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年輕的經濟學家菲利普·柯林格（Philipp Koellinger）在思考一個問題：人為什么會想創業？他的調查數據顯示，企業家與比常人更自信，更不怕失敗，容易把別人眼中的風險看成機遇。然而這些特性的深層原因何在？柯林格意識到，也許人的理財行為能歸結到 DNA 上。這個想法大大超出了通常的經濟學范疇。經濟學家通常考慮的是刺激對人的影響、人如何做決定之類的事情，可謂與基因風馬牛不相及。柯林格倒不這么想。4 年后，他與一群年輕的經濟學家一道，號召經濟學應該向基因庫邁進。在一系列已發表或即將發表的論文中，柯林格與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丹尼爾·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哈佛大學的大衛·萊布森（David Laibson）和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聯合大學的心理學家克里斯多夫·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塞薩瑞尼（Cesarini）等人，開拓出一門新的學科：“基因經濟學”（Genoeconomics）。他們認為，過去的經濟學家忽略了冒險、耐心、慷慨等個性背后的遺傳因素，弄清基因在這些方面的影響將會為整個學科帶來變革。不過，他們對待理想的態度十分謹慎。畢竟，很少有年輕人敢于開創新的學科，尤其是有關人類行為的領域，公眾的興趣很濃。不論是在論文里還是言談中，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重申，應用前景還很遙遠、很不確定，技術障礙也很難突破。盡管 “基因經濟學” 的名字 2007 年才首次出現，但其概念卻可以追溯到 1976 年。當時，已故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家保羅·陶布曼（Paul Taubman）發表了關于同卵雙胞胎理財行為的研究。陶布曼發現，雙胞胎成年后的收入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他總結出人的收入有 18%~41% 受遺傳因素的影響。這項結論讓其他經濟學家無所適從，之后也幾乎無人問津。直到 2000 年，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有人開始考慮重溫像陶布曼這樣的研究，弄清每種行為究竟受何種基因控制，而不僅僅是估計遺傳因素所占的比重。基因經濟學家也不愿承諾太多，他們寄希望于一種新的數據采集方法，有望從成千、甚至上百萬人的樣本中尋找規律。萊布森和同事都不清楚前路還有多長，但面對種種冷遇，他們相信總有一天能建立個人基因組與理財行為間的聯系。本杰明說，如果發現孩子具有沖動消費、亂投資的基因，父母可以提前留意；政府可以利用基因信息，判斷人群中酗酒、吸煙的情況，從而制訂針對性的政策。然而，前景中也有恐怖的一面。如果研究獲得成功，就意味著人們不得不接受有些人生來便會飛黃騰達，有些卻注定一事無成的事實。銀行可能在發放貸款前要求測試唾液；監護權的判定可能要看父母誰的基因更好；保險公司可能會向天生傾向于冒險的客戶加收保費。 “我擔心會有誰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發生，” 柯林格說， “我堅信人的基因信息是最大的隱私所在，應該得到最嚴密的保護，杜絕一切非自愿的信息泄露。” 于是，本杰明、萊布森等人面臨著多數同行未曾經歷的處境：他們向著遙遠的目標努力，希望新理論能改變世界，但卻又不要改變過頭。不過，也未必要到引起企業或國稅局注意的地步，才算得上基因經濟學的成功。基因經濟學家不是想預測人的財運，而是希望為經濟學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工具。也難怪 “基因經濟學” 一詞看上去不足以掀起科學革命，如柯林格所言， “還不大清楚將來是否會有實際應用。當然，任何基礎研究都是這樣，申請經費或者面向公眾時，不可避免要講研究的原因和可能的應用，但就我而言，我們僅僅是想知道人類行為的奧秘所在。”

我是不相信有吝嗇基因的， 原實驗是：德國波恩大學研究人員提取了101位年輕男性和女性嘴里的細胞樣本，并在樣本中檢測一段名為COMT的基因。該基因分成G堿基和A堿基兩種類型，擁有G堿基的志愿者有超過20%的人將他們贏的所有錢都捐給了莉娜，但是擁有A堿基（即“吝嗇基因”）的志愿者僅有不到2%的人能夠像G型人這樣慷慨。 這個實驗的可重復性有待驗證，只憑101，20%，2%這幾個數字難讓人信服。百度上說，一個人慷慨與否只能部分地用基因來解釋，諸如撫養、教育和宗教等其他因素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我也覺得后天影響的程度要遠遠大于基因解釋的部分。 一個人的經濟行為與TA的性格有關，如外向/內向，保守/冒險，自信/不自信，還有TA的經濟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等有關，一個地位高的、手頭寬裕的人，請客時更慷慨，一個人深諳理財的更愿拿錢去投資。很難說一個或幾個基因就能決定這一切。

這個應該也是會影響的，不然怎么會有吝嗇基因呢！如果你有一位朋友從來都不請客，甚至都很少愿意AA制，那么你也不必太生氣，因為這很可能與他的基因有關系。據英國《每日郵報》2010年11月4日報道，科學家終于找到了“吝嗇基因”，這或許可以從遺傳學角度解釋小氣鬼們為什么把錢包捂得這么嚴實。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系Ph.D David Cesarini及其瑞典同行所進行的研究在表明，人們在決定正當或不正當時，有遺傳成分在起作用。為了研究游戲中遺傳因素的影響，Cesarini及其同事他們從瑞典雙胞胎登記處招募了雙胞胎，讓他們在受到一定制約的情況下玩游戲。因為同卵雙胞胎基因相同，而異卵雙胞胎基因不同，所以研究者人員可以通過比較同卵及異域卵雙胞胎在游戲中表現的相似點，探討遺傳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人們如何回應不正當優惠時，遺傳因素的影響高達40 ％的。換言之，與異卵雙胞胎相比，同卵雙胞胎在游戲中更有可能采取相同的方式。Cesarini稱，與常見的環境因素養育相比，遺傳對于人如何玩游戲的影響似乎更為重要。或許我們的很多喜好和個人經濟選擇都取決于潛在的遺傳因素。

答案是肯定，至少我覺得會，2012年以前曾經存在經濟學家提出了“基因經濟學”概念，將經濟行為與基因掛鉤，2012年甚至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學科——“基因經濟學”，這一點充分說明人類的經濟行為與基因的內在聯系已經引起科學家的重視，未來這方面的研究肯定會更加深入！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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