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葉映荷

近年，央行數字貨幣成為各國央行關注的焦點，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進展各不相同。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在9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指出，未來國家之間的競爭可能會集中在數字金融領域，數字貨幣或將是終極戰場。他還表示，未來國際市場上央行數字貨幣是贏者通吃，一家獨大，不可能是并駕齊驅，但肯定的一點是不能缺席。

國盛證券分析師宋嘉吉認為，國際央行研發數字貨幣主要受到兩大現象推動，一是現金使用率下降，央行擔心公眾無法得到央行負債，例如瑞典央行、加拿大央行；二是私人部門發行的數字貨幣崛起，各國央行擔心法幣受沖擊，例如英國央行。

歐科云鏈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煉炫表示，根據克里斯蒂安對全球63家中央銀行的問卷調查，所有中央銀行都已開始進行數字貨幣的理論和概念研究，有49%的央行進入試驗/概念驗證階段，僅10%進入開發/試點階段。不過，在短期（三年內），超過85%的中央銀行不太可能或非常不可能發行任何央行數字貨幣。

當前，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進程呈現什么特點？有哪些類型？

態度各不相同，小國更積極

國外央行數字貨幣一般簡稱為CBDC。

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郝毅表示，在CBDC最初階段，各國對法定數字貨幣的態度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有：第一，基于對CBDC所帶來的影響及央行數字貨幣運營對經濟、金融系統的影響機制沒有完全分析清楚。CBDC帶來的潛在影響包括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對金融系統的影響等，貿然推出CBDC可能會影響現有金融系統的穩定。第二，其他國家沒有建立起像中國這樣完善的電子支付系統和電子支付場景，人們也沒有養成使用手機進行電子支付的習慣。在外國“小政府”的政治環境下，推廣使用CBDC需要過程。第三，CBDC發行、運營需要得到金融機構的支持。國外金融機構對CBDC的態度并沒有達成一致。

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孫揚指出，一些國家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覺得數字貨幣對于金融穩定、經濟增長用處不大，瑞典打算推出數字貨幣是為了減少對于私人支付服務商的依賴，發達國家如英國、丹麥、以色列等還在研究數字貨幣，期望能解決現有金融流通里的具體問題，巴哈馬和巴西覺得數字貨幣可以提升社區運營效率和促進普惠金融。

“越成熟、數字化程度越高的金融體系的國家，推出數字貨幣越謹慎，因為風險傳導很快，另一方面當前貨幣體系已經非常成熟、數字化程度高，數字貨幣意義不大。反而是比較落后的國家，現金貨幣流通、經濟體系、法制體系很落后，急需要數字貨幣加強對社會經濟的管控能力。”孫揚說。

宋嘉吉也提到，英、美、加、日等大國現金使用率并未下降到“臨界點”，現有的貨幣政策體系也較為有效，它們不認為有必要發行CBDC。

事實上，小國對于發行CBDC更為積極。例如，2014年厄瓜多爾央行推出“電子貨幣系統”；2016年塞內加爾央行發布了基于區塊鏈的數字貨幣eCFA；2017年12月，委內瑞拉宣布本國政府計劃發行加密貨幣。2018年2月20日，以石油為價值支撐的“石油幣”正式對外發售。

孫揚指出，小國一方面要考慮當前融入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持久健康性，一方面也要考慮自己的主權獨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他們當前貨幣體系問題重重，發行央行數字貨幣是個改善貨幣流通的機會，也能夠提升對于國家經濟運行的掌控能力。厄瓜多爾、塞內加爾、突尼斯、馬紹爾群島、烏拉圭、委內瑞拉等國家發行數字貨幣，有的考慮去美元化，有的考慮金融系統的獨立自主，有的考慮降低貨幣流通中的不透明性，有的考慮應對惡性通貨膨脹法幣崩潰的處境。

郝毅說：“央行數字貨幣將是金融基礎設施，小國的建設成本較低。其次，小國用戶少、金融系統相對簡單。一旦發現央行數字貨幣運營出現重大漏洞，損失較小，也更容易及時停止、修復，試錯成本較低。此外，小國對外的經濟、金融影響力較小，一旦由于運營央行數字貨幣導致經濟波動，對國際經濟金融穩定影響有限。”

零售型與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

各國發行的央行數字貨幣可分為零售型與批發型兩種類型。

“這兩類央行數字貨幣的受眾對象不同。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主要用于金融系統的結算、清算場景；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用于日常支付場景。”郝毅說。

從使用對象看，他指出批發型CBDC的使用者是金融機構，使用者數量較少，使用場景相對單一，可以使用區塊鏈增加清算效率，且由于場景參與者都是金融機構，在監管上更容易實現控制風險。但零售型CBDC使用者是百姓，使用場景異常豐富，使用區塊鏈技術在算力上是個挑戰，且監管很難完全覆蓋所有場景。

從效果上看，郝毅認為，批發型CBDC會提高金融系統的效率，目前新加坡、加拿大等國試驗CBDC就是為了利用區塊鏈高效清算的技術優勢打造國際金融中心。零售型CBDC會提高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讓百姓享受更便捷的支付體驗。

孫揚提到，批發型CBDC用于改善金融骨干網之間的金融傳輸效率，提升金融機構之間金融傳輸的可監控性、效率，如加拿大Jasper，新加坡Ubin，歐洲央行Stella項目等。零售型可以提升消費者在零售消費時候的體驗，提升普惠金融下放到普惠大眾的全程可監控可追溯性，提升定向貨幣政策的執行力，防止資金被挪用占用等。如厄瓜多爾的Dinero Electronico、冰島的Rafkrona、巴哈馬的Sand Dollar都屬于零售型的數字貨幣。

“發行批發型的數字貨幣，可以增強對于金融機構的掌控，如果當前掌控已經很強，實際上沒有必要做批發型。發行零售型數字貨幣，影響更為深遠，將掌控資金對于民生、國家重點政策扶持支持的監控，提升社區和民眾的獲得感，有助于打擊洗錢、電信詐騙、恐怖等犯罪。”孫揚說。

中國：零售型數字貨幣

中國正在研究發行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

央行副行長范一飛在《關于數字人民幣M0定位的政策含義分析》一文中指出用數字人民幣替代M1（狹義貨幣）和M2（廣義貨幣），既無助于提高支付效率，也會造成現有系統和資源的巨大浪費。

他表示，我國相比其他國家的優勢體現在：第一，我國電子支付體系較為成熟，發行數字貨幣的零售場景已經基本存在，不需要重新搭建場景；第二，我國消費者對于使用手機進行支付已經習慣，推廣數字貨幣使用具備較好的先天條件，消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第三，我國商業銀行數量龐大的線下網點，可以較好地進行數字人民幣推廣，向消費者介紹數字人民幣的好處和優點。

孫揚認為，我國選擇研究零售型數字貨幣，第一讓數字貨幣靠近民生，提升民眾獲得感。第二，可以提升經濟交易活動的可追溯性，確保國家定向貨幣政策的精準執行。第三，可以打擊地下錢莊、影子銀行等體系。

“相比其他國家的優勢在于，我們的移動支付和零售市場十分的發達，可以應用的場景廣闊；另一個優勢在于，我們金融科技有足夠的實力，可以提升數字貨幣應用的身份識別、風控、交易安全、溯源等關鍵性需求。”他指出。

宋嘉吉則表示，中國選擇零售型CBDC，主要是認為貨幣數字化是大勢所趨，而M1、M2已數字化，只有M0尚未數字化，于是要去替代，而M0是公眾可以獲得的，符合“零售”定義，與此對應的CBDC也是零售型的，另外是希望借助CBDC打破零售支付市場的壟斷，起到“互聯互通”作用。

零售型或是最終趨勢

“調查顯示僅有3%的中央銀行在短期內會發行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李煉炫表示，“零售型對經濟的影響較大，且不可控因素多，實現難度大；批發型對經濟影響小，可控，實現難度低。”

郝毅認為，一方面，因為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參與主體較少，且都是受到監管的金融機構，試驗范圍較小且相對封閉，容易控制風險；另一方面，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應用場景較少，容易建設。

“相比，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的應用場景和參與者眾多，在居民中普及使用數字貨幣需要較大成本；國外零售型數字貨幣應用場景建設大多從零開始，也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說服商家進入數字貨幣生態。”郝毅說。

郝毅稱，未來的大趨勢，批發型數字貨幣會率先發展。因為提高金融系統效率是所有國家都亟待解決和改進的問題。但最終，零售型數字貨幣將是數字貨幣發展的最終目的，即發展一套惠及各國家全體居民的金融基礎設施。

宋嘉吉則指出，根據國盛證券的研究，不管是研究，還是實際發行CBDC，其實零售型都多于批發型。

孫揚也認為，全球59%的央行都在研究零售型的數字貨幣。因為決定貨幣繁榮的，在于民間，貨幣始終是需求驅動的繁榮。現在有些央行可能傾向于選擇批發型數字貨幣，可能害怕零售型數字貨幣可能會帶來的去中心化的趨勢。僅是考慮做央行和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和金融機構之間的數字貨幣交換，無法增加民眾獲得感。

“零售型數字貨幣是未來的趨勢，零售型發展起來之后，會自然而然拉動批發型數字貨幣。”他表示。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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