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過蟈 8433

　　來源：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俞敏洪建議年輕人去大城市讀大學。但大城市最近都忙著搶主播。

　　“李佳琦以特殊人才落戶上海”、薇婭被評選為云南省青聯增補常委，擔任云南共青團推廣大使；杭州余杭區將直播電商主播納入了杭州高層次人才的評選范疇，李佳琦、薇婭這種頭部主播最高可認定為B類人才！

　　杭州的B類人才是什么概念呢？——國家級領軍人才。包括了：各類科學家、科技獎獲得者、發明獎獲得者、享受國務院津貼的專家、教授，還包括世界 500 強企業董事長、總經理，浙江省級專家、工程設計大師等！

　　B 類人才的門檻之高，專業之精深，讓我等普通人望塵莫及。除杭州、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紛紛向主播拋去橄欖枝。比如廣州、濟南、四川省、重慶市等多地，都在加速培養和引進電商直播人才。其中，廣州市花都區計劃給予優秀主播最高 50 萬元購房獎勵，直播電商企業在境內上市還將給予 1000 萬元獎勵。濟南則擬培訓 10000 名以上直播電商帶貨網紅達人，實現線上線下成交額 1800 億元。

　　據艾媒咨詢此前發布的報告，到 2020 年中國在線直播用戶規模將達到 5.24 億人，涵蓋了游戲直播、秀場直播、生活類直播、電商直播等，直播逐漸成為人們的上網習慣之一。2019 年，中國直播電商行業的總規模達到 4338 億元，艾媒咨詢預計，2020 年規模將達 9610 億元，同比增長 121.53%。

　　政策扶持層出不窮，大部分主流媒體也對這些政策多持肯定態度，甚至高呼“不拘一格降人才”。筆者認為， “不拘一格降人才”自然是對的，但各地政府一窩蜂地出臺政策搶奪“主播人才”，各大媒體競相迎合，這種風氣在引導什么價值觀？值得我們深思和質疑。

　　亂象叢生的直播行業

　　羅永浩是作為頭部主播，最近卻在直播中“翻船”。中消協 6 月 29 日發布“618”消費維權輿情分析報告里，更是點名了羅永浩。

　　直播帶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直播帶貨商家未能充分信息公示；部分涉嫌夸大產品功效、使用極限詞等違規宣傳問題；產品質量貨不對板，兜售“三無”產品、假冒偽劣商品等；直播刷粉絲數據、銷售量刷單造假“殺雛”；售后服務難保障等。

　　羅永浩直播間內相同產品價格比天貓、京東等電商平臺貴出不少，不符合直播間宣傳的“全網最低價”。在直播中，老羅剛喊完“上鏈接”，多個平臺立刻給出了“低過老羅”的價格。“低過老羅”還一時成為網絡熱詞。事后，羅永浩也做了誠懇的回應。

　　明星帶貨尚且如此，普通直播更是亂象叢生。“機器人刷單”現象已屢次曝光。有媒體就曾報道，電商平臺上能輕松找到宣稱為抖音新賬號刷粉的服務，1000 個粉絲大約賣到 200 元左右，有的 120 元能買到 1 萬個淘寶直播機器粉，還有專門組織真人粉絲觀看直播刷數據的商家。

　　除了數據造假，一些明星主播文化素質之低，也令人瞠目結舌。某位千萬粉絲的網紅穆雅瀾，在直播間推薦一款精華時，稱手中的產品獲得過“諾貝爾化學獎”，后又改口為“諾貝爾化妝學獎”，令人啼笑皆非。

　　伴隨疫情發展，以直播為代表的線上經濟迎來了全面的爆發。“直播經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一些頭部主播的努力成為人們的勵志榜樣，也是社會進步多元的結果。

　　但“直播經濟”更多是一個權宜之計，而非長遠的規劃。給于“直播”這么大力的扶持政策是不是有點變味了？

　　搶占“主播”更要搶占“工匠”

　　城市在追求“網紅城市”，人才需要“網紅主播”。如果說好一個故事、拍好一段濾鏡的視頻就能成功，誰還會老老實實做事？

　　格拉德威爾在《異類》中提出“1 萬小時定律”，即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至少需要 1 萬小時的訓練。在科研創新方面更是如此。真正的高效、創新，并不是基于流量、眼球，它甚至是孤獨和異類的，是一種有悖于“快時代”的慢精神。

　　比起“搶占主播”，我們的城市更需要去“搶占工匠”——具有慢下來深耕細作、專注創新的“工匠精神”。多去倡導在快時代里能夠忍受孤獨、甘于平凡的慢精神，給工匠獎勵，讓老實人賺錢，這才是政策引導的好風向。

　　杭州近期還有一名 95 后快遞小哥被評定為杭州市高層次人才，并獲得杭州市一百萬購房補貼，引發了社會關注。這名小哥，從事快遞分揀員工作已經 5 年多的時間，日積月累，他練就了個本事：無論快件上標的是城市、區號、郵編還是航空代碼，他都能準確無誤地進行分揀。

　　記者隨便報出一個地址，李慶恒馬上就能說出地址對應的城市信息。在 2019 年拿到了“浙江省第三屆快遞職業技能競賽”的第一名，為此，浙江省人社廳給他頒發了省級“技術能手”的獎狀。因為該獎項，被評上杭州D類高層次人才，領取 100 萬的購房補貼、3 萬元車牌補貼，并享受“杭州人才碼”5 大類、27 小類百余項服務。

　　這名快遞小哥被評為高層次人才，不是因為他在送快遞，就像李佳琦、薇婭他們能成功，不是因為他們在做主播，而是在他們身上，都有一種極致的精神，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到極致的品質，這也就是工匠精神。這種工匠精神，才是我們的政策要去呵護的！而從事什么行業，擁有什么頭銜，都不重要，這才是真正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因為人才的品質是有共性的，就是極致的投入。成就來自于平凡，默默無聞、忍耐專業的孤獨，“守得云開見月明”。多一點這樣的真正呵護人才的城市，才是我們偉大復興之路。

　　搶占知識和創新

　　除了“搶占工匠”，我們還需要“搶占”知識和創新：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 1974 年出版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將人類社會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

　　前工業社會是一個依賴農、林、牧、漁的農業社會；

　　工業社會是一個由大機器統治的社會，產業結構變成第二產業為主，機器是重要資源；

　　后工業社會，則是一個以知識為軸心的現代服務型社會。在知識為軸心的時代下，知識、智力將取代機器成為最大生產力。

　　“搶占工匠”“搶占知識”，這些背后則是——“創新”。突破了一萬點的美國納斯達克，依靠的就是最近幾年大放異彩的新銳科技股——FAAMG（Facebook、蘋果、亞馬遜、微軟和谷歌）。我們的年輕主播在直播室搞噱頭賣火箭，美國青年馬斯克在發射衛星鏈。我們需要的是憧憬太空的大腦！

　　按照丹尼爾·貝爾的理論，在工業社會，以機器為重要資源的時代里，我們的城市是一座“工程師的城市”“工匠的城市”，而在以知識為軸心的后工業社會下，我們則需要“科學家的城市”。后者是從 0 到1，前者是從 1 到無窮大……

　　呼喚“科學家”的城市

　　從 0 到 1 是艱難的，是一條道阻且長的試錯之旅。在培育科學家方面，鄰國日本的做法更值得我們借鑒。

　　日本在本世紀短短 20 年內已有 19 名諾貝爾獎得主，幾乎平均每年一個。如此井噴的成績是如何得來的？

　　首先，日本在科研人才的培育上并沒有刻意“拔尖子”，而是改良科學創新的土壤。在 19 名諾獎得主中，不少人在獲得成果前表現平平，田中耕一在讀大學時留過級；中村修二從名不見經傳的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后，長期在一家“鄉鎮企業”工作，并在那里研制出高效率藍色發光二極管；天野浩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時還只是一名研究生。

　　依靠現有、常規的學術權威很難相中這些平平的科研人員。事實上，日本政府上個世紀也沒實施過拔尖人才的科研資助計劃。

　　其次，日本對科學家給于的“帽子”“票子”和“位子”相對較少，更多的是激發起科研人員的內在動力。內在動力最為重要的還是科研興趣和使命意識，而這兩點均離不開基礎教育。

　　最后，日本政府撥付給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經費穩定，占總經費 70% 以上。而我國，2018 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所中國頂尖學府獲得的穩定支持經費占比均不到 50%，遠低于日本的國立大學。

　　國內大學為了經費支持，科研人員不得不緊跟熱點，在意結果，雖然爭搶到了經費，發表了不少科研論文，但由于研究注意力過于分散，很難在某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日本穩定的經費扶持可以讓科研人員在“無人區“中自有探索，而且在多年不見成效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鍥而不舍地繼續從事相關研究。雖然不少人在無人區開展自由探索無疾而終，但是達到預期目標取得重大突破的也不在少數。

　　無論呼喚工匠還是科學家，都是在呼喚當下能有更持久、專注、極致的精神品質。每一個平凡的你我，都應該去追求。就像很多人對李佳琦、薇婭的贊美一樣，欣賞他們的不只是屏幕上的光鮮，而是內在的專業、專注。這是一個求“道”的過程，思考內在的原理。我們的政策也需要有更高的視野和角度，警惕淪為實用主義的“術”的陷阱。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一线城市都在抢主播？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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