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尚誼，我國當代油畫的代表人物之一，1934年12月生于河南焦作。1953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繪畫系并繼續攻讀研究生，1955年入前蘇聯專家馬克西莫夫油畫訓練班學習。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曾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主持過中央美院第一畫室及油畫進修班的教學工作，其藝術實踐和主張，在80年代中期以來影響了我國一大批油畫家向古典主義吸收營養的熱潮。圖片介紹：11月6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嘉德2007秋季拍賣會上，中國著名油畫家靳尚誼的作品《孫中山》以896萬元人民幣的高價成交。圖為預展時觀眾觀看油畫《孫中山》

孫中山孫子是孫治平、孫治強。孫中山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的農民家庭。青少年時代受到廣東人民斗爭傳統的影響，向往太平天國反清事業，自詡“洪秀全第二”。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10月10日（宣統三年）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暗中聯絡，決定當天晚上起義。辛亥革命后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據其生前遺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開拓者，為了改造中國耗盡畢生的精力，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也為政治和后繼者建立了堅固而珍貴的遺產。今天，在民主和開放的中國大地上，作為在家中掛上孫中山先生的畫像，緬懷這位先師。我認為，沒有什么不妥的。

孫中山先生幼名帝象，學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后改號逸仙，旅居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出生于翠亨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0歲入村塾讀書，12歲到檀香山讀書，17歲時回國。1884年與本縣盧慕貞女士結婚。188。

孫中山[1]，原名孫文（1866-1925）。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革命的旗幟，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被尊稱為國父。夫人宋慶齡女士，被尊稱為國母。 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中國國民黨總理、廣州革命政府大元帥。他是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孫中山關于國家統一的思想，對共產黨和國民黨來說應是共識。孫中山先生對中國共產黨采取支持政策，其遺孀宋慶齡女士更是透過實際行動表達對共產黨的支持立場，一起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國的主流輿論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國國民黨革命人士之一。 幼名帝象，學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后改號逸仙，旅居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廣東香山（中山）翠亨村人，1892年畢業于香港西醫書院。赴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聯合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孫文被中國國民黨尊為“永遠的總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稱他為“革命先行者”。他是中華民族的偉大領袖，臺灣地區的民主象征。革命生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興中會總會在香港成立，與會者皆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誓，興中會選出楊衢云為會辦（當時稱為伯理璽德天，即 President），孫為秘書。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會議決定先攻取廣州為根據地，并采用陸皓東所設計之青天白日旗為起義軍旗，即分工展開各種活動，孫中山主持前方發難任務，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孫中山進入廣州，創農學會為機關，并廣征同志，定重陽節（10月26日）為起義之日。可是因為事先泄密，這次起義失敗作收，以陸皓東為首的多數成員被捕處刑，孫中山則被清廷通緝，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流亡海外。孫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時起剪掉辮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與其妻兒抵達夏威夷，再轉往美國，希望在旅美華僑中發展興中會及籌款。 同年秋天，孫中山轉往英國倫敦，在當地被清廷特務緝捕入中國使館，成為國際事件。事件后來被稱為“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孫并被邀出書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聲大噪。1897年，孫經加拿大，轉往日本。先結識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來成為孫中山的長期支持者；透過宮崎及平山，孫再結識日本軍政、幫會中人，包括犬養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觸梁啟超等保皇派。1900年庚子國變引來八國聯軍，孫中山借機聯系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希望能籌劃南方諸省獨立，成立類似美國的合眾國政府，李也答應與其會見。但在日本友人協助下卻發覺不過是個清廷陷阱。而后李赴北京協調條約之事，此會面也無疾而終。同年9月，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及原興中會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轉往臺灣，得當地日本官員答允支持在廣東發動起義（稱惠州三洲田起義）。后因日本官員臨時改{{BANNED}}度而失敗，孫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開辦革命軍事學校起，改革命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同年9月，孫中山離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華僑中發展革命。1904年初，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門，成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國，一度被美國移民局扣留在舊金山。后得舊金山致公堂保釋及代聘律師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國。孫中山之后到東岸尋求華僑支持革命，并于紐約首度發表對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國人士對革命的支持與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國旅歐學生資助，轉往歐洲活動，在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等地中國留學生中活動宣傳革命，并從留學生中籌得款項，于1905年中再赴遠東，7月抵達日本橫濱。在宮崎寅藏介紹下與黃興見面，并開始籌劃聯合各革命組織。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內田良平的牽線下，結合孫中山的興中會、黃興與宋教仁等人的華興會、蔡元培與吳敬恒等人的愛國學社、張繼的青年會等組織，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推為同盟會總理，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政綱，并以華興會機關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組成為《民報》，在發刊詞首次提出“三民主義”學說，與梁啟超、康有為等改良派激烈論戰。繼編定“同盟會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進行者為國民革命，將創立者為中華民國；并舉所誓之四綱，定“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程序以達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壓力，以一萬五千元請孫中山離開日本。孫中山收款后于3月離開日本。由于此事未經同盟會內部商議，于是引起會內分裂。孫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漢民、汪精衛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會總部。1907年5月命余丑起義于潮州黃岡，歷六日而敗，是第三次起義。1907年6月孫中山命鄧子瑜起義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鎮），歷十余日而敗，是第四次起義。7月6日徐錫麟起義于安慶，失敗殉難。同年7月，孫經越南赴廣西主持鎮南關起義，再告失敗。孫中山被法國當局拒絕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國國土。1908年3月27日黃興由安南率革命軍進攻欽州，是第七次起義。4月，黃明堂起義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義。1910年2月倪映典發動新軍起義于廣州，是第九次起義。1909年至1911年期間，孫中山大部份時間在旅途之上，曾環繞地球多次，在各國華僑、留學生中籌劃革命經費及外國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極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會及其周邊組織快速擴張規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會美洲地區總會，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華僑參與革命。此外又先后發動包括1911年4月27日（農歷三月二十九日）黃興領導的黃花崗起義在內的多次起義，直至1911年10月10日（農歷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在危難中奮擊成功，武漢當日光復，各省同志，咸起響應。據統計，自1894年到1911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29次之多。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義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槍走火事件。當時孫中山人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典華城（今譯丹佛），據《鳳凰周刊》說當時的孫中山還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孫中山說：“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思想精神 孫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將西洋歐美各家學說綜合整理而來，但是也有少部分見解是“兄弟（我）所獨創”（孫文語）。 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權能區分”；廣興福利，大有為式的“萬能政府”。 人民之權又稱為政權，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種。 政府之能又稱為治權，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為“五權憲法”。 人民行使政權的基本訓練與條件：民權初步，即議事規則。 中央與地方的“均權制度”，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 在經濟思想方面，提倡社會互助理論，曾說“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似是受到達爾文進化論與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 政治現代化建設方面，主張漸進主義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說。軍政時期優先消滅軍閥土匪，應實行軍管。訓政時期優先基礎建設與民權初步訓練，應實行一黨執政。憲政實行之條件是全國半數以上縣市具有選舉罷免地方首長之條件，公民具有發動創制復決之條件，則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還政于民，實行多黨競爭的現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為基礎的區域合作和政治架構：大亞洲主義，以及向國際投資開放的實業計劃。 人生哲學：“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哲學主張：“知難行易”。 稅收思想 平均地權是孫中山提出的經濟綱領之一。他提出的具體措施是在革命政權建立后，令地主自報地價，國家向其抽1％的地價稅，“并于必要時報價收買之”，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則全部收歸國有。他認為，征收地價稅還可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私人永遠不納稅，但收租一項，已成為地球最富之國”，“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他對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認識，于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四”的口號。孫中山主張通過征收直接稅節制私人資本，同時大力發展國家資本，建立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征收直接稅，就是采用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改變國家財源主要取之于農民和商人的舊稅法。孫中山還主張輕稅促商，促進貨暢其流。他對清末厘金稅的弊政深惡痛絕從為厘金“處處斂征，節節阻滯，商賈為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其流，豈不難乎？”他指出“只有輕稅保商，財源自足”。 天下為公 孫中山先生贊揚霍元甲“欲使國強，非人人習武不可”之信念和將霍家拳公諸于世的高風亮節，親筆寫下了“尚武精神”四個大字，惠贈精武體育會。 先生名言 君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 凡百事業,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遲,利益愈大。 疾風然后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后辨利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當大官 人類要在競爭中生存，便要奮斗。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 事功者一時之榮，志節者萬世之業。 惟愿諸君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治國經邦，人才為急。 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 學者貴知其當然與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謂為學。 自己應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應為之事，勿待明日。 古人進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實行。能實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進步。 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樣愛國。[編輯本段]功過評價 歷史人物的出現使我們能從中學到經驗，知識，小之而言，可為我們分辨是非，大之而言，可為國家的發展指明出路，所以對歷史人物我們不能用片面的方法去分辨，不能用簡單的對或錯，就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全面的，如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評價。 孫中山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組織革命政黨，發動武裝起義，領導了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歷史上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皇朝專制統治，開創了中國民主革命風起云涌的歷史新篇章，功載千秋，萬古流芳。 在涉及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失敗的具體史實時，由于人們所持的視角和論旨的不盡相同，卻出現了種種歧義。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將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說成是導致革命失敗的重大失誤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將孫中山缺乏依靠工農大眾作為革命主力軍的指導思想、缺乏先進的建黨理論、缺乏正確的建軍路線認作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等等。但我們應該認識到：由于客觀上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強大壓力與革命黨本身的渙散無力，孫中山經過斗爭后被迫接受與袁世凱妥協的條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讓位于袁世凱。這是中國當時的階級力量對比和外國干涉的結果（這是由于中國若實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將嚴重損害列強在中國的侵略權益，從這個角度看，孫中山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具有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這兩大重要意義和貢獻。） 如若從孤立的視角單純地看待這一史實事件，確實，孫中山之讓位于袁世凱，是導致袁世凱竊國、革命政權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論、史說由此引申出“孫中山一大失誤”的評價，似乎順理成章。然而，從客觀現實來看，把此事件放在當時清末民初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中考察，卻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評價——孫中山之讓位于袁，不僅不是失誤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專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幟飄揚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歷史功績。 1905年8月，孫中山與黃興、劉覺民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黨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他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采納為同盟會綱領。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同盟會的成立，有力地促進了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 孫中山與歷代反抗封建皇朝的農民起義英雄和同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之顯著不同之處在于：一是通過他方式獨到的認真學習和深入思考，將歐美資本主義制度之精華與中國落后封建專制制度之國情相結合，從“以民為本” 的宗旨出發，不僅提出了“三民主義”基礎學說，同時還就改造落后舊中國的偉大目標，從國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諸方面作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設想和規劃，形成了系統化的革命理論；二是他自發動和組織革命伊始，終其一生，在領導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程中，始終不渝地堅持徹底的反封建立場和堅定的革命方向，面對滿清朝庭的通揖、反動軍閥的圍攻、帝國列強的威逼、維新保皇派的論戰、陣營內部的叛亂、同黨戰友的分歧，在極其艱難充滿風險的環境中，幾番組織和改造革命政黨，多次發動武裝起義，“愈挫愈奮，再接再厲”，不屈不撓，戰斗不息；三是他始終堅守“一心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從建立興中會、同盟會，發動廣州、惠州、黃花崗等十次武裝起義，到領導辛亥革命、建立臨時政府、舉行二次革命，到組織和改造國民黨、組建黃埔軍校、實施國共合作，直至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拋卻個人名利，彰顯博大胸懷，大公無私，一生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孫中山的理論學說、立場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說是獨秀一枝前無古人 ，也正是由于孫中山的堅持不懈的努力與革命理論的宣揚，才使得廣大中國民眾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走出對民主共和的“反動”政治思想認識誤區，有力的促進了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擴大了民主革命運動的影響，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也是在孫中山工作的基礎上才得以發展。 在豐富多彩的孫中山歷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間，有一種史說或史論，在評說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命題時，將主要原因歸結為孫中山及革命黨領導人物“缺乏階級分析的理論基礎，沒有依靠工農大眾作為革命主力軍；缺乏先進的建黨路線，沒有用遠大理想武裝革命黨人的頭腦；缺乏正確的建軍路線，沒有建立起一支統一指揮的革命軍隊”之歷史局限性。是的，如若撇開孫中山所處時代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用后代人的視角去俯視前代人的史實，此類評說似乎理正言順無可挑剔；然而，須知，時處清末民初，馬列主義未入國門，孫中山遠渡重洋游歷英、美、日本諸國，接受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從事和領導的革命事業只能歸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疇，后人所持有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與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學說自然會有不同之處，孫中山領導的“起共和而終帝制”與共產黨領導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驗的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結果也存在差距。于是乎，這種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敗、以今人的覺悟去審視古人的意識所得出的所謂“孫中山的歷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樓閣式的高談闊論，失去了歷史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何況，偉哉孫中山，到了晚年，從軍閥割據殘民誤國、帝國主義侵略有進無退、武裝起義屢遭失利、共和大業日暮途窮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脫身而出，慷慨接受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運動新潮思想的洗滌，重新解釋舊三民主義，改組國民黨，主張國共合作，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建立黃埔軍校，重新培育革命隊伍，在思想上完成了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者的轉變，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為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這便是“歷史局限性”一說并不恰當的歷史明證。 誠然，實事求是地分析，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孫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論學說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為實踐也非完美無缺。譬如，他對當時舊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狀態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特點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對袁世凱、段琪瑞、陳炯明、一類新舊軍閥的兩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對革命黨內部嚴重的矛盾分歧團結乏力，他對建立革命軍事力量的認識姍姍來遲等等，都是他個人思想行為的局限性。但是，與當時舊中國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的客觀現實相比照，他個人的這些局限性皆屬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誤，無礙于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方向大局和歷史軌跡，更無損于他創立革命學說、領導革命運動和開創歷史新篇的光輝形象。 所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未能徹底實現革命目標，是時代的局限和國情的制約，決非孫中山個人的思想行動所能左右；同理，中國近代史上這場舊民主主義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正是這場轟轟烈烈和正義悲壯的革命，為其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經驗、準備了條件。故而，中國之所以能夠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孫中山不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創造歷史的第一功臣，這也是歷史的不爭事實。 孫文被中國國民黨尊為“永遠的總理”；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大陸歷史課本則稱他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對中國共產黨采取支持政策，其遺孀宋慶齡女士更是透過實際行動表達對共產黨的支持立場，一起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國的主流輿論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國國民黨革命人士之一。在中國大陸也有人稱他為“現代中國之父”。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大節日（如國慶節）天安門廣場上都會懸掛一幅巨大的孫中山先生畫像，可見中山先生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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