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抗戰(zhàn)時期光芒耀眼的黃埔系，解放戰(zhàn)爭怎么不會打仗了？

作者：相忘于江湖

黃埔軍校在近代軍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人甚至套用了一句流行的說法，叫做“一個黃埔系，半部軍事史”。這一說法雖然有些言過其實，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黃埔軍校的重要影響。

黃埔軍校成立于1924年春，隨后兩年先后招生5期，并且舉行了影響深遠的東征和北伐。黃埔學生軍在兩次東征中表現不俗，但是在北伐孫傳芳、吳佩孚和張作霖的過程中表現一般，沒有“鋼七軍”和“鐵四軍”那樣八面威風。

“鋼七軍”是桂系起家的部隊，是李宗仁、白崇禧壓箱底的寶貝。而“鐵四軍”是我黨轉化和領導較好的一支粵軍，開路前鋒就是我軍第一個獨立掌握的武裝力量“葉挺獨立團”。

這也似乎預示著一個道理，軍隊要強大，必須具備兩大要素：一是必要的歷史和傳統的積淀，比如成名較早的桂系；再一個就是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明確為誰打仗的道理，比如我軍的發(fā)源點葉挺獨立團。

北伐時期，黃埔系還處于萌芽和成長期，還沒形成戰(zhàn)斗力。

黃埔學生軍

接下來的土地革命時期，是黃埔系打磨成型的時期。

由于蔣氏和汪氏先后叛變，并且狼狽為奸“寧漢合流”從而拉開了雙方對戰(zhàn)的十年。在這十年間，黃埔系的少壯派軍官通過和南北軍閥的混戰(zhàn)，戰(zhàn)斗力越來越強。

在和各路軍閥角逐的過程中，蔣氏依靠黃埔系、土木系等中堅力量，西北軍馮玉祥，東北的張作霖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余部被蔣氏兼并；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則偏安一省；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則在名義上成為蔣氏的屬下。

在平息了各路群雄以后，蔣氏和黃埔系又把目光轉向紅軍。

在對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紅軍根據地多次“圍剿”中，黃埔系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在黃埔校友第一次“兄弟之爭”中，還處于絕對弱勢一方的紅軍損失了不少黃埔名將，像蔣先云、王爾琢、蔡申熙、劉疇西、孫德清等人。

背靠蔣校長這棵大樹乘涼的“天子門生”，在和紅軍激戰(zhàn)中飛黃騰達。

像王耀武、胡宗南、黃杰、李玉堂、李延年、李默庵、蔣伏生、俞濟時、李鐵軍、鄭洞國、關麟征、劉戡、杜聿明，都是在“圍剿”紅軍的戰(zhàn)斗中一步一步高升的。

到了抗戰(zhàn)時期，黃埔系成長為抗戰(zhàn)的中堅力量。

根據統計，僅僅全面抗戰(zhàn)期間，就有20萬黃埔生奔赴戰(zhàn)場，其中19萬捐軀，犧牲人數占正面戰(zhàn)場陣亡總數132萬人的14.4%，也就是每7個官兵陣亡就有一個來自黃埔。

1933年初的古北口，黃埔一期3個師長黃杰、關麟征、劉戡攜手抗敵。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黃埔一期的湯恩伯在南口作戰(zhàn)，被著名記者范長江寫上了《大公報》，此戰(zhàn)殲敵1.5萬人傷亡3.3萬人，被蔣校長在日記中盛贊“罕世之名將”。

淞滬會戰(zhàn)的楊行保衛(wèi)戰(zhàn)，胡宗南和34集團軍損失慘重，但死戰(zhàn)不退，甚至幾次暴露在敵機掃射下，接到撤退命令時胡宗南說：如果明天繼續(xù)堅守，我也要拔槍上火線頂班。

南京保衛(wèi)戰(zhàn)，黃埔系陣亡的旅長有易安華、朱赤、高致嵩等人，團長有韓憲元、李昌齡、謝承瑞等人。忻口戰(zhàn)役，黃埔系有衛(wèi)立煌、李默庵、彭杰如、劉戡、陳鐵和李仙洲等。

徐州會戰(zhàn)，黃埔系有鄭洞國、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羅奇、黃杰、桂永清、王耀武等20多個軍師級指揮官。湘西會戰(zhàn)，十幾個高級將領都出自黃埔，如王耀武、施中誠、李天霞、李玉堂、王敬久、胡璉、侯鏡如、張靈甫等。

抗戰(zhàn)時期的將領們（左一王耀武）

但是，到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黃埔系似乎不會打仗了。

在西北戰(zhàn)場，劉戡被彭總斬于馬下，胡宗南也沒占到半點便宜；在中原和西南戰(zhàn)場，趙錫田、黃維、廖耀湘成為劉伯承的階下囚；在華東戰(zhàn)場，被粟裕打敗的李仙洲被俘，李默庵隱退，戴之奇、黃百韜自殺，邱清泉被擊斃，杜聿明被俘。

至于黃埔驕子林總所在的東北和中南戰(zhàn)場，遭遇“滑鐵盧”的黃埔系就更多了：鄭洞國、范漢杰、鄭庭笈、廖耀湘被生擒活捉，潘玉昆、劉玉章、向風武、闕漢騫望風而逃，唯一給林總制造過麻煩的陳明仁，也在長沙起義。

范漢杰、廖耀湘等黃埔一期名將，均敗在韓先楚手下；企圖逃亡金三角的中將司令宋希濂，在大渡河畔也被俘虜，而我軍緊追不舍的僅有一個團長帶領的800人。

屢次三番逃過劉伯承、粟裕合圍的“狡如狐猛如虎”胡璉，盡管在金門給粟裕造成損失，但也無力回天。總體而言，抗戰(zhàn)時期生猛的黃埔系，解放戰(zhàn)爭歸于平庸。

杜聿明被俘

為何抗戰(zhàn)時期的黃埔猛將，到了解放戰(zhàn)爭走向沒落？為何這些風光一時的黃埔系“天子門生”，在人民戰(zhàn)爭得汪洋大海中，大多從猛虎變成了病貓？

首先，蔣校長“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已經不像土地革命時期靈光。

如果說，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這樣的宣傳還有一定的迷惑性，還能讓黃埔系的“學生們”所接受或者部分接受。那么，經歷了抗日戰(zhàn)爭共御外侮的經歷以后，這些黃埔將領和國內廣大民眾一樣，對撕毀和平協定發(fā)起戰(zhàn)爭是極為不滿的。

其次，科班出身，并不等于實戰(zhàn)中一定比“泥腿子”更高級。

主席就是一個最鮮活的例子，他沒有進過軍校，卻在軍事戰(zhàn)略上碾壓一切科班出身的黃埔系、保定系、云南講武堂系、日本陸軍大學系等等。我軍最大的優(yōu)勢，是善于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紅大、抗大以及建國后的軍事學院，都遵循這一原則。

再次，兩軍統帥的差距，決定了黃埔系的最終結局。

蔣校長用人既有派系之分、地域之分，還有親疏之分、鄉(xiāng)黨之分；表面上一團和氣，實際上勾心斗角，處處使絆子；蔣校長用人看似寬厚實則苛刻，容不得一絲一毫犯錯幾率。

主席則恰恰相反，海納百川、用人之長、廣開言路、不拘一格。

劉伯承解放重慶

最后一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抗日戰(zhàn)爭是正義之戰(zhàn)，所以黃埔系的抗戰(zhàn)受到舉國支持。而不得民心的內戰(zhàn)，不僅廣大民眾反對，就連一向扶持蔣氏的美、蘇等大國，對撕毀和平協定也都不贊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心相背就成了決定黃埔系命運的關鍵。

蘇中七戰(zhàn)七捷，我軍3萬對12萬，但是支前民工就有14萬人；濟南戰(zhàn)役，我軍攻城部隊14萬打援部隊18萬，支前民工50萬；淮海戰(zhàn)役，我軍60萬敵軍80萬，但是支前民工有540萬，一鍋熱騰騰的餃子和豬肉燉粉條，就能招降一個連。

所以，抗戰(zhàn)時期信心滿滿的黃埔系，面對處處堅壁清野、人走灶冷的廣大農村，只有一些孤零零的大中城市，抗戰(zhàn)時期再好的戰(zhàn)術、再大的斗志，都會變得不那么靈光。

責任編輯：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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