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佛法的《一滅惑論》（上）

劉勰的《滅惑論》作于齊代。僧佑于齊末為自己所編的八種佛教著作作一總序，有云“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系指《弘明集》而言。《滅惑論》收在第五卷之末。所謂“滅惑”，即滅除、批判攻汗佛教的逛惑之說。相傳漢末有牟子《理惑》，頗為南朝人所重視，劉宋明帝時勃命陸澄撰《法論》，即收人該文，《弘明集》也將它載于卷首。約在劉姆同時或稍前，又有玄光法師《辯惑論》，《弘明集》收于卷五，列劉勰《滅惑論》之前。它們都是護法之作。劉勰的論文題為《滅惑》，當然是受到它們的影響。

《滅惑論》為駁斥某道士的《三破論》而作。其序云:“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采，略標雅致。”《三破論》的作者究竟是誰，難以確考。今本《弘明集》于劉勰《滅惑論》之后，還載有釋僧順的《釋三破論》，其題下有注，云《三破論》乃道士假托張融所作。張融(444-497)，官至司徒左長史，水明中作《門律》，自稱家世奉佛，又認為佛、道二教同源。他逝世時，遺令人鹼時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三破淪》攻擊佛教，為何要托名于張融，令人費解。宋釋德硅《北山錄注解隨函》則稱《三破論》為道士顧歡作。顧歡乃宋、齊問人，曾作《夷夏論》，意在偏袒道教。德硅說《三破論》亦顧歡作，不知有何根據。下面先簡述佛、道二教關系，以供了解劉勰寫作《滅惑論》的歷史背景。佛教傳入中國，一般認為是在東漢初年。而在秦漢方士神仙之說的基礎上，依托附會《老子》之言而形成的道教，它的萌芽、生長，也正當佛法初來之時(道教的產生在東漢末年)。以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二教并存，都獲得了很大發展，而有時也有矛盾斗爭。

佛教初人中華，是被當作一種道術看待的。比如漢光武帝之子楚王劉英(明帝之弟)，既“喜黃老學”，又“為浮屠齋戒祭祀”，“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所謂“黃老學”，即黃老道術，亦即神仙家之流。又如桓帝時襄楷上書，說“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或言老子人夷狄為浮屠。浮屠……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撣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襄楷本是術士一流，曾獻上后來成為道教經典的《太平經》。從他的話中可以看出，他是將浮屠(佛教)與黃老(道術)視同一物的。所謂浮屠“貴尚無為”、“守一”，都是用《老子》中的話頭去理解佛教。牟子《理惑》更描繪佛的形象云:“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簡直就像秦漢方士所描摹的神仙人物。總之，初期的中國佛教，可說與神仙家道術相通。而此種道術，正是后來道教形成的基礎。

漢魏之際，佛經譯出稍多，佛教才漸漸脫離了方士神仙之術。佛學哲理，內容新鮮，形式精致，富于思辨性，頗為士大夫所喜好。但魏晉人士是把佛理看作與老莊玄學差不多的東西的。他們用玄學的眼光去解釋、發揮佛家哲理，形成了一種佛教玄學。談論佛理，則成為清談風氣中的一個部分。至于佛教信仰，也被統治者所接受，并且與道教并行發展。如東晉孝武帝司馬耀及其弟會稽王司馬道子，均崇尚佛教，敬奉僧尼，以至于到了尼僧弄權、敗壞朝綱的地步。而他們兄弟二人又均與道教關系密切。晉宋之際的官僚、著名詩人謝靈運，幼時被家人送到錢塘道士杜明師處寄養，以求護佑，至十五歲方回建康。而他本人又崇信佛教，與高僧慧遠情交篤厚，并對竺道生的頓悟之義有所發揮。又如沈約，信佛甚篤，作有闡揚佛教的文章多篇。而其家族累世敬奉道教;沈約本人病重之時，也仍請道士奏赤章于上帝。此類兼崇二教的例子不勝枚舉。梁武帝蕭衍，初時信奉道教，后來宣言放棄道教信仰而一心坂依佛教，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崇佛的皇帝。但他仍說釋、儒、道三教同源，老子、周公、孔子是如來弟子。對著名道士、茅山教派的著名人物陶弘景，他也還是很尊重的。而陶弘景也曾往部縣(今屬浙江寧波)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此舉或許有迎合武帝的動機在內。他臨終遺令著道士的冠巾法服，卻又以大架裝覆襄，蒙蓋頭足，道人(指沙門)、道士并在門內，夜則燃燈，晝則香火。這頗為典型地反映了南朝道、佛二教的調和、兼容。

當然，佛教畢竟是外來文化，與中國本土的文化、觀念，不可能沒有矛盾。比如沙門出家不娶妻，在中國人看來，便是棄親不孝、斷絕后嗣的惡行。道教則是本土的宗教，故二教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今存最早的道教經典《太平經》斥責“大可憎惡”之人，有“不孝棄其親”、“捐妻子”、“無后世”等語，應就是針對佛徒而言。二教都企圖盡可能地取得統治者的支持和贏得更多的信徒，故發生論辯以至沖突在所不免，或爭其地位之高下，或攻汗對方之弊害。

有王浮者，據傳是西晉道士，乃披拾漢以來舊聞，作《老子化胡經》，云釋迎乃老子化身;老子因西土民俗強梁不馴，故出關行道以教化之。佛徒同樣也偽造經典，說佛派遣三弟子往中國施行教化，即孔丘、顏回、老子三人。此類偽說，都是意在為本教爭地位;說對方出于己方，其地位自然在己方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卻也反映了釋、老、濡三教會同的思想。南北朝時釋、道二教仍有斗爭。北朝甚至發生魏太武帝崇信道教而誅殺沙門、毀壞經像的暴力事件，南朝則純以筆舌論辯。

在南朝的釋、道爭辯中，道士顧歡作《夷夏論》引起論爭，便是一個著名的事件。《夷夏論》作于劉宋時。該論認為，“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二教本源相同。老子、釋迎，均為圣人，而其教化形跡，則有所不同。道教宜于中國，佛教宜于西戎，不可互換。其說雖會同二教，其實揚道抑佛。其立論根據，在于所謂夷夏之辨。認為西戎無禮教，風俗丑惡，佛教乃“絕惡之學”、“破惡之方”。而“華風本善”，故佛教不宜于中國。道教則是“興善之術”。按其說當是據《化胡經》等“胡人剛而無禮”之說推衍而來。漢代傳說，本認為印度人不殺伐，性弱畏戰;至西晉以后，方有不少誣蔑其風俗的說法。顧歡此論既出，司徒袁粲等均作論予以駁斥。其中朱廣之(錢塘人，為臨川王常侍)《洛顧歡夷夏論》說:難道華人純善、戎人本惡?西土亦有仁惠慈悲之人，中國亦有兇惡暴虐之徒。至于風俗不同，豈止中西有異，即使中國本土，齊俗亦不同于魯風。他還針對顧歡譏諷西土人民語言為“蟲灌鳥脂”而斥之，說若漢語流人彼國，豈不也將受“蟲喧之尤、鳥恥之消”?朱氏意在袒護佛教，而對顧歡夷夏之辨的狹隘思想予以駁斥，頗為有力。當時朱昭之《與顧歡書難夷夏論》也有類似看法，說“推檢性情，華夷一撈”。這些看法，可謂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產生的有識之言，其意義超出了宗教間的爭論。以上介紹了佛教傳入之后與道教之間的關系，可視為劉勰寫作《滅惑論》的背景材料。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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