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十世班禪大師當翻譯（中）

1951年4月22日，習仲勛（前左）率領西北軍政代表熱烈歡迎途經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禪大師（前右）。 資料圖片

1961年，十世班禪大師（前排右一）在李維漢（前排右二）的陪同下前往井岡山參觀。 資料圖片

針對藏區民主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十世班禪大師向中央寫了 情況匯報 。中央對此十分重視，1961年至1962年間，在北京專門組織人員對7萬多字的 情況匯報 進行翻譯，我是翻譯人員之一。

通過這次翻譯工作，我對班禪大師的為人、政治態度和他的學識有了直接具體的了解。通過翻譯他的調查研究報告，我對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所發生的問題也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 情況匯報 中提供的材料并不像有些人后來批判的那樣，是 被打倒的反動農奴主不愿意退出歷史舞臺 ，通過班禪大師的嘴 攻擊黨和人民政府 ， 攻擊民主改革 ， 向翻身農奴反攻倒算 ，企圖 恢復封建農奴制度 。相反，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基層干部、農奴群眾、貧苦喇嘛所反映的，代表了廣大貧苦農奴和普通僧尼的利益和愿望。

1988年11月，應《人物》雜志編輯部之約，我準備寫《班禪大師》一文，向班禪大師請教了幾個問題，重點是 情況匯報 的寫作過程和評價問題。大師向我講了一件事：1961年底，這份報告翻譯出來后，先給李維漢等首長審閱。一天下午，中央統戰部給班禪大師打電話，說李部長請他趕緊到部里去一趟，還明確說不要帶翻譯，因為班禪大師會講簡單的漢語。

班禪大師到了中央統戰部，早已在門口等候的秘書把他請到李維漢的辦公室。李維漢坐在大辦公桌后面，沒有起身，也沒有同他握手，只招了招手，示意請坐，這很不同于以往。班禪大師見李維漢態度嚴肅，沉著臉，不知發生了什么事，心里有點緊張。這時，李維漢指著桌子上的材料，嚴肅地對他說： 這些是真的嗎？是真的嗎？

班禪大師這才發現，桌子上的材料正是自己寫的報告。班禪大師坦然地對李維漢說： 全是真的。 李維漢提的問題，是關于平叛擴大化的，還問了一些具體數字和具體情節。

李維漢坐在椅子上，看著面前的材料，默默無語。過了好一陣，他像是對班禪大師說，又像在自言自語： 怎么能這樣！ 那時，班禪大師的漢語說得不好，身邊又沒有帶翻譯，看著李維漢嚴峻的神態，不知說什么好。

又是一陣沉默。班禪大師看到李維漢盯著面前的材料，臉色慘白，額頭上冒著冷汗。他知道李部長身體不太好，就勸他不要看了，回家休息。這時，正好秘書進來送文件，也發現李維漢臉色不好，就立即打電話叫了保健醫生。李維漢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好像還在繼續思索什么問題。班禪大師上去攙扶他，發現他的手冰涼。后來，聽說他血壓升高，心跳加快，休息了好幾天。

班禪大師曾對我說，他1951年4月到北京時就認識李維漢部長。在中央領導同志里，李維漢是與他接觸最多、關系最密切的一位，可以說是忘年之交、莫逆之交。 阿沛副委員長說李部長是他的良師益友，李部長更是我的良師益友。 班禪大師說，李部長與其他領導人不同，性格內向，比較嚴謹，平時會見客人都是在會議室或會客廳，而這次讓班禪大師進他的辦公室，可能是要重點跟他談報告中提出的問題，但因為身體原因，什么也沒有談成。

李部長和習老都是好人，有實事求是精神，他們關心各族人民的疾苦，也了解藏族人民的苦難。 大師不無痛惜地說，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李部長和習老都受到牽連，吃了很大的苦頭。

班禪大師還曾對我說： 烏蘭夫部長也很關心我的報告。有一次他從內蒙古到北京專門接見我，說我的報告寫得很好。那些情況很重要，應該直接向主席、總理匯報，讓中央知道藏區發生的事情。

班禪大師的報告于1962年六七月份經周總理報送中央。周總理親自找班禪大師和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等人談話，要他們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親密合作，共同把西藏的事情辦好。在周總理的親自指導下，形成了4個文件，對糾正 左 的錯誤作了許多具體規定。

當時，中央已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了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八字方針，大力糾正 左 的錯誤。糾正藏區平叛和改革中 左 的錯誤，也是調整國民經濟和各項事業發展的一個內容。在整頓過程中，中央撤銷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的職務，改組青海省委，指出他們犯了 路線性的錯誤 ；調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楊植霖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調公安部副部長王昭任青海省省長；撤銷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孫光的職務，取消其少將軍銜；恢復扎西旺徐青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職務；撤銷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職務，讓汪鋒接任。

烏蘭夫還以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名義，建議中央把參加青海、西藏平叛的內蒙古騎兵師調回內蒙古。中央批準了烏蘭夫的建議。

但是，1962年9月，即班禪大師的報告上交僅兩個多月后，在北京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就發出了 千萬不要忘記階段斗爭 的號召。不久，在西藏開始批判班禪大師，在北京開始批判喜饒嘉措大師。后來，有人把兩位大師聯系起來批判，說他們組成了 班禪、喜饒嘉措反革命叛國集團 。1964年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撤銷了班禪大師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1968年，班禪大師蒙冤入獄，直到粉碎 四人幫 兩年以后才恢復自由。

班禪大師的報告，對于糾正藏區平叛改革過程中 左 的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其歷史功績所在。有人說，班禪大師寫 七萬言書 是受了他的經師恩久活佛和計晉美的挑唆和鼓動，其實這完全是誤解。事實上，恩久活佛、班禪大師的父母親、計晉美等人都是堅決反對班禪大師寫書面材料的，因為他們親眼見到各種政治運動中因言惹禍造成的嚴重后果。

從班禪大師的角度來看，在舊西藏，雖然歷來把達賴喇嘛與班禪相提并論，但是實際上達賴集團控制著整個西藏地方的政權，而班禪集團直接管轄的地區極其有限。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根據 十七條協議 ，班禪大師才恢復了固有的地位和職權，才能返回故鄉日喀則。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國外后，噶廈政府被解散，班禪大師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并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很多人看來，這是班禪大師最好的時期，歷史上從來都沒有這樣好的機遇，他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說，只享受人民的愛戴就行了。

但是，班禪大師為什么要力排眾議，堅持寫這個報告呢？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藏區平叛改革過程中，在取得巨大勝利的同時，的確也出現了錯誤，傷害了一些藏族群眾的利益，在國內外會造成不好的影響。班禪大師正是站在維護共產黨、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才義無反顧地提意見。正如他后來所概括的那樣： 熱愛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藏族人民，熱愛自己虔誠信奉的佛教。 這 四熱愛 是班禪大師基本的政治態度，也是他一生的光輝寫照。

（本文由肖靜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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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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