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上“中國人民銀行”這幾個字是誰寫的？

人民幣上有五種文字，分別是：漢字、蒙文、藏文、維文和壯文。1、漢字是國家通用文字，是國內各民族間交際的工具。漢字數字有大寫和小寫兩套，人民幣上用的是大寫數字。大寫數字里的“貳陸”是簡化字，相對應的繁體字是“貳陸”。新中國建立后，對漢字進行了簡化。2、蒙文也叫蒙古文，用來記錄蒙古語，創始于13世紀，字母讀音、拼寫規則、行款都和回鶻文相似，稱作回鶻式蒙文。3、藏文是用來記錄藏語的。藏文是表音文字，有34個字母，其中有4個元音和30個輔音。4、維吾爾文簡稱維文，是用來記錄維吾爾語的。公元7世紀，維吾爾族就用突厥文作為文字。現代的維吾爾文，自右向左橫寫。5、壯文，是用來記錄壯語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對壯文方案做了部分修改，廢除26個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修訂后的壯文方案于1982年3月20日公布推行。

人民幣上“中國人民銀行”這幾個字是誰寫的？

人民幣上“中國人民銀行”這幾個字是誰寫的？

一.董必武為首套人民幣題字 二.馬文蔚為第二套人民幣題字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和表示面額的漢字究竟是誰寫的，社會上一直眾說紛紜。有人說是董必武寫出的，有人說是中國人民銀行首行長南漢宸寫出的，還有人說是當時總行研究處處長冀朝鼎寫的，因為他們都寫得一手好字。其實，這些說法都不對，或者說不完全對。 一.董必武為首套人民幣題字 我為從1948年12月1日開始發行第一套人民幣起，至今已經發行了五套人民幣。第一套人民幣共發行從1元至50000元12種面額，60個票種。前面已經介紹，這些票面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和面額漢字除1000元耕地狹版券外，全部是由當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的董必武同志所書寫。這是因為一方面董必武同志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區有口皆碑，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的成立和人民幣的發行都有是在董老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且“中國人民銀行”行名也是由他首肯并上報中央批準的。當南漢宸說明想法后，董必武同志非常謙虛地說，我寫的字不太好，還是請林老師他們（指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朱德等）來寫吧。后來在南漢宸同志再三請求下，他在一張白紙上橫豎寫了“中國人民銀行”，“中華民國”，“壹、貳、伍、拾、佰、仟、萬圓”，“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許多字，有些字加“貳”字還寫了幾種不同的寫法。這些字經過南漢宸篩選，后來就出現在第一套人民幣上了。董必武的字被稱為“柳體”，剛勁挺拔，俊俏舒逸，為第一套人民幣增添了不少色彩。 二.馬文蔚為第二套人民幣題字 第二套人民幣及以后各套人民幣上的漢字出自何人之手，由于檔案沒有詳細記載，一直是個迷，這個謎底直至30多年后的1983年才終于被揭開。原來，第二套人民幣上的漢字是由當時在中國人民銀行任金融研究員的馬文蔚先生所書寫。 1950年初，為了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第二套人民幣改革的設想便提到了中國人民銀行有關領導人的議事日程。為設計好這套人民幣，當時由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南漢宸負責征集人民幣上的題字，而由中國人民銀行印制局副局長王顯周負責組織中央美術學院的羅工柳和周令釗等設計人民幣上的圖案。據馬文蔚先生回憶，那是1951年的一天，南漢宸特意從故宮博物院借來一支宮延用筆，中午休息時，將馬文蔚請到自己的辦公室，南漢宸拿出筆問：“你看這支毛筆怎么樣？”馬文蔚一看是十分珍貴的宮延用筆，便說：“真是好筆！”南漢宸說：“你寫幾個字怎么樣？”馬文蔚這才注意到，書案上早已擺好了端硯、白宣紙和各色虎皮宣紙。馬文蔚問：“寫什么呢？”南漢宸說：“就寫咱們銀行的幾個字吧！”馬文蔚提起筆，按照南漢宸的意思一連寫了好幾套“中國人民銀行”和“壹、貳、叁、伍、拾、圓、角、分”等字。當時白宣紙用完了，就寫在各色虎皮宣紙上，有黃色的，也有綠色的。寫完后，馬文蔚已意識到他寫的字可能會用在人民幣上，便說：“寫的不好，如果哪個有用，可剪開挑一挑。”南漢宸仔細篩選后，挑出一套較好的放在一邊，然后把征集到的其他墨跡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最后還是選定了馬文蔚的墨跡。不久，這些字便出現在了第二套人民幣上。以后在設計第三套人民幣時，票面上的面額漢字改用了印刷宋體字，但“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六個字仍然沿用。在設計第四套人民幣時，又重新把面額文字由印刷宋體改成了馬文蔚的手跡，同時把行名和面額漢字中的繁體字改成了簡體字，異體字改成了正體字，舊體字改成了新體字，但仍用馬文蔚的書體。 那時，人民幣的設計和人民幣上的題字是作為國家機密不能泄漏的，所以，幾十年來，馬文蔚守口如瓶，從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篇文章促成了這一多年的秘密終于大白天下，那是1983年3月的一天，時任山西省太原市陽曲縣政協委員、省文史研究館員的馬文蔚先生在翻閱3月1日《山西日報》時，偶然發現一篇將人民幣是題字者說成是冀朝鼎的文章，沒過幾天，《新民晚報》也刊出同樣說法的文章。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馬文蔚當即提筆給中國人民銀行部行寫了一封信，說明了事實真相。恰逢此時，中國人民銀行設計的第四套人民幣準備將第二套人民幣上的書體改成簡化字、正體字或新體字后仍在新版上使用，正需要確認第二套人民幣上書法的作者。于是，便派當時任國營五中一廠（現北京印鈔廠）設計室主任的張作棟、設計師陳明光（現為設計制版分廠廠長兼設計室主任、高級工藝美術師）赴山西，走訪了住在陽曲縣的馬文蔚先生，在聽完馬文蔚回憶當時給人民幣題字的詳細經過后，向馬文蔚出示了隨身攜帶的題字原稿，得到了馬文蔚先生的確認。這份原稿真跡是北京印鈔廠的1號檔案，上面的字是用剪下的單個字拼成的，其中，“中、國、人、銀、行”五個字的紙地是白宣紙，“民”字寫在綠色虎皮宣紙上，其余面額漢字均是寫在黃色虎皮宣紙上。“民”字由于黑色墨筆字寫在綠色的虎皮宣紙上有些靠色，制版時用白色勾邊。為使第四套人民幣上漢字書體保持一致，同時也為了進一步確認第二套人民幣上漢字的書法作者，張作棟、陳明光還在曲陽縣人民銀行會議室里，用帶來的毛筆和宣紙，請馬文蔚先生再寫這些字，并讓他寫繁體、簡體幾種寫法，還現場拍下了照片。由于馬老已近80歲高齡，且多年不曾練字，寫字時手抖得很歷害，寫出的簡體字基本上不能用。馬老自己也說：“現在年紀大了，又這么多年沒寫，手顫抖，寫不太好了。不過現在的字飛白筆多，金石味強一些，但精神差一些。當年寫的我認為也不太理想，如‘銀’字寫的不算太好。”后來，由于馬文蔚先生寫的簡體字無法用于第四套人民幣，只好由北京印鈔廠設計室主任劉延年、設計室高級工藝美術師李文、陳明光、宋廣增等人對原稿反復揣摩，按原作風格，對繁體字“國”、“銀”、“圓”，異體字“貳”和舊體字“角”作了精心挖補、修改，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第四套人民幣上標準的簡體漢字，它仍保留著馬文蔚先生的書法風韻。第五套人民幣上的行名仍沿用第四套人民幣上的字體，但面額漢字又改成了印刷宋體字。 張作棟、陳明光回京后，又將馬文蔚先生重新寫的字與原稿認真作了筆跡鑒寫，然后，寫出了《關于馬文蔚書寫“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字的情況》認定報告，其結論部分如下：“第一，從馬文蔚同志談當時書寫情況，特別是說明字是寫在虎皮宣紙上的，是方塊形寫成的字，和我們所存原稿相對是一致的。第二，從這次書寫的字體、字形及筆法看，雖多年未寫，年紀也大了，字看來蒼老一些，但原稿相比較筆跡還是一致的。”于是，中國人民銀行明確認定：“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及人民幣面額漢字的書寫者是馬文蔚。并一次性發給馬文蔚5000元人民幣作為稿費。同時，為了表彰馬文蔚先生對金融事業所做出的特殊貢獻，以及他對工作的嚴謹作風，為改善其住房條件，特撥專款14000元。1984年7月21日《北京晚報》發出消息：“題在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六字為馬文蔚書寫。”至此，這一歷史事實才為世人所知。 馬文蔚先生是山西省太原市陽曲縣黃寨村人，生于1904年。他性格剛毅，博學多才，尤善書法。他為人民幣的題字很多人認為字形與魏碑相似，而基本筆畫仍屬隸書。但據有人考證，這種字體叫“張黑女”碑體，它是北魏碑體的故名，被認為是北魏碑體中的精品。此書體蒼勁端莊，獨具匠心，自成一體，實為人民幣增色不少。1930年，馬文蔚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后供職于中央造幣廠當審核主任，還曾在孔祥熙部下做過事。1949年6月，經薄一波介紹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曾任參事、金融研究員。1952年調到陜西省分行工作，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到老家山西省太原市陽曲縣務農。此間，馬文蔚先生不甘寂寞，又開始研習醫學，普救世人。粉碎“四人幫”以后，馬文蔚先生出任陽曲縣政協委員、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88年3月29日，馬文蔚先生留下了永遠流傳于人民手中的墨寶，在老家陽曲縣病逝，享年85歲。上圖為第一套人民幣50000元。

人民幣上的5種文字分別對應漢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壯族等5個民族。下圖為100元人民幣背面圖案：漢文包括右上角首行拼音“ZHONGGUO RENMIN YINHANG”，右下角印章“行長之章”，以及發行年份中的“年”。蒙文包括右上角第2行第1列的文字藏文包括右上角第2行第2列的文字維文包括右上角第3行第1列的文字壯文包括右上角第3行第2列的文字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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