誡子書是諸葛亮晚年時對兒子諸葛瞻寫下的“家書”，教育兒子要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學以廣才，珍惜光陰，務求“接世”。

誡子書的作者是諸葛亮，字孔明。他是蜀漢時期的政治家，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兩表，就是前后出師表。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br/>
諸葛亮，字孔明，三國蜀漢丞相

目的在于告誡兒子要注重修身養性，生活節儉，以此來培養自己的品德，表達了他希望后代志存高遠的厚望。諸葛亮結合自己的人生經驗寫成《誡子書》。文中告誡其子：品德高尚的人。以寧靜加強自身的修養，以節儉培育良好的品德。不恬淡寡欲，無以明志趣；沒有心境寧靜，就不能實現遠大的理想。學習必須心靜，才干必須通過學習取得；不學習就無法增長才干，不立志也不能學有所成。輕浮怠惰就不能精研學問，偏激浮躁就不能陶冶情操。說“近幾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國》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說評論界里批評諸葛亮形象的聲音突然高亢了起來，似乎非要弄出“兩個諸葛亮”來。比如批評諸葛亮對魏延的態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計，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設計暗算他。至于“愚忠”啊，“失誤”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則檢直用陳壽站在西晉史官立場的批評，而沒有把陳壽有私怨的因素考慮進去。史學上的“翻案風”是自五四以來文化選擇倡導起來的風氣，又聽研究“后現代主義”的人說，“消解神圣”是“后現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對“狀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時。清初人毛宗崗整理校訂《三國演義》，有“三絕”之說，即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曹操為“奸絕”。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卻去之千里。說起來中國古代有一個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說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提出來和諸葛比較的伊尹、呂尚（俗稱姜太公）、蕭何、曹參就屬于這一系列。陳壽說他年輕時“每自比于管仲、樂毅”，管、樂也屬于這一系列。此外還有孫子、孫臏，往下數，還有輔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劉伯溫，最為人們樂道?！端疂G傳》里的“智多星”吳學究，顯然也是仿照這個系列塑造出來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時代還享受與文宣孔子相當的“武圣”待遇，他的“武成王廟”里供奉的就有這些同伴。不想關羽異軍突起，后來居上，但已是后話，不表。中國對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戰國和歷史大變動時期出現的代表人物為甚。陳壽曾批評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 ，優于將略”，從純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說又說回來，諸葛亮在漢末躬耕南陽，本來不一定非要出山的，盡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馬徽、崔州平等那樣，“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三國爭雄，干他鳥事？但他出山輔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僅是苦）無立錐之地的當口。沖這一點，他這就不是那種好打“太平拳”，喜歡扶強凌弱，“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輒紛紛離去”的主兒。以后三家鼎足，連年用兵之際，又值荊州受到孫吳失信偷襲，劉備意氣用事招致彝陵慘敗，以蜀國兵員匱乏，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劣勢中，猶能獨立支撐局面，而且堅持東和北伐的《隆中對》大戰略，在世之日，使司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這兩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這種智慧，歷史上能夠達到的不多。何況他從來不是尋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長于巧思”，論進攻他改進了“連弩”，論防御他設計了扎馬釘，后勤供應他發明的“木牛流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這些新型技術，才使他雖然勞師遠征，仍然以攻為守，堅持到底。所以盡管后人痛惜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認他屬于“內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業有成的典型。中國傳統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兩大系列：一種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類圣賢；另一類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豐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兩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這符合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樣自強不息，效法地那樣厚重載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語出《易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是后來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大學擬的校訓）；象流水一樣靈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樣堅實的品格（所以“仁者樂山，智者樂水”）。http://bbs.games.tom.com/bbs.php?forumid=304&threadid=663&page=1

作者就學習和做人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述;無論做人;還是學習,作者強調的是一個“靜”字:修身須要靜,學習須要靜,獲得成就也取決于靜。把失敗歸結為一個“躁”字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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