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如何堅持做一個“女性主義掃興鬼”？

就像電影《芭比》里諷刺的那樣，我們沒有消滅父權制，只是將它隱藏得更好了。在這種背景下，最近出版的薩拉·艾哈邁德的著作《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值得關注。作為一名女性主義理論家，薩拉一直在思考，如何將女性主義理論內化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這本書寫作于薩拉·艾哈邁德離開傳統學術生產體系之后。2016年，薩拉辭去了教職，因為她所在的倫敦金史密斯學院對性騷擾不作為。

今天的文章我們就從這本最近出版的新書說起，結合更多其它文本，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將女性主義理論真正帶入日常生活中。正如薩拉所說，我們要堅持做一名“女性主義掃興鬼”，對性別歧視、性暴力說“不”。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意味著我們要將它變為我們的工作，內化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真正走向自由。

“快樂的女性主義者”

與“女性主義掃興鬼”

薩拉自稱“女性主義掃興鬼”。這讓我想到尼日利亞作家阿迪契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我們都該是女權主義者)的演講。2003年，她宣傳自己的新書《紫檀木》時，一位“好心”的記者提醒她，千萬不要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因為“她們都是很悲哀的女人，她們找不到老公。”為了破除這一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阿迪契決定將自己稱為“快樂的女性主義者”——不討厭男人，喜歡涂唇彩穿高跟鞋，但只為了取悅自己。

阿迪契的宣言的確鼓舞人心。迪奧2017年春夏系列中，女性設計師瑪麗亞?嘉茜婭?蔻麗（Maria Grazia Chiuri）將“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印在了T恤上。即便社會對這一身份充滿了誤解，但總有不同身份的女性勇敢地拾起這一身份，并試圖傳遞下去。

阿迪契演講畫面。

如今，離阿迪契收到“好心”記者提議已經過去了20年，上野千鶴子已成為國內的學術明星與女性偶像，越來越多的女性將女性主義理論當作抵抗父權制的工具。這當然令人欣慰，因為我們似乎不用再反復自證，避免成為掃興鬼了。但薩拉在《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中，堅定地擁抱了“女性主義掃興鬼”這一形象，“因為我們大膽承擔自己就是她時，她便會給予我們能量，有時甚至會帶來快樂”。

何為“女性主義掃興鬼”？她也許也涂著口紅，穿著漂亮的裙子。但她一定會拒絕對充滿性別歧視的笑話發笑，在性暴力發生時站出來抗議。那些對女性主義者抱有成見的人，會認為女性主義與不快樂、孤獨相連，總是掃大家的興。薩拉卻輕蔑地反問：我所能獲得的成功和幸福是不是我真正認同的那個版本？

書中，薩拉分析了“幸福”（happiness）這一詞的根源。在英語里，幸福一詞來源于中世紀英語“hap”（偶然、運氣），也許（perhaps)、發生（happen）、偶然（happenstance）。現在，幸福已逐漸失去了偶然性，越來越變為特定的想象。這種想象落在女性身上，往往是收獲浪漫的愛情，組建完滿的家庭。

《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英]薩拉·艾哈邁德 著，范語晨 譯，拜德雅｜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10月。

這不禁讓人想起媒體上一些描寫約會故事的文章，其中有許多素材正可用于對“幸福強迫癥”的剖析。

在這些約會故事中，女性主義對于部分女性來說是飲鴆止渴的“空氣罐頭”，她們在現實中受挫后猛吸一口，隨后又重新回到男人的世界，將女性主義棄置一邊。

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差異，以及女性對待女性主義的曖昧態度，證明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如今，女性不是接觸不到女性主義，而是不能徹底地在日常生活中展開實踐。這種幸福強迫癥和得不到幸福的難堪是一種價值觀的兩面。而缺乏其中任何一項，女性往往就會掉入自我拉扯的漩渦，反反復復，難以走出感傷的命運。

針對這一現狀，薩拉提出了“我愿意造成不幸福”這一原則。這并不是說女性主義者要刻意追求不幸福，排斥任何幸福的可能，而是勇于將“偶然性”還給幸福，并且有勇氣拒絕將與家庭婚姻、生育繁殖相關的“幸福”視為唯一的幸福，并不斷地擴展它。

“我愿意造成不幸福”

顯然，并非所有女性都能享受這類單一的幸福。女性想要獲得自由，還需要尋找那些志同道合的女性主義盟友，給予那些勇于過“不幸福的生活”的人支持。

薩拉·艾哈邁德援引了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在《心靈的整飾》中的討論：人們總以為或期望，新娘會在婚禮上開心。如果新娘并沒有感到開心，甚至感到“沮喪和不安”，那她經歷的就是一種“不恰當的情感”。這種沮喪或許來自對婚姻生活的恐懼，擔憂家務與母職一點點將自己消磨殆盡。其實，這種“不恰當的情感”并不少見。詩人夏宇在《魚罐頭——給朋友的婚禮》里，將婚禮形容成猩紅色的，魚（新娘）可能不愉快，但海（新郎）卻不知道。英國作家安吉拉·卡特筆下的新娘更是陰森森的。

《心靈的整飾》，[美]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 著，成伯清/淡衛軍/王佳鵬 譯，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月。

薩拉指出，“女性主義中充滿了這樣的故事：那些女性沒有因本應使她們感到幸福的東西而感到幸福。”我們的社會期待女性在戀愛結婚，為組建家庭，養育后代時感到幸福。這一強勢的期待框定了幸福的種類，也讓那些沒能在這些事情上感到幸福的人感到不安。她希望社會可以共情女性的真實感受，因為“我們不會將不幸福理解為沒能實現幸福，也不會認為這導致了更多的不幸福，而是將其視作一種拒絕、一種要求、一種抗議，甚至一些平常之事，一種生活本來的質地。”

這也讓人想到日本電影《不愿戀愛的雀斑小姐》 ，三十歲的佳純從未談過戀愛，也難以對任何人產生欲望。她總被母親催婚，被迫參與相親，費力地拒絕告白。這種“不合時宜”讓她自己都覺得古怪，仿佛“不想戀愛”是一種疾病。轉入幼兒園工作后，她需要在家長開放日展示繪本童話《灰姑娘》。而她的朋友真帆則直截了當地說《灰姑娘》的故事過于“父權”。在真帆的鼓勵下，佳純決定制作屬于自己的《灰姑娘》。而它的一開頭，就直接對“女孩們爭相想要嫁給王子”的設定表示了疑問，提出“結婚為什么那么好呢？”

《不愿戀愛的雀斑小姐》劇照。

這樣一部“離經叛道”的繪本動畫，在幼兒園引起了轟動。感到緊張膽怯的佳純按了暫停，并在最后與其他老師一起，向家長們道歉。佳純想要在幼兒園革新《灰姑娘》的舉動看似失敗了，但電影的最后，幼兒園來的新同事告訴佳純，他很受鼓舞，因為他和佳純一樣，都是不愿意戀愛的人。

“同類”的相遇讓他們彼此都松了一口氣，這樣的結尾并不是革命性的，但也讓困在“幸福模式”里的人得到了喘息，并試著一點點從這樣的軌道中離開，不再強迫自己適應不適合自己的事情，也不再為“本該”感受到幸福時沒有體會到快樂而沮喪。“當幸福的封印被破除，當暴力闖入幸福的場景，我們開始聽到過去的女性主義幽靈之聲。”而這，也是過一種女性主義生活的第一步。

“掃興鬼”要承擔很多代價

如前所述，一直堅持做一個掃興鬼并不容易。女性主義為女性描繪的自由并不是伸手就可以觸碰到的樹葉，而是需要我們從現有的系統中狠心將自己抽離出來，努力承擔脫離系統的壓力。除了困擾異性戀女性的浪漫愛，那些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性暴力更是筑成了一道道墻，橫亙在試圖推到它的人面前。它無處不在，堅固如混凝土。

薩拉曾在推特上發起一個練習，隨便翻開一本書的索引，看下多少來自男性，多少來自女性。結果在上百條的索引中，只找到了幾位女性；她的學生在談論起某教授時，將他稱為“搖滾明星”，并默認得到白人男性的推薦信就更能獲得去美國讀博士的機會；薩拉在參加學術會議時，會議主持者在介紹其他人時說“這位是某某教授”，輪到她時，卻只叫了她的名字（即便在她的名字后加上教授，是十分合理的需求）。一位棕皮膚女性和一位白人男性共同參加一個項目時，即便他們在項目上是平等的合作者，但就因為男性的職位更高，是一個“學術搖滾明星”，他便輕浮地將合作者稱為“我的妻子”。仿佛他的合作者，只是幫他泡茶，默默站在他身后的人。

電影《芭比》劇照。

在這個時候，掃興鬼本該出場，奪回本該屬于自己的權利。但薩拉發現，很多時候性別平等的工作者為了改變“女性主義和平等工作相當暴力”這一刻板印象，會刻意避免“掃興鬼”的形象。她們穿上漂亮的衣服，保持微笑，以便更好地推進工作。薩拉尖銳地指出，我們的社會“通過增加對抗某些東西的成本來發揮作用，它使接受某些東西比對抗某些東西更容易。”即便這種接受，是以不斷讓渡我們的容身之所為代價。這一點在性騷擾問題上尤為明顯。

薩拉曾參與了一項應對大學中性騷擾問題的行動。薩拉發現，在學生準備投訴時，一堵墻就會出現。控訴者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你可能會害怕周圍人逐漸疏遠你；害怕失去獎學金、推薦信等助你進步的機會。更糟糕的，有時候學校會認為這些控訴有損教授的聲譽，不予公開；即便有教授因此被終止合同，失去教職，周圍的人也會假裝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或者用“那不過是醉話”“那是一句玩笑”為其辯護，希望事情可以就此過去。這個時候，有的控訴者會產生自我懷疑，不再提出問題，任憑令人作嘔的感覺將自己吞沒。而騷擾者通過被寬恕得到了支持。

別讓“多元化”成為

粉飾太平的工具

更為致命的是，女性主義者被雇傭的組織，往往并不具有相應的“女性主義責任感”。它甚至常常無視、打壓女性主義者的需求。在抵抗強權，挑戰規則的過程中，薩拉發現大學提倡的“多元化”，比如促進性別平等，反對種族歧視等等，并沒有真的促進結構性的改變。在她看來，大學之所以設有女性主義中心和項目，是因為“性別歧視、性別不平等和性騷擾仍然在結構著大學環境”。然而，在開設完相關的課程和研究中心后，高校仿佛就已經完成了促進多元化，推動性別平等的任務，甚至將其視為自己在“在性別平等上做的有多好”的獎章。在這個過程中，女性主義的努力往往被挪用了。那堵攔在女性面前的墻，并沒有被推倒。

但是，薩拉決定繼續做一個“任性”的人，不放下推倒墻的手臂。當我們勇敢地進行反抗，頂著成為“掃興鬼”的壓力前行的時候，也是將那些被刻意忽視的暴力公之于眾的時候。薩拉也像她說的那樣做了。

《不愿戀愛的雀斑小姐》劇照。

2013年，薩拉從同事那里聽說了有學生被教職員工性騷擾。她鼓勵學生們勇敢地站出來，在多個針對性騷擾與性行為不端的問詢中作證，但她遭遇了層層阻礙。這些阻礙不僅來自當事人的沉默，甚至還來自一些女性主義研究者。因為學院聲譽受損，那么她們所做的女性主義項目也會連帶著遭殃。薩拉不想“把一個容納一些人而排斥另一些人為目的而組織起來的機構當成家來看待”。2016年，為了抵抗學院對性騷擾的不作為，她辭去了倫敦金史密斯學院的教職。

就像薩拉尊敬的前輩奧德雷·洛德說的那樣，“你的沉默不會保護你”，當暴力出現的時候，掃興鬼如同證人，“因為它將傷害宣之于口”。與此同時，薩拉也強調并不是所有人都該勇敢地站出來說出真相，因為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同，其承擔代價的能力也不同。盡管如此，女性也可以采取一些“迂回”的方式進行抗議，比如在書上寫下騷擾者的名字，在墻上涂鴉……

女性主義是在破碎過程中誕生的，女性主義的隊伍也可能是“脆弱的”。女性主義極力能做的，就是防止“掃興鬼們”在與性別歧視、性暴力對抗的過程中掉隊。

薩拉在采訪中表示，《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這本書想要做的，就是將“我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經歷，與阻礙我們在世界中感到賓至如歸的那些墻壁聯系起來，與學院里出現的墻壁聯系起來。”雖然當一個“掃興鬼”，往往會承擔巨大的代價，但女性主義絕不能變成一個“一遇到困難就可以拋棄信仰的信仰”。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當一個掃興鬼，將世界攪動起來。

撰文/夏周

編輯/走走

校對/薛京寧

責任編輯：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如何坚持做一个“女性主义扫兴鬼”？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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