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項最新研究顯示，遺傳學和生活方式是癌癥生物標記的決定因素。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刊登于《自然通訊》的一項新的大規模研究中，首次呈現了遺傳學、臨床和生活方式因素對血流中蛋白質水平（含生物標記）的重要性。該研究的結果顯示，遺傳學和生活方式是蛋白質水平的決定因素。遺傳因素對超過75%的蛋白質起著顯著作用。更詳細的基因分析證明，16個基因對蛋白質水平有著巨大影響。用于診斷疾病的生物標記可較好地顯示患有特定疾病病人中蛋白質水平的變型。它們不隨與該疾病不相關的因素而變化。根據這項研究，在一些病例中，健康個體中蛋白質水平的超過50%變型是由遺傳學和生活方式共同決定的。研究人員表示，這些結果很重要，因為它們顯示了哪些變量（因素）對可測量值是顯著的。該發現或許會使將更多生物標記用于臨床疾病鑒別成為可能。

在疾病的早期階段確定生物標記，可以為確定疾病類型和發展階段提供重要的工具，預測不同治療方案的結果，以及檢測藥理反應。瑞典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和隆德大學(University of Lund)正在開展一項被命名為BioCARE（癌癥醫學中的生物標記）的戰略研究計劃。BioCARE項目的重點是研究各種癌癥，尋找并驗證可作為診斷與治療靶標的生物標記物，并基于腫瘤的臨床行為與治療反應而促進癌癥亞群的鑒定。BioCARE項目非常注重將新的認知帶入到醫療保健領域。為此，BioCARE正在利用尖端的組學平臺、豐富的生物銀行資源以及與高級癌癥研究者之間的緊密合作，去尋找并分析新的癌癥相關生物標記物、以及這些生物標記物所存在其中的復雜網絡。BioCARE項目希望在5到10年中能夠對癌癥的診斷、治療，以及管理的方式帶來重要的影響。

“基因生物標志物的迷思：大量基因標志物已被發現，但只有少數的基因標志物被重復證實，這主要是因為試驗設計不佳、缺乏標準的技術平臺、腫瘤樣本收集方法的不同，以及統計方法不同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只有極少數基因標志物被應用于臨床。實現更可信賴的基因生物標志物檢測需要共享樣本資源、共同的技術平臺、提出類似的問題、使用相似的標準接收患者，以及學術單位、生物技術與制藥公司和政府機構的合作。”隨著癌癥種類的日益增加，癌癥生物標志成為臨床診斷治療的必要項目，但由于成本、工作量及檢測流程問題、技術層面問題（檢測技術的可靠性）以及種族與地域問題（癌癥生物標志跨地域應用的可行性），即使在條件最好的醫院也很難實現。1、?手術切除腫瘤樣本——檢測的可信度受多因素影響在手術標本從腫瘤患者體內取出到送到實驗室的過程，往往需要幾分鐘甚至1小時的時間，在這一相當長的時間段里，腫瘤標本的變化對生物標志物會產生何種影響，并未得到臨床和病理醫師足夠的重視和認知。?腫瘤樣本的采集往往面臨著許多未知因素，比如手術過程中的缺血，這在大部分樣本中均為未知；樣本收集過程中（冷凍、固定等）導致的熱缺血和樣本老化。2010年AACR年會上的一項報告比較了手術切除及活體檢查相同患者肝臟組織的結果，研究于2003~2008年入組46例患者，均在手術前3個月內進行活體組織檢查，并進行肝臟切除手術，行組織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檢測腫瘤樣本中的磷酸化ERK（p-ERK）和磷酸化Akt（p-Akt）。結果顯示兩種方式的檢測樣本中ERK和Akt表達相關性差（r=0.219，r=0.418），活體組織檢查樣本中ERK和Akt表達量均較高（摘要號3759）。Spruessel等研究了結直腸癌手術切除后30分鐘內組織缺血的影響。結果顯示，隨著缺血時間的延長，組織樣本中蛋白表達逐漸下降。Mirlacher等研究了乳腺癌組織切片老化對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結果的影響，結果顯示新鮮樣本中HER2、ER表達均明顯高于老化樣本。研究表明腫瘤樣本可隨時間不斷發生變化。?2、腫瘤生物標志物跨地域應用——可行性有待考究?腫瘤生物標志物的種族性和地域性問題對于分子靶向治療的選擇非常重要，對于不同的腫瘤患者，不同生物標志物具有不同的意義。以肺癌為例，ISEL研究的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吉非替尼治療可使亞裔人群（342例）顯著獲益，但未使非亞裔人群（1350例）顯著獲益。亞洲人群的EGFR突變率明顯高于西方人群，這一差異屬于種族差異而非地域差異。Gazdar等的研究表明，在美國出生或居住的NSCLC患者中，其他種族EGFR突變率為9%（14/159例），東亞族群為55%（12/22例）。?乳腺癌發病率在世界許多地區包括拉丁美洲、中東及亞洲都有上升的趨勢，西方國家的乳腺癌發病率逐漸趨緩，許多亞洲國家（如中國、日本、新加坡等）日趨增加。研究證實，亞洲種族中乳腺癌發病增加的群體主要是年齡<40歲的年輕女性。ER是乳腺癌最重要的生物標志物之一。研究證實，與歐美國家相比，臺灣地區年輕女性乳腺癌ER表達率高且有增加的趨勢。不僅如此，ER陽性表達所代表的臨床意義也與美國不同，ER陽性是西方國家多帶帶接受輔助化療的極年輕乳腺癌患者（<35歲）的無病生存率的預后不良因子，但卻是臺灣地區極年輕乳腺癌患者（<35歲）的總體生存率的良好預后因子。?肝細胞癌的發病也具有獨特的地域性分布。歐美國家和日本肝細胞癌的主要致病因素為HCV病毒感染（致癌率分別為60%和63%）和酒精（致癌率分別為45%和20%），而在亞洲和非洲國家主要為HBV病毒感染（致癌率為60%）。HBV病毒感染相關的肝細胞癌是否更為惡性？該類型肝細胞癌伴隨的分子變化是否影響分子靶向治療效果？這是目前肝細胞癌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意大利肝癌學術團體的研究比較了HBV和HCV相關肝癌患者的預后，結果顯示，HCV肝癌較HBV肝癌患者有預后較好的趨勢，在晚期肝癌患者中有顯著差異（P=0.025）。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的研究比較了HBV和HCV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率，共入組927例患者，給予最佳支持治療或化療。結果顯示，HBV和HCV肝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別為2.5個月和3.4個月，HCV肝癌患者生存時間較長。HBV和HCV晚期肝癌患者預后的不同可能會影響到分子靶向治療的選擇。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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