陽”、“矛盾”，實際上就是提倡要順應自然、全面看問題、一分為二看問題和動態看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現代醫學的發展趨勢，重局部輕整體，重微觀輕宏觀，重精準輕模糊，重對抗輕非對抗，重侵入輕非侵入，重攻邪輕扶正，重高精尖新輕多快好省，而且常常忽視偶然現象。

僅就局部與整體而論，中華哲學認為，局部與整體既“互存”，又“互變”，即局部和整體不可分割，還可互相影響。為此，我們需要既看局部，又看整體。

確實，過去百年癌癥研究，基本上是孤立研究癌細胞。近年癌癥研究已發現，“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周圍的微環境可相互影響，從而改變癌的進程。而微環境是受整體調控的，提示癌是全身性病變。

然而在臨床上，仍然是針對癌的局部多，針對整體的措施少。同樣，對付傳染病，也偏重針對病原體（局部）的研究，并以此研制檢測手段、特異藥物和疫苗；然而同樣的疫情，有些人得病，而有些人不得病。《黃帝內經》說“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這就是有些人得病的原因；又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這就是有些人不得病的原因。為此，在相同病原體強度的情況下，得病與不得病取決于機體的抵抗力，整體起著更為主要的作用。

當然我們還要分析局部與整體孰輕孰重，才能定出對策。如新冠肺炎的治療，在針對病毒的藥物尚未問世前，輕癥病人就可用主要針對整體的中醫治療；而重癥病人則需要增加局部的對癥治療。

我強調中華哲學，不是復古，更不是否定現代醫學，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記過去重視的“整體觀”，如果局部與整體并重，醫學將更上一層樓。這如同火箭的部件（局部）再好，不一定能飛上天，因為還需要系統（整體）的控制。反之如果沒有好的部件，火箭也飛不上去。難怪比利時諾貝爾獎獲得者伊.普里戈金曾說，“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問題分解成盡可能小的一些部分。…以致我們竟時常忘記把這些細部重新裝到一起”；又說“中國的思想…，始終是一個啟迪的源泉”。

*參考資料

①，騰訊新聞：《中國每天一萬人確診癌癥，醫生忠告，45歲以后，最好查下四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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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汤钊猷院士：人类不断制造癌症 再不收敛癌会越治越多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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