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死于视频
文/程杰
來源：字母榜（ID：wujicaijing）
2020 年 6 月 20 日，互聯網視頻欄目‘相機邏輯 CamLogic’更新了最后一期視頻：
“互聯網其實是一個橫尸遍野的大荒地，絕大多數你看不到的其實都是尸體，更多的尸體連葬禮都沒有而是直接拋尸在那兒了。”
主持人閆煒看到，絕大多數互聯網欄目都是突然死亡，逐漸的腐爛掉，然后就沒有人再想起來，他不無感慨地說：“這個時候給它一個結局都是徒增成本的事情。”
于是就有了‘相機邏輯 CamLogic’的結束篇，閆煒把最后這期節目叫做 comedy funeral（喜劇葬禮）。
（‘相機邏輯 CamLogic’早期節目）
相機邏輯最早于 2014 年開始在優酷開始更新，他坦承，相機邏輯從規劃、策劃到呈現都是一個太老的節目了。
那個時候優酷土豆合并剛兩年，還未被阿里收購，尚處于其巔峰時期，《萬萬沒想到》正當紅，優酷的 PUGC 一片繁榮，后來成為B站頭部 UP 主的敖廠長，在優酷更新的時間還要早過B站。
近期，敖廠長攜傳聞中四千萬的獨家合約回歸B站，再有前不久巫師財經被西瓜視頻千萬簽約挖走，愛奇藝發布對標 YouTube 的愛奇藝隨刻版，微博正式推出視頻號……
看起來視頻自媒體，或者說自媒體視頻化的所謂風口，時隔幾年又一次出現了。
某種意義上，這次短視頻風口是由B站上市并且點燃資本市場熱情所開啟的，“中國最像 Youtube 的視頻網站”給了B站一個非常高的資本標的，逐漸出新、快速迭代的百萬級 UP 主也給人一種視頻時代已至的表象。
更低的資費、更廣泛的用戶、更時興的表達形態、更年輕化．．．．．．又一次出現的短視頻風口，甚至連這些說服與自我說服的理由都沒多少改變。
另一重顯性焦慮也表現在圖文創作的退潮，相比連年虧損的長視頻，更注重普通創作者的 PUGC 模式，似乎是一條指向 YouTube 的“明路”。
其實除了進攻的西瓜和防守的B站，其他視頻平臺都在所謂 PUGC 模式跌過跟頭，追熱點的勁頭怕不會太認真。
我還是要重提，在國內高昂的帶寬費用、采購成本、不斷細分的市場、流量池增長到頂的情況下，國內的所謂 YouTube 這條路在商業上基本是走不通的。
從創作端去看，國內 UGC 與 PGC 的邊界很早就已模糊化，較早形成了多寡頭平臺的格局，再加上平臺對創作端的收入分配都比較低，國內的創作者很早就習慣了在多平臺同步作品，畢竟自己上傳總比被搬運盜播的好。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家視頻網站具有絕對的內容獨占性，只能在相對優勢領域不斷下功夫，反應在流量端依然會長期存在多平臺拉鋸戰的情況。
誰都不會輕易死，也就意味著誰也不會活的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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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端的情況，最終會反映在平臺與流量，還是回到創作者視角去看視頻浪潮。
在‘相機邏輯 CamLogic’所處的優酷時代乃至更早期，互聯網視頻還是一個借鑒學習傳統電視節目的產物，視頻節目叫“欄目”，出鏡的叫“主持人”。
再看如今，vlogger、主理人、UP 主．．．．．．網絡視頻節目已經成為高度個人 IP 化的內容占據主流的時期，就像閆煒所說，傳統的視頻欄目顯得太老太久，以大團隊養個人 IP 正當道。
大量的視頻節目悄無聲息的死去，一是創作本身是難的，二是持續的創作是難上加難，突然停更的公眾號、電臺節目是一樣的道理。
2015 年底，我參與過一檔我們同學自發制作的視頻節目，策劃、籌拍、制作花了將近一個月，上傳了第一期節目后就沒下文了。
最關鍵的原因在于我們低估了視頻節目的制作難度，并在執行的過程中深受其痛，第一期超過 100G 的素材資料給后期工作帶來的極大的困難，最后的作品完成度和播出反饋也差強人意。
那個時候互聯網視頻節目其實不是一個新鮮事物了，我們參與制作的同學基本上都是新傳院以“廣電人才要求”來培養的，經過了采編播各個環節的專業訓練，尚且如此。
創作、發布、反饋、優化、再創作，我們基本上死在了第一個環節，絕大多數自制視頻節目又能完成幾個這樣的循環呢？
在校期間，我們院不少同學都制作過視頻、音頻節目，其中有個人興趣，也有學業要求，基本上都是無疾而終。我的畢業設計同樣是視頻訪談節目，經過各種繁瑣流程的推進，甚至不免糊弄的“折磨”后，過審的那一刻我想的是“以后再也不會做視頻了。”
感同身受這件事是經歷過類似的痛，而不是感動，感動太廉價。
這些年，人們總在講手機的普及、視頻制作的門檻降低，稱“圖文已死，視頻為王”。
但在網絡視頻出現、發展的早期，UGC 與 PGC 之差逐漸模糊化只是看起來創作門檻在被抹平，事實上，能夠成功的視頻節目或者創作者，都經歷過了比較折磨人的挫敗、學習、優化過程——嚴格的說，所有成熟的視頻創作者無論出身如何，最后都必然以 PGC 的要求來實現自身作品專業度和商業價值的平衡。
能夠活下去的短視頻創作者，即使是去年火過一陣的 vlog，也只是看起來形式粗放，真正制作優秀、受到歡迎的 vlogger 不是視頻行業出身，就是經過一段漫長的創作訓練過程，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論。
紅人難成，紅人速朽，MCN 曾經標榜的“批量孵化網紅”代表了這部分幻夢，如今也逐漸廣告代理化。
視頻是一種富媒介，有很高的隱形門檻，視頻創作的學習尤其是一個進階更進階的過程。創作本身的規律和過程，是有跡可循的，創作兩個小時的電影，還是十分鐘的短片，都要遵循這些規律：
●如果以拍攝為主，推拉搖移跟的攝像技巧、遠全中近特的景別選擇，視聽語言學習是避不開的；
●如果以出鏡為主，內容腳本、語言表達、副語言多少都要了解，自然脫稿表達和好的鏡頭感都堪稱“玄學“級難度；
●既不拍攝、也不出鏡，只是“拿來主義”做剪輯視頻，腳本之外，畫外音的練習就更重要的，語速、語氣、停連重音對視頻的觀賞性會更加突出。
任何創作都需要一個不短的成熟期，創作訓練本身就足以“殺死”絕大多數內容創作者。類如鐘美美那樣“自己隨便錄一遍就發出來”，最后還獲得歡迎和好評的終究都是少數。
不會真的有人以為，打開手機攝像“一鏡到底”說說剪剪，就能創作出優秀的視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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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基本規律是，視頻的傳播效率其實很低，在社交鏈上的薄弱使得網絡視頻的傳播效率問題尤其突出。
爆款視頻，恰恰是借助了音頻的傳播模式——‘重復—洗腦—傳播—再重復’，早期抖音大類是音樂類，YouTube 第一大類也是音樂視頻。
以抖音快手為代表的豎屏短視頻，也是這個規律下的產物，降低了時間成本的同時（一分鐘以內），增加了“神曲”的可重復消費特征。
再推及社交鏈，微博傳播結構有一定的社交優勢，因而微博爆款中短視頻的播放量起碼比視頻平臺高一個數量級，比如 vlog 這種形式，尤其不能忽視微博這個渠道。
此外，從創作的角度看，抖音最早以音樂、舞蹈為主的跟拍、模仿形式，又進一步降低了視頻內容的創作難度——不斷降低用戶行為成本，大眾內容創作才能逐漸興起，各大視頻平臺都在推自己的短視頻創作工具也是這個道理。
雖然視頻的普遍傳播效率低，但人們對視頻傳播量的評估標準卻要比圖文高的多：
●圖文類內容時效性更強，一般只計算單次點擊的閱讀量（以微信公眾號為主），但視頻播放量存在重復計算的慣例，這跟視頻的循環消費特征也有關系，多次播放即多次統計，類似音頻；
●視頻行業的集中效應更加明顯，頭部數量遠遠不如圖文領域，進一步凸顯了爆款作品的高播放量；
●視頻的學習、創作成本更高（一分鐘以上短視頻），頭部創作者也更少，流量更加集中。
這造成視頻行業的容量更加有限，長視頻是寥寥可數的大 IP 主場，短視頻行業繁榮度誕生在海量的不斷出新的內容供給基礎上，抖音分級流量池就是為了更有效率地篩選出極少數“幸存者”。
微信公眾號由于不開放粉絲數據，前臺做了數據模糊閱讀上限 10w+，去中心化的推送模式又進一步弱化了前臺流量的高低對比，再加上流量治理一向比較嚴格，整個內容環境還是比較健康的。
即使如此，微信、微博、抖音、小紅書等平臺的“流量買賣”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國內商業互聯網平臺的商業化成熟與否，有一個隱形但直觀的評估標準，就是看這個平臺的粉絲、數據的買賣方便與否，‘數據維護’的體面往往是用來給廣告商做交代的。
從這個角度看，音頻、視頻作為內容的一種都沒有在更大眾的內容創業上獲得商業認可。再如，B站刷量服務什么時候普遍出現，也代表著B站內容創作的商業化初步成立，既不可避免，又無可奈何。
1966 年 BBC 記錄的一則采訪詢問了當時的兒童對 2020 年的猜想，有位孩子如此說道：“人不再被當做真正的人，而是被當作數據看待。”
（來源：谷大白話）
這種猜測在今天幾乎已成為現實。近些年，關于閱讀、點贊等數據攀比所凸顯的商業、社會類問題逐漸尖銳，國內外大的平臺也都意識到并試圖緩解數據帶來的社會問題。
2018 年，Twitter 曾傳出將移除“點贊”功能，其創始人甚至稱“這項功能并沒有給互聯網帶來什么積極健康的貢獻。”
2019 年年初，Instagram 開始測試隱藏點贊數，年底全球范圍都施行了這項測試，用戶無法看到他人帖子的點贊數和視頻觀看數，Instagram 稱希望人們能夠不再對點贊數過分關注，Facebook 也計劃跟進。
2019 年 9 月份，YouTube 不再顯示準確的訂閱數，改為顯示近似數；10 月份 YouTube 更改頻道認證規則，不再以 10 萬訂閱者為標準，更加重視創作者的真實度。
因為明星刷榜數據問題一再被詬病，微博在 2019 年初，將除媒體、政務類賬號的轉發、評論計數顯示上限調整為 100 萬。
在互聯網時代，人們一方面既被數據代表的關注度、商業利益等吸引，又被數據擠壓的透不過氣來，這點在專業、專職創作者身上更加明顯，且短期內看起來是無解的。
此外，流量價值并不等同于商業價值，視頻創作方式雖然發生了變遷，但視頻的生產、傳播、獲益的規律并沒有什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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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YouTube 的成功是一個自然壟斷的結果，市場獨占往往關聯著商業的成功。
YouTube 在全球尤其是北美市場對中小廣告主有些很強的吸引力，這使它占有了 UGC 類視頻網站的絕大多數廣告收入。
2013 年 eMarketer 做過一個估算，認為 YouTube 占據了當年美國廣告總收入 20.5% 的份額，今年谷歌公布的 2019 年財報中來自 YouTube 的廣告收入就達到了 151.5 億美元——這也是 YouTube 能夠給創作者高額分成的主要原因。
2020 年 5 月 10 日，B站 UP 主‘攝影師顧俊’發布了一條題為“我希望你，取關我”的視頻為自己辯駁。起因在于，顧俊此前發布了兩篇跟相機廠商合作的視頻，不少粉絲攻擊他“恰爛錢”，
這只是B站 UP 主在合作視頻上引起爭議的一例而已，“百大 UP 主暗殺名單”事件牽連的創作者收益問題，也是視頻行業商業化不成熟的表征。
當下不少觀眾對創作者“恰飯”這件事存在的不理解，既有一部分創作者“吃相難看”的自身原因，更多是觀眾不了解視頻創業的高投入低收益。
視頻，是內容行業的重資產模式，設備、人員、周期、收益是一連串的難題，對創作者來說，廣告收入分成長期以來都是一個漂亮的紙上畫餅，付費環境就更欠缺了，成熟化的視頻創作者更加依賴商單收入。
科技數碼類視頻博主因為這些年消費電子比較火，在商業投放視頻上是受到爭議最多的一類。
2014 年，那場優酷直播的“決戰優酷之巔：羅永浩 PK 王自如”，就是視頻創作者在內容上被質疑因為“金主包養”從而影響了專業性和傾向性的經典案例。節目中，王自如承認接受了小米等的投資但否認內容因此傾斜。
因為收了錢就必然無腦吹或者無腦黑，這是創作者面臨的“瓜田李下”之嫌，爭議中往往都是兩極化的對壘，而難有公論。
就像羅永浩對王自如說的：“可以被包養，但不要再說自己獨立。”
這種情況在圖文內容中也比較常見，隨著受眾話語權的不斷疊加，面對公共評論，創作者的身份也在逐漸矮化。
“猝不及防”的中插硬廣，就成了對創作者來說道德風險最低的“恰飯姿勢”，對觀眾來說，人們會覺得這種收錢“光明正大”，可世上的廣告主卻不是只有硬廣需求。
雖然也存在那些一開始就想清楚自身定位，并去迎合買方需求的視頻欄目，但大多數優秀的內容創作者都是從喜愛某個領域開始創作的。在網絡的數據尺度上，創作者必然受到各種擠壓，專職化也不得不“標價出售”，這也是對個人和團隊負責，創作本身的負擔就會越來越大。
更多的人死在“出售”之前，那些不被看到的失望、悲傷、激動若是不能自我消化，下一個作品就很難出現了。
給‘相機邏輯 CamLogic’辦了 comedy funeral 后，閆煒把重心放在了新的汽車節目上；發出了那個“勸退視頻”后，顧俊新開了攝影配件的淘寶店，依舊在自己的頻道里叨叨攝影知識、器材和作品。
創作者的宿命，就是在更新前活下去。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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