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巨匠老舍的不解佛緣

從時間上來說，佛教是諸宗教中最早撞擊老舍心靈的；從交往的程度上來說，老舍與佛教的關系似乎也更為密切一些。然而，當老舍剛剛開始接觸佛教時，卻是被動的，不自覺的。換句話說，老舍是在一次極偶然的機會中，最早與佛教結緣的。

　當探討老舍所受到的佛教影響時，聯想到的第一個人，毫無疑問的便是“宗月大師”了。

　關于“宗月大師”的情況，目前掌握的較少。只知道他姓劉，名德緒，字壽綿，是西城粵海劉家的獨生子。粵海劉家是內務府人，因祖上曾在廣東負責過海外貿易，所以冠以“粵海”二字。劉壽綿家產萬貫，好善樂施。1925年出家當和尚，拜當時北京西四廣濟寺的住持現明和尚為師，法名“宗月”。后來，“宗月大師”本人也曾經做過 北京鷲峰寺的住持

　老舍小時候之所以能夠得到就讀的機會，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師”信佛向善的結果。就老舍當時的家庭條件來說，是根本上不起學的。他的上學，完全得力于“宗月大師”樂于助人的鼎力幫助。老舍在回憶中曾經這樣談到“宗月大師”送他入學的情況：

　有一天劉大叔偶然的來了。……一進門，他看見了我。“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他問我的母親。……等我母親回答完，劉大叔馬上決定：“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錢、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誰知道上學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象一條不體面的小狗似的，隨著這位闊人去入學。學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離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廟里。……學生都面朝西坐著，一共有三十來人。西墻上有一塊黑板——這是“改良”私塾。老師姓李，一位極死板而極有愛心的中年人。劉大叔和李老師“嚷”了一頓，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師。老師給了我一本《地球韻言》和一本《三字經》。我于是，就變成了學生。

　因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宗月大師”的佛心高照，就不會有老舍讀書的機會，老舍也就不會有后來所具有的文化知識。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是“佛心”改變了老舍的人生。

　其次，是“宗月大師”樂于助人的佛家精神品格深深地影響了老舍，形成了老舍一生中好善樂施、同情窮人的品質。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師”的向善、助人做為自己學習和效法榜樣的。他不僅在青少年時期曾經積極地參加過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動，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著助人為樂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摯友蕭伯青在聽了“宗月大師”的事跡后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說：“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師”。如果說對老舍青少年時期影響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親的話，那么第二個人就是“宗月大師”了。同樣，如果說母親給予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的話，那么“宗月大師”就是老舍青少年時期重要的精神導師，走向人生的引路人。特別是“宗月大師”的苦行、向善、助人等佛家精神品格，曾經對老舍的一生發生過更直接、更現實、更深刻的影響。

　正如老舍在悼念“宗月大師”的文章中所談到的：

　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么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言行是與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象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入私塾那樣！

　二

　談到老舍與佛教的情緣，就不得不談到另一位對老舍有過重要影響和幫助的人，那就是許地山。許地山除了在促使老舍創作興趣的急遽增長上發生過重要作用之外，對老舍宗教信仰的選擇也同樣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

　1924年夏，老舍到達英國倫敦之后，與許地山交往較多，開始一個時期，兩人就居住在一起。受許地山的影響，老舍又一次產生了“想知道一點佛學的學理”和“研究一點佛學”的愿望。據老舍后來回憶：

　前十多年的時候，我就很想知道一點佛教的學理。那時候我在英國，最容易見到的中國朋友是許地山……所以我請他替我開張佛學入門必讀的經書的簡單目錄——華、英文都可以。結果他給我介紹了八十多部的佛書。據說這是最簡要不過，再也不能減少的了。這張目錄單子到現在我還保存著，可是，我始終沒有照這計劃去做過。如果說，老舍幼年時期接觸佛教是處于被動的話，那么，這次接觸佛教卻是主動的了——許地山是在老舍的再三請求下才為其開出佛學必讀書目的。盡管我們今天無法確切地知道老舍究竟讀過多少部佛學著作，但它至少可以說明：老舍的確是讀過佛經了，以至于使他后來禁不住感嘆地說：“佛經太深，佛經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門興嘆之感！”“倘若給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經，也許會懂得一點佛理，但這機會始終就沒有。”另外，從“這張目錄單子到現在我還保存著”的舉動中也至少說明，老舍始終未有放棄對佛學的追求。

　老舍在評價許地山的宗教信仰時曾經這樣說：“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雖然他對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說宗教對他完全沒有影響。……他似乎受佛教的影響較基督教的為多，雖然他是在神學系畢業，而且也常去做禮拜。他象個禪宗的居士，而絕不能成為一個清教徒。”老舍用來評價許地山宗教信仰的這段話，實際上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自白，正如舒乙所說：“拿來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樣的恰如其分。說許地山，實際上，是說他自己。”事實也正是這樣，老舍雖然在組織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對佛教卻始終懷著那么一種特殊的感情。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宗月大師”已經開始進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時期所創作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里，首次描寫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財產“完全施舍出去”，帶著五六個大姑娘（包括他的兩個女兒）靜心修行。“不單是由魔道中把她們提拔出來，還要由人道把她們渡到神道里去。”當他聽了李靜的哭訴后，“一面落淚一面念佛”，再三解釋說，“救人靈魂比身體還要緊”，并力勸李靜也來參加修行。從所描寫的情況來看，這位董善人無疑是以“宗月大師”為原型的。從這個人物形象身上，我們既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宗月大師”的影子，也可以從字里行間看出老舍對佛教的那種崇拜之情。

　三

　抗戰時期，老舍對中國的文化和宗教價值都做了重新審視。正如他在《大地龍蛇》序中所說：“在抗戰中，我們認識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見了我們的缺欠——抗戰給文化照了‘愛克斯光’。”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戰時期對佛教更為偏愛。縱觀他在本時期的文藝主張和作品創作中，始終都貫串著中華民族通過“涅槃”而獲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1939年7月底，老舍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代表的身份，隨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勞團到河南洛陽勞軍。其間，曾游白馬寺，并作舊體詩一首。詩云：“中州原善土，白馬馱經來。野鶴聞初磬，明霞照古臺。疏鐘群冢寂，一夢萬蓮開。劫亂今猶昔，焚香悟佛哀。”在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大地之時，老舍看到了佛教圣地白馬寺，使老舍高興萬分。他在《劍北篇》中寫道：“白馬寺還在人間，白馬寺萬歲！”老舍對佛教的贊頌之情，由此可見一斑。10月前后，老舍隨慰勞團至青海、甘肅一帶勞軍，其間也參拜了一些佛教寺院。”深深扎根于老舍潛意識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這時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復蘇的機會。

　1940年9月4日，老舍應重慶縉云寺佛教友人之約前去參觀漢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講演。其中說：“研究中國文學的就得念屈原的《離騷》，研究英國文學的就得念莎士比亞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學的也是一樣，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卻離開了《圣經》，大談特談地獄的景況，描寫其地獄的慘狀，這也許他是受了東方文化——佛教的影響”，“這種思想，頗與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佛陀告訴我們，人不只是這個‘肉體’的東西，除了‘肉體’還有‘靈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這種說‘靈魂’的存在，最易激發人們的良知，尤其在中國這個建國的時期，使人不貪污，不發混賬財，不做破壞統一的工作，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業報的真理來洗滌人們貪污的不良心理。”他希望“富于犧牲精神”的佛教和尚們，“發心去做靈魂的文學底工作，救救這沒有了‘靈魂’的中國人心”。應該說，老舍所作的這篇有關佛教文化的著名講演，對我們今天來探討老舍的佛學修養具有重大的意義

　1941年夏，老舍應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聯大講學。其間，他遇到了“精通佛學”的湯用彤老先生，于是“偷偷地讀他的《晉魏六朝佛教史》，獲益匪淺。”不久，老舍在《大地龍蛇》的創作中，寫了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趙老太太。劇本說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襲。兒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兒子勸她說：“現在已是霧季了，不會再有空襲，何必還這么念佛呢？”她卻一本正經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禍到臨頭再念佛，佛爺才不管你的閑事！這三年多了，咱們的房子沒教日本鬼子給炸平了，還不都是菩薩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羅桑旺贊也說：“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們勝利的軍隊！”

　此后，老舍對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們從長篇小說《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思考的軌跡來。《火葬》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著中華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為我們寫出了一系列佛教徒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徒當屬明月和尚。是他，在淪陷的北平堅持著抗日活動，并影響和團結了一大批抗日積極分子——其中也包括錢默吟。請聽一聽錢默吟的自白吧：“雖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響。

他教我更看遠了一步——由復國報仇看到整個地消滅戰爭。這就是說，我們的抗戰不僅是報仇，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是打擊窮兵黷武，好建設將來的和平。”“他是從佛說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從抗戰報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類的最終的目的是相安無事的，快快活活的活著，我想，我也會得到永生！”由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經過抗戰中血與火的洗禮，老舍對佛教也已經產生了許多新認識。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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