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曉、馬永武等編著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策劃方：藍獅子圖書

　　出版時間：2020 年 6 月

　　2018 年底，“瘋狂科學家”賀建奎通過基因編輯技術改造人類胚胎并讓兩個嬰兒得以出生一事，使許多人陷入了震驚。業內人士對這場疑點重重的實驗大加批判，認為其極大違背了當下的科研倫理，各個環節的執行均有巨大的問題。

　　而在 2019 年 6 月，俄羅斯科學家丹尼斯·雷布里科夫也宣布了他的“基因編輯嬰兒”計劃，同樣震驚了世界。圍繞這兩次事件的爭論，讓“基因編輯”——特指 CRISPR 這個在生物工程領域前途無量的技術——走入了大眾輿論場。

　　何為“基因編輯”？它編輯的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所謂的“人造人”或是“設計嬰兒”（designer baby）？以后人們是否可以按照自我意愿，選擇并改變基因，制造出“超級人類”？如果是這樣的話，它無疑挑戰了許多人的倫理底線，成為了一個危險的“黑科技”。

　　但另一方面，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和流行，又能從根源上排除基因風險、攻克遺傳病，也是未來醫療技術發展的重要前景。

　　在一些人看來，解決方式似乎很簡單：鼓勵好的用途，禁止壞的用途，不就可以了？

　　實際上，問題遠不止那么容易。隨著技術的加速發展，以及醫療產業與資本的關注，我們終將迎來基因編輯技術走向“大眾化”的一天。而大眾對于“好壞”的判斷，根植于社會文化中，并會作用于技術的發展。我們討論技術倫理的時候，所涉及的遠不僅僅是技術本身。

　　倫理的技術，還是技術的倫理？

　　一個技術誕生在實驗室的時候，是無法預料其處于社會環境中的“倫理”的。例如，“基因測序”在誕生之時，還是一種造價昂貴的技術，研究人員耗費數十億美元，才破譯了人類基因圖譜的“天書”。而不到 20 年的時間，測序芯片更新換代，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全基因組測序已經降到了 1 千美元以內。

　　讀懂人類的基因，對于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從健康層面上，人類的確更加了解自己了，諸如癌癥治療、風險篩查乃至病毒識別等領域，測序技術已經無處不在。但是，基因測序技術在“平民化”、消費級的市場端，衍生出了各種各樣的面貌。

　　市面上流行的消費級基因組測序，只測人們“最關心”的少量位點，價格僅在幾百元人民幣不等。在美國，對于自己“祖源”的追溯成為了消費級基因檢測產品中的一個大潮流。

　　一個人面對測序的態度，從最初的好奇開始（“我的祖先是從哪里來的？”），發展到對自己身份的拷問（“我居然有 10% 的非裔美國人血統？”），這些話題，在美國“人種大熔爐”的語境里，引發了一場族群認同和種族間關系的探討。

　　另外一個問題也值得玩味：基因測序的服務，會將自己和親屬聯系起來。這原本是一個促銷的手段，鼓勵大家去“安利”自己的親友做測序。然而，這個技術設計，卻無意間揭開了許多家庭原本潛藏著的秘密——孩子是收養的，私生的，捐精或者代孕的……“平民化”之后的測序技術，無意間撼動了這些家庭建立在生物血緣關系上的倫理基礎，對于每個家庭，也無異于一場風暴。

　　這些社會和倫理的后果，或許不是技術本身能夠左右的。而技術的倫理，亦需要放到社會的語境中去消化。

　　荷蘭技術哲學家保羅·維爾比克（Paul Verbeek）曾經用超聲影像技術做例子，闡述了技術所帶來的倫理爭論。這一技術可以在出生以前就讓人們看到胎兒的樣子，也能讓醫務工作者提前判斷胎兒是否有畸形或者先天缺陷。這讓母親能夠決定，將有缺陷的胎兒在足月前終止妊娠（即墮胎），或者利用超聲充分判斷墮胎的風險并實施。

　　那么，超聲影像技術是否促進了墮胎行為的推廣呢？它是否會因為這個倫理爭議而被保守勢力所反對呢？恰恰相反，保守勢力認為，父母在提前“看”到了胎兒之后，更能夠將胎兒作為一個獨立的“人類”來看待，或者發展出母親和胎兒之間的感知與聯系。

　　事實也證明，有一些母親原本選擇墮胎，卻在看到超聲影像之后放棄了墮胎的念想。維爾比克認為，談論技術的倫理并不是技術本身的倫理，而是技術的發展為倫理判斷打開了新的空間，讓人們不得不在新的“現實”中面對倫理的抉擇。

　　超聲技術本身并不承擔倫理的判斷，而是它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群體中，刻畫了被這些文化和社會所詮釋的現實，而這些現實，才是倫理需要爭辯的地帶。

　　同樣的，基因編輯技術本身并不能被判定為善抑或是惡。這并不等于簡單的技術中立論，也并不是將技術僅僅視為工具看待。技術的倫理，需要將技術放進它所依賴而生的社會環境中，去分析技術的形態，以及技術如何“指向”（intentionality）人們的道德與倫理判斷。

　　基因編輯的優生學隱喻

　　我們可以做一個思維游戲：假如基因編輯技術誕生在上世紀 30 年代的納粹德國，會呈現怎樣的面貌、產生怎樣的社會后果？在納粹德國的統治之下，這個技術會朝什么方向發展？它和納粹德國治下的生物學、醫學、社會學等學科，會如何相互形塑？

　　這并不是說“技術無辜”、一切都只取決于使用者自身的善惡；而是人之善惡，會直接作用于技術的發展，以及技術發展之下的倫理抉擇。

　　在一個強調“優生學”的社會，基因的“優劣”必然會被提升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檢測和編輯的技術，會成為一個判定并篩選“優劣”的技術；人的基因被編輯的技術所“翻譯”出來的內容，必定會是一系列有著層級、高低并且藐視多樣性的詞匯，因而也必然會讓人們做出所謂“優勝劣汰”的道德選擇。

　　任何一個技術，都帶著這個社會文化的烙印。在一個基因決定論的文化環境下，你沒辦法說類似于基因編輯的某項技術是中立的、僅僅是用來治病的。因為它身上將會不可避免地印上決定論的印記，并被駛向對基因的“優化”之上——就像你很難在一個崇尚暴力的社會里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辯護一般。

　　實際上，我們現在對于基因編輯的恐懼與懷疑，相比起一神的宗教社會對于“創造”的違背，更多是對于人人“生而平等”信條的違背。

　　究其原因，這種矛盾依舊是某種“基因決定論”支配下對于天賦的推崇與重視。太多東西被我們視作是由基因決定的——個性、智力、樣貌、健康程度甚至道德，生而賦予的“基因”成為了我們個人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任何對基因的“篡改”，究竟是為了提升健康福祉還是消除疾病隱患，抑或是為了修改自身變得“強大”，這其間的界限是相當模糊的。

　　你“愿意”被編輯么？

　　不過，“基因決定論”也僅僅是社會文化中的一個位面。已經有相當多的人拋棄了決定論的觀念，也有技術倫理學家認為，基因和環境對于人的生存發展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一個基因再“優秀”的人，如果沒有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教養，依然有可能一事無成。

　　而現有的神經科學研究也支持，人的大腦可塑性十分強大，后天的環境會對腦神經元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甚至會反映到生理層面上。例如，若是從小處在高壓環境下，成年后精神疾病的風險會大大提高。

　　那么，我們能夠將基因編輯和后天環境的改變（如教育等手段）等同嗎？這會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在出生之前就被“編輯”了基因，那么這個人對這件事情是毫無自主權力的；而教育和家庭的作用，孩子是作為一個能動的主體，多多少少參與進其中。

　　如果一對父母決定編輯掉自己孩子（當然，在基因編輯的語境下應該還是胚胎）的基因，那么這個孩子相當于在出生前就受到了“掌控”。這件事情，在倫理道德上是正確的嗎？它是否和后天的干涉存在本質區別？

　　正如前文所說，基因編輯技術本身的存在，并不涉及到倫理判斷，而是技術為相應的倫理判斷創造了條件，讓人們將技術拿到某一個社會文化中進行裁決。基因編輯技術，將未來小孩的“自主性”（agency）擺到案板之上，任由父母進行選擇，而選擇行為是否存在倫理問題，也遠不是非黑即白的。

　　例如，現有的試管嬰兒技術（IVF）允許父母從數個受精卵里面“選擇”質量比較好的一個進行移植。這種選擇是否算是“對自主性的裁決”？甚至說女性根據自己的意愿，在精子庫里選擇未來孩子父親的身體特征（例如頭發顏色、眼睛顏色、身高等等），這算不算是“人工選擇”？這些選擇和基因編輯當中的“選擇”，是否可以同日而語？如果是的話，分界線應該劃在哪里？

　　在不同的文化中，對于一個人“自主性”的裁量也是不同的。我們可以想見的是，在一個家長制占主導的文化中，父母會更加愿意操縱自己小孩的命運，為她/他決定人生的前途，他們或許也會更加接受自己小孩的基因可以在出生之前就被操控。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基因的“選擇”與“優化”或許會被抬高到一定地步，擁有更加廣泛的市場——也更加存在被濫用的可能。

　　因此，審視基因編輯技術，除了審視技術本身的倫理后果之外，也需要審視在什么樣的社會環境下會有怎樣的倫理判斷——比起技術本身，技術被詮釋的面貌或許更加耐人尋味。

　　我們應該透過技術看見什么？

　　同樣的，透過技術的隱喻，我們勢必要看到技術之下的真實，以及被技術所左右的個體。在技術樂觀主義的驅使下，人們往往會忽略任何一個具體的技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忽略真實的個體在技術車輪下的命運。

　　實際上，CRISPR 技術目前仍然處于非常初級的發展階段。它相當于是把細菌的“免疫系統”當做“剪刀”，剪斷外源 DNA 的特定片段；而這把剪刀目前的精度和可操控性是十分局限的。

　　就好比一把不趁手的刀，拿去剪什么、剪哪里，目前還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剪到手——這或許是當下的倫理最需要考慮的事情。無論如何，被賀建奎們所“編輯”的嬰兒是無辜的。

　　在他們手中的技術，并不是倫理道德的選擇，而是名利和冒險的驅使。或者說，在一個畸形的學術環境中誕生的技術，社會與文化上的考量通常會屈居于具體的利益，毫無疑問，這必定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倫理問題。這種尚不成熟的技術，在技術樂觀主義的驅使下，必然會使更多的個體淪為受害者。

　　技術帶來的倫理判斷，并不能和技術本身所處的社會與文化的位置分開。社會文化會左右一項技術的發展，而社會文化帶來的對技術的隱喻，自然而然地會放大一些問題，掩蓋另一些問題。我們對于技術的判斷，對于技術前景的分析，必須要厘清其發展的節理，并思考“我們需要從技術中獲取怎樣的社會”。

　　我們想要一個以基因判定優劣的社會，還是一個尊重多樣性、尊重個人發展、重視后天環境的社會？我們想要一個技術與社會協同發展的社會，還是被技術及其背后的權力和資本所驅動、無所不用其極的社會？

　　畢竟，在未來，我們不可避免地會與技術更加深入地結合，我們的生命亦將會與技術相互嵌入。我們會依賴于各種各樣的技術，去延伸我們的感官，去為我們詮釋這個世界，并讓我們做出各種各樣的選擇。

　　在拷問一個技術是否道德的時候，我們或許應該自我審問，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中對于技術的理解——基因編輯，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怎么看待基因？怎么看待人和基因之間的關系？只有厘清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正視技術真正的角色，才能更好地與“后人類”時代被技術所形塑的自我相處。

　　【鈦媒體作者介紹：本文內容來自李子（佐治亞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博士候選人）。本書《科技向善》的作者司曉和馬永武，司曉是騰訊研究院院長、騰訊集團公共戰略研究部總經理、法律政策研究部總經理、深圳市版權協會會長，同時他也是法學博士，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馬永武，騰訊學院院長、騰訊大學校長、騰訊企業文化部總經理、騰訊管理咨詢部咨詢顧問。他在 2007 年加入騰訊，和團隊一起為騰訊搭建了完善的公司人才培養體系。同時，負責騰訊公司企業文化的策略研究、文化提煉、公司的內部溝通及文化氛圍建設等工作。】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书评】《科技向善》：在“基因编辑”这件事中，技术无辜吗？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如果覺得生活随笔網站內容還不錯，歡迎將生活随笔推薦給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