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到底行不行
文/鄧宇、陳帥
編輯/董指導
來源：遠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提起越南，估計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摩托車。為什么越南有這么多摩托車呢？因為越南沒有輕軌、沒有地鐵、沒有高架，甚至貫穿全國的高速公路、鐵路都很少。因此，也有專家稱越南的發展階段是“50 公里時速”。
但是這些年，越南是各種參局混圈，大有一副“摩托變奧拓”的氣勢。比如在今年 6 月 8 號，越南和歐盟就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將取消或減少 99% 的關稅。
這個消息一出來，反響很劇烈，世界銀行稱這個協定在 2030 年會為越南經濟帶來 2.4% 的 GDP 增速。而后臺也有很多朋友朋友來詢問我們，越南會不會成為世界工廠，是否會對中國產業形成巨大沖擊，甚至取代中國地位？
這種擔憂，我們認為，DUCK 不必。但是，越南在全球電子產業里的地位確實在不斷提高。而未來會怎樣，都要從越南的“舊愛與新歡”說起。
過去十幾年，和越南最親近的伙伴就是同在東亞的日韓兩國。
自 1990s 起，日企眼饞東南亞經濟繁榮，便大舉進入越南。索尼、東芝、三洋等公司紛紛在當地建立工廠，組裝電視機、DVD 機和收錄音機等產品。
在日本提出的大名鼎鼎的“雁陣模式”里，越南便是重要的雁身。而這兩年，日本企業把一些組裝廠遷出大陸時，基本上都不忘了給老伙伴一口飯吃。
而韓國，雖然比日本來得晚，但卻愛得更猛烈。2007 年越南正式加入 WTO，三星、LG 等公司便陸續進入。此后，越南從日本和韓國吸收的 FDI（外商直接投資）比例長期保持在 40% 以上，2017 年更是達到 48% 的歷史高點。
2014 年則是標志性的轉折點：韓國超越日本，成為越南最大的 FDI 來源國。而韓國后來居上的重要推手，就是三星。這家在韓國只手遮天的“國民企業”，在異國他鄉同樣打造了根深蒂固的基業。
三星在越南的布局，更是高層直接定下的“戰略大計”。
2009 年，三星在越南的第一家工廠正式投產；三年后，會長李健熙親自訪問越南，和接班人李在镕等領導層在當地召開會議，商討未來布局。隨后便有了第二家工廠，該方案更由李在镕親自主導，被稱為“李在镕項目”。而在 2019 年，李在镕還直接和越南總理阮春福進行會談，打通政商關系，規劃三星未來的投資計劃。
而三星“越南帝國”的磚石，其實也正來自于中國大陸。
三星在大陸的老據點是成立于 1992 年的惠州工廠，從生產 MP3 等電子產品起步。該工廠曾被評為“花園式單位”，而李健熙更是因為這筆投資，在訪問中國時受到主席總理的接待。
2006 年該工廠引入手機生產線，巔峰時月均生產手機 600 萬臺，占全球出貨量約 17%。隨后，三星在蘇州、東莞、天津等地相繼開廠，三星對中國工人的愛，可謂深沉。但在 2015 年左右，三星“變心”了。
2015 年，為三星代工的普光蘇州廠和東莞廠倒閉停產，2018 年，深圳三星和天津三星也先后關門大吉。工廠關停潮疊加公司業績下滑和 Note7“爆炸門”，令吃瓜群眾不禁感嘆又一家外企“樓塌了”，灰溜溜敗走中國。
而在 2019 年 10 月，三星大陸大本營惠州工廠也關停了，徹底停止在中國大陸生產手機產品。一位惠州工廠女員工在抖音上分享了辦理離職手續的全過程，一位位工齡超過十年的老員工們排隊領取紀念品——一部 Galaxy S10+ 手機。
十年時間，三星在越南總計投資超過 173 億美元，建起 8 家工廠和一個研發中心，產品范圍覆蓋智能手機、顯示器和家電。僅智能手機一項，越南工廠每年產量就在 1.5 億臺左右，約占全球總產量的一半。而從整體上看，2018 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額達到 600 億美元，是越南全國出口的1/3。
巨頭的影響力不可小覷，三星牽一發動全身，撬動了各家配套廠商，更直接帶動了一座城市的崛起。
2019 年底，三星的一級供應商中，在越南投資的已達 42 家，此外，還有大約 200 多家配套廠商抱團布局。僅在北寧廠區，就有約 12 萬名員工，每天上百輛員工巴士穿梭于 60 公里范圍之內。而原本在地里勞動的農民，如今都成為年入近五千美元的裝配線工人，當地人均 GDP 也達到全國水平的三倍。
三星、LG、夏普、英特爾等公司都在越南上馬新產線，就連任天堂也開始在越南生產 Switch 游戲機。而對于外企的大舉進軍，尤其是三星的布局，當地人一邊享受著紅利，一邊又充滿了“疑惑”：如果有一天朝韓統一了，那現在越南所擁有的，都將歸朝鮮所有。
令人擔憂越南是否會取代中國工廠地位的，莫過于中國公司產業鏈的遷移。這波熱潮始于 2018 年，而最主要的原因就兩個字：關稅。
轉移企業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臺企為主的消費電子組裝廠，以及大陸的蘋果供應鏈。臺企在越南的布局其實也得追溯到多年以前，但真正走上臺面，還是貿易摩擦之后的事。
2007 年越南加入 WTO 時，鴻海郭臺銘就曾親自乘車考察從深圳龍華廠到河內的跨國運輸路線，之后在越南北寧買下超過 400 公頃土地，隨后因金融危機，計劃暫時擱淺。2010 年，該工廠再次正式啟動，但規模僅僅為三個廠房、4 萬多員工。和大陸動輒幾十萬人工廠相比，并沒啥存在感。
但毛衣戰一打，“鴻海”馬上就開始施展騰挪大法。性質較敏感的網通產品，原本在廣西南寧廠生產，在關稅威脅下立馬撤出大陸，轉移到越南北寧。目前，鴻海在北寧的工廠已經成為美國的網通產品的制造中心，服務于思科等大客戶。
其它組裝廠同樣也順流而下。筆記本組裝廠“仁寶”重啟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廠，網通產品一廠即將滿載，生產 PC 的二廠也將在明年年中投產。緯創、和碩和英業達等企業，也都將前往越南，于 2021 至 2022 年開始生產。
心急的企業甚至等不及買地建廠。比如通信設備廠商“啟碁”則直接租下漢達精密的一間廠房，畢竟再晚一兩個月，“靴子”落地之時，美國大客戶可能就保不住了。
而在電子產品王者 iPhone 方面，鴻海并未將生產線轉移到越南，而是直接再下沉一步，投向了“人多勢眾”的印度。而大陸的蘋果供應商倒是先行一步，立訊精密、歌爾聲學、藍思科技、德賽電池等廠商小步快跑出國門，投身北越搞生產。
立訊精密于 2016 年在越南建廠投產。去年，董事長王來春表示，之前的產能轉移已經基本解決關稅帶來的問題，必要時公司會將受影響的產品繼續轉移至越南或其他國家。未來，立訊將建立第二個廠區，越南總計將承載1/3 的產能。
同樣生產 AirPods 系列的歌爾聲學，其實早在 2013 年便作為三星的代工廠，同步來到越南建廠，之后多年生產 EarPods 有線耳機和 Lightning 連接線，而在去年也開始組裝 AirPods 產品。
德賽電池的一名主管則表示，客戶有七成產品要銷往美國，急著找過來要求在越南生產，以后可能還要擴產。
2018 年，越南吸引 FDI 的排序依次為：韓國、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英聯邦島國、中國香港、中國大陸。除去舊愛日韓兩國，臺灣和大陸，加上相當大比例通過新加坡、英聯邦島國和香港過去的資本，折射出中國日漸鐘情于這個與廣西和云南接壤的國家，成為“新歡”。
畢竟關稅背景之下，“新歡”們更希望找到新陣地，將組裝生產的最后一環節轉移出去，借所在國的貿易政策有效避稅。而越南堪稱在毛衣戰中受益最大的國家之一。
作為多個國際自由貿易協議成員，越南左右逢源，吃盡紅利：加入 CPTPP 協定，開始收割加拿大市場訂單；和歐盟簽訂 EVFTA 自貿協定，將在十年內消除雙邊貿易中 99% 的關稅；此外，還有東盟經濟共同體、一帶一路、WTO……有人這樣形容：在越南，總有一款“零關稅”適合你。
貿易摩擦是引爆點，其中的產業邏輯同樣也值得深究。對于相對更晚入局的企業，越南有三大亮點：“人口紅利”、“政策優勢”、和“地理條件”。
人口紅利主要是和外企的舊相好中國大陸相比，屬于“推”的因素。
大陸勞動力在年齡結構和薪酬水平上的優勢日漸微弱，而越南目前有近 1 億人口，中位年齡 30.5 歲，35 歲以下青壯年占比 56%。薪酬方面，越南目前平均月薪尚在 300 美元以下，僅為大陸的三分之一左右，在東南亞各國中也處于較低水平。
政策優勢則是主動“拉”的因素。越南政府多次修改《投資法》，大力吸引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率為 20%，低于中國的 25%，工業園中的企業能獲得“兩免四減半”（頭兩年免稅，之后四年繳稅減半）的政策優惠，高科技產業更能享受到“四免九減半”。
地理條件則是越南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為得天獨厚的位置。
在我們的認知里，東南亞各國蝸居在我國西南角，具體也分不清誰在哪里。而拿出地圖仔細觀察，會發現越南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只有越南同時和云南和廣西接壤，離廣東也非常近，老撾和緬甸都只是和云南邊陲相鄰，其間更有危險地帶“金三角”。
鴻海當年在越南考察，正是考慮到和中國供應鏈的距離，才放棄當時臺商云集的南越，而將工廠放在北越。從深圳龍華到北寧，總路程不過 13 小時，從南寧出發還能縮短一半。
而按照“FDI 存量/GDP”這項指標來看，越南每 1 美元 GDP 對應著 0.6 美元的 FDI，位于東南亞最高水平：高于泰國 0.45，馬來西亞 0.43，印尼 0.27 和菲律賓 0.25。而高效的轉化率配合三大優勢，使得越南成功吸引外商投資，率先吃下這波產業轉移的紅利。
這種成績，誰看了都拍手叫好。也不得不令人擔憂，“越南制造”即將取代“中國制造”，成為下一個電子產業的基地。然而前景當真如此美好嗎？其實，盛景之下的隱憂，就藏在這些如今的優勢“因素”之中。
越南并不是第一個吃到產業鏈轉移紅利的國家地區。
縱觀歷史上的三次電子信息產業轉移，從美國本土到日本，從美日到韓國和中國臺灣，最后再到中國大陸，無一不是由于遷出國本身產業升級，主動移出低附加值的產能，才養肥了下一個新玩家。
如今，雖然貿易摩擦和疫情的雙殺，強行攪亂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布局，逼迫部分企業遷出中國，但很難斷言向東南亞地區，特別是越南的“第四次產業轉移”已成定局。而依次回顧前文分析的四大優勢來看，也難言穩定，難言靠譜。
勞動力方面，越南畢竟“只”擁有 1 億人口，相比中國和印度的 14 億要遜色不少，這也就意味著人口紅利雖然存在，但總量不大。
越南注定只能承接從中國轉移出的一部分產能：一半三星手機，大部分 AirPods，一些 PC 和網通設備，這可能就是越南胃口的上限。東南亞其他國家同樣能“雨露均沾”，而若真不得不尋找下一個“中國制造”，印度顯然才是更優解。
正因人口體量小，在吃下毛衣戰帶來的擴產需求后，越南的勞動力成本快速水漲船高，前幾年均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長，近兩年增速也有5%-7%，趕上中國可能也就是三五年時間。同時，適齡勞動人口的數量也已出現拐點。
政策和營商環境方面，稅收優惠力度仍然誘人，但蜂擁而至的廠商推高了土地價格。
2019 年，南部胡志明市的工廠租金平均達到 4.1 美元/平米，北越經濟圈也有 3.5-4 美元，與之相比，蘇州是 4.2 美元，東莞只有 3.6 美元，而越南的水電價格也要高于中國。如此，廠商便要在勞動力+稅負的紅利和其它成本之間做出權衡，越南的優勢并不穩固。
兩項長期優勢已經出現逆轉，而這與許多廠商選擇撤離中國的原因異曲同工。只不過，投資的熱度上升過快，導致越南享受紅利的時間可能要短得多。貿易摩擦背景下，更折射出越南難以擺脫“風口上的備胎”的角色。
混沌天成研究院一份報告的標題“關稅加征，越南吃撐”就頗為形象。越南的確依靠手里的幾張貿易協定，于中美之間左右逢源，在大國博弈里取得最有利的區域地位。
然而，這也意味著越南的命運綁定在中美關系之上，無論是中美經貿談判還是年底的美國大選，都在暗處改變著企業的抉擇，產能的騰挪，資金的流向。
最后，越南地理位置也決定了其在產業鏈中的分工角色。越南經濟呈現高外貿依存度的特征，進出口總額甚至達到 GDP 的兩倍，但凈出口卻只占 3.4%（GDP=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凈出口，凈出口=出口-進口）。這意味著，越南承擔的還是苦力活，進口零部件再組裝運出，中間環節的附加值非常少。
所以，無論是三星還是中國企業，都將投資重點放在更靠近中國的越南北部。這樣可以利用中國東南沿海企業，快速獲得零部件和原材料，而其本國工業體系和產業鏈還尚未培育起來。
比如在疫情期間，由于越南防控成果較好，三星將希望放在了當地的工廠。但是，大批零部件因陸路交通受阻滯留在中國，當地配套廠存貨有限，產能卻還是來不及恢復。三星不得不增加空運和海運來應付困難。
而更高級的零部件，三星也依然留在了中國。比如在西安建了半導體廠，在天津建了 MLCC 廠。
外交學院教授施展的著作《溢出》中，越南電子產業被形容為“兩頭在外”的“半體外循環”狀態，是中國產能的“溢出”而非“轉移”。當地一名產業專家也表示“我們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我們有廣州”，可謂姿態謙卑、定位明確。
搭上中國順風車的越南，確實發展很快，但要 PK 中國，無異于想一邊砸車一邊坐車，只可能自食其果。畢竟本質上來說，越南是中國產業鏈的自然延伸而不是顛覆。
另一點上來說，靠打工是不可能打成強國的，任何一個發達經濟體都需要有一兩個能產生大量利潤、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大產業。韓國的存儲芯片、中國臺灣的芯片代工、日本的汽車、中國大陸的通信、電力都是如此。
而拿下這樣的大產業往往都需要有自主的企業配合政府的支持，進行一兩次“賭國運”式投資，擊敗原有的對手，才能實現。
但目前的越南，敢于深耕科技行業的企業還沒有露頭，逼仄的國際環境留給后發國家的大產業也越來越少，沒有打過硬仗前的越南，大概率只能靠著新歡和舊愛度過一段黃金的高速增長期，然后撞上國際分工的玻璃天花板。
越南，做東莞行，做深圳、不太行。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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