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注疏書名。作者楊守敬，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陸城鎮人，清末民初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金石學家、目錄版本學家、書法家、藏書家。《水經注疏》是楊守敬與門人熊會貞歷時數十年寫成。《水經注》是酈道元為《水經》所作的注文。《水經》全書一萬余字，而《水經注》40卷字數超出《水經》二十余倍，名為注釋《水經》，實則以《水經》為綱，自成巨著。酈道元在注文中糾正了《水經》的許多錯誤，并指出文獻引用處的正誤。由于當時南北分裂的政治形勢，酈道元的足跡未能到達南方，因此涉及此部分的注文也有不少錯誤。酈書傳至宋初，已缺5卷，后有人將剩下的35卷析為40卷，又迭經傳抄翻刻，《水經注》遂失其真。有的章節誤簡奪訛十分嚴重，幾至難以辨讀，深為學者所病。明清兩代學者，十分重視《水經注》理工作。明代朱謀瑋著有《水經注箋》，清初顧炎武、顧祖禹、閻若璩、胡渭等人又治《水經注》。在此基礎上，乾隆年間更有全祖望、趙一清、戴震三人全力以赴，各成專書。光緒年間，又有王先謙匯列全、趙、戴三家校語，參考其他研究成果，撰成《合校水經注》。他們不但從大體上分清了先前被混淆的經文與注文，補齊了脫佚的5卷《水經注》佚文，而且糾正了酈道元《水經注》中原有的不少錯誤，《水經注》已逐步接近原貌。然而，上述諸家仍存在不少問題。楊守敬乃與門人熊會貞發憤編撰《水經注疏》，其體例、大小綱領皆由楊守敬擬定。《水經注疏》初成時，楊守敬已六十六歲，深恐一旦離世，書稿不能傳之于后，“因先刻其圖，又即疏中之最有關系者刺出為《水經注疏要刪》。”(《水經注疏要刪?自序》)由于《水經注疏要刪》的出版工作做得匆忙、謬誤較多，另一方面《水經注疏要刪》出書后楊守敬仍繼續對《水經注疏》初稿反復進行磨勘，故又有《水經注疏要刪》的《補遺》、《續補》和《再續補》的刊出，而《水經注疏》原稿至楊守敬去世前，仍未出版。此后，熊會貞繼承師志，繼續編纂。至1936年熊會貞去世，《水經注疏》雖有定稿，仍未能刊出。熊會貞臨終曾囑托同鄉好友李子魁整理出版該書，1948年李子魁在宜都各界的捐助下刊出《水經注疏》第一卷。1955年，《水經注疏》由中國科學出版社影印出版，至1957年全書40卷出齊，共21冊，附原稿之一(殘卷)，稿本是1954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從武漢藏書家徐行可處購得。1971年，臺灣中華書局影印《楊熊合撰水經注疏》40卷，用的是前中央圖書館所藏《水經注疏》另一稿本。 《水經注疏》吸取歷代《水經注》的研究成果，以朱謀瑋《水經注箋》為正文，考證精詳，疏之有據。如《水經注?河水五》：“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楊守敬《疏》文指出，事出《左傳》，并說《左傳》末句作“非其地也”，同時還引杜預注云：“河陽屬晉，非王狩地。”接著《注》文云：“服虔、賈逵曰：河陽，溫也。”《疏》文指出：“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谷梁傳》云：‘溫，河陽也。’故服、賈有此說。”有了楊守敬的《疏》文，才使《注》文所述史實，讓讀者能夠透徹地了解。 《水經注疏》博采群籍，相互參證，對前人之失多所指正。疏文中屢有“失考”、“失誤”、“酈所見之圖籍有誤”等語，態度明確。如《水經注?江水三》：“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楊守敬指出：“梁玉繩《瞥記》：‘定四年，柏舉之戰，《左》《谷》作“舉”，《公羊》作“莒”’，蓋古以音同通借。酈氏謂仲雍作‘莒’為非，失考。” 在《水經注疏》中，“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出典。”(《水經注疏要刪?自序》)如《水經注?江水二》：“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猿鳴三聲淚沾裳”一段文字是對長江三峽生動逼真的描述，精彩絕倫，歷來為古今文人學士所傳誦，一般認為是酈道元本人所撰寫。《疏》文則指出：“自三峽七百里”句至“淚沾裳”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引自盛弘之的《荊州記》，引文見《太平御覽》卷五十三。 楊守敬《水經注疏》問世后，深受輿地學者的推崇。汪辟疆評價它“抉擇精審，包孕宏富。前修是者，片長必錄，非者必嚴加繩正，至于期當;其引而未申者，稽考不厭其詳。故精語絡繹，神智煥發，真集向來治酈《注》之大成也”(《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

?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一提到以河流水系為綱而寫就的古代歷史地理名著，都會毫不含糊地說出這是《水經注》。而至于《水經》，恐怕不少人感到陌生。其實，它也是一部很重要的地理書，雖然它的內容比較簡略，僅記述了137條河流。酈道元的《水經注》就是替它作注的。從封建正統的觀點來看，它是“經”，其地位比“注”要高得多。然而，它的作者卻不像酈道元那樣享有盛名。究其原因，與不知其作者為何人關系很大。到目前為止，關于《水經》作者之爭，三家相持己說，難分高低。 桑欽說。最早提出這種說法的要算唐朝唐玄宗時編的《唐六典》，其上曰：“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之后，《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和《宋史·藝文志》等，均認為《水經》的作者是桑欽。桑欽何時人?鄭樵根據李淑的《邯鄲書目》，認為他是漢人。《郡齋讀書志》則進一步指出：“桑欽，漢成帝時人。”但是他們根據何書得出這種結論，不得而知。雖然《直齋書錄解題》認為它“言成帝時人，當有所據”，但究竟“所據”何書，《直齋書錄解題》也未作說明。今查《漢書·儒林傳》，上載：“《古文尚書》，涂惲授河南桑欽君長。”說明西漢之時確有桑欽其人。但是桑欽是否著過《水經》呢?不少學者提出異議。其一，《漢書·儒林傳》只載他傳《古文尚書》之事，沒有提到他撰《水經》。唐人顏師古在為《漢書》作注時，也沒有提及桑欽是漢成帝時人，曾著過《水經》之事。其二，即令桑欽是漢成帝時人，那么他著的《水經》亦當為西漢末年的作品。我們知道，班固在東漢時根據劉歆《七略》作了一篇《藝文志》，西漢末年劉向、揚雄的書，班固都替他補入，為什么單單遺漏桑欽的《水經》呢?要說班固沒有見到桑欽的《水經》，也不太可能。因為《漢書·地理志》中，其中有七處引了桑欽的說法。其三，如果《水經》是桑欽作品的話，那么酈道元在500年后替桑欽作注，又在注文中引用桑欽的不少話，為何在序文里不提桑欽呢?因此宋人姚寬在《西溪叢話》中推測：《水經》“恐非桑欽撰”，桑欽“當別有書也”。清人胡渭在《禹貢錐指·例略》中斷言：“《水經》非桑作，……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也。”也有學者認為桑欽也未作《地理志》，班固《漢書·地理略》所引的桑欽的話，是從桑欽傳授的《古文尚書》中轉引過來的。因為《漢書·地理志》中所引桑欽說的絳、沸、漯、汶、弱、濾等水名，無一不見于《漢書·禹貢》。 桑欽著《水經》之說雖然基本上被否定，但是，現在還有不少學者仍承認《水經》為桑欽所撰。如吳澤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王國維校的《水經注校》的“前言”中就持這種觀點。 郭璞說。最早說郭璞作《水經》的是《舊唐書·經籍志》，其曰：“《水經》三卷，郭璞撰。”《新唐書·藝文志》則含糊其辭，曰：“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南宋末年的王應麟在其所著的《困學紀聞》中載：“《水經》所載及魏晉，疑出于璞。”元朝歐陽玄則肯定《水經》是郭璞所著，他把郭璞與酈道元并舉，在他的《補正水經序》中曰：“借日《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唐時皆在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于一時聞見之所逮。”還把郭璞、酈道元與作《補正水經》的金朝禮部郎中蔡珪并提。這樣一來，元明之時，不少文人學者在他們的著述里皆日郭璞寫過《水經》。 郭璞是東晉的學者，他曾注過《山海經》。說他作《水經》的理由是：一、《水經》中有許多西漢以后的地名，這些地名當然不可能是西漢時桑欽所能預知的。為此，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斷定《水經》是東漢順帝以后的人所纂定。二、《水經》中也有許多魏晉的地名，因此王應麟疑為晉人郭璞所作。不過不少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見。閻若璩首先發難，他在《尚書古文疏證》中說《水經》不是郭璞所作。后來趙一清又詳細論證，認為《水經》不可能是郭所作。綜合各家意見，否定郭璞著《水經》的理由大體上是：一、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常引用郭璞之說，假如《水經》是由郭璞所撰，那么酈道元為經作注，不必直呼郭璞之名。酈道元在《水經注·自序》中，也只字未提郭璞著《水經》之事。二、《水經》經過全(祖望)、趙(一清)、戴(震)三家分別整理后，真本《水經》并無西晉時的地名。 三國時人所作說。杜佑在《通典》中列舉出《水經》經文中有壽張、臨濟、胡陸、永安四個縣名，這四個縣是東漢時所改稱，從而斷定《水經》是東漢順帝以后人所撰，自此以后，不少學者按這一線索加以深入研究。清代乾隆年間，全祖望在他的五校本《水經注》中題詞曰：“《水經》為三國時人所作。”以后楊守敬在所著的《水經注疏》凡例中直接認為是三國魏人所作。他們的理由是：從《水經》所載的地名看，大抵是三國人所作。如涪水條中，稱廣漢為廣魏，這是漢以后才有的名字；鐘水條中，稱晉寧為魏寧，這顯然在晉以前寫成，因為魏寧在晉太康元年便改為晉寧。上不逮漢，下不及晉初，當屬魏人所纂無疑。從經文大量記載三國魏國舊事看，《水經》當屬魏人所作。如法水經載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是曹氏所立之郡；建安十九年曹操遏淇水，東入白溝，經文載其事。類似這樣的例子，經文中還很多。充分證明《水經》是三國魏人所作。至于作者姓名如何?生平如何?這還是一個謎。即使是相信《水經》是三國時所作的學者，也不能說個大概。 (江波)

以此憂傷漁歌結果，渲染了凄涼苦澀的氣氛，表現了山水雖美，世上猶有貧苦勞累的人的思想感情。

飄萍身世幾經秋, 歲月摧人已白頭。 煙云舒望眼， 滿肩風雨帶輕愁。 斜陽古道迷歸路， 芳草天涯憶舊游。 故園春深鄉夢遠， 情多心殘怯登樓。: 盧振寰 字號: 字振寰，以字行，一作鎮寰，別號浮山居士 年代: 近現代簡介: 盧振寰 （１８８６－１９）字振寰，以字行，一作鎮寰，別號浮山居士，廣東博羅人。原為裱畫工人。凡山水、花卉物無不工。畫工北派，學馬遠、夏珪，得其神似。中年與趙浩公共同提倡北宗畫，設山南畫社，造就人材不鮮。又與同志發起廣州市國畫研。先后於廣州、香港、汕頭、潮安各地舉行畫展，均獲好評。歷任廣州市美術學校教授、廣州市展覽會評選委員、美協會員。著有北宗畫法。

《水經》是我國古代較完整的一部記載全國水系的地理著作,作者已不可考。《水經注》的作者是酈道元

1.　《水經》 中國第一部記述水系的專著。秦代《水經》，這是后人給取的名字。它附在《山海經·海內東經》末，全文近500字，描述26條水道的發源地、流向和歸宿。敘述的基本地理事實與《漢志》及《水經》沒有矛盾。所記水道分布范圍，大體與秦帝國疆域相一致。它所包含的某些水道，如涇水、溫水、白水、（不是漢代《水經》中的溫水和白水），甚至連漢代《水經》都未著錄。秦代《水經》中記載了26條水道，比起只記述了9條主要河流的《禹貢》篇來，有了很大的進步。 　　漢朝滅亡秦朝后，也很重視水利工程建設，并投入很大力量治理黃河。出現了召信臣、王景等有名的水利專家。同時也出現了漢末《水經》這樣的水文地理著作。 　　漢末《水經》是一部爭議較多的作品，它的寫作年代和作者，至今仍無定論。由于酈道元注《水經》時，沒有注明《水經》的作者，至使后來的疑難增多。漢末《水經》，按《唐六典注》的說法是共記水道“百三十七”，每條水道各成一篇，并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60條。描述時，以水道為綱，記述每條水道的發源地、流向、流經地區、歸宿、主支流的分布關系等，從而較完整地反映了全國各地的河流水系概貌。原書已失，幸賴酈道元為它作注而存于《水經注》中，流傳至今。但只有123篇，比《唐六典注》講的少14篇。所記水道，繁簡不等，并有一些錯誤。酈道元作注時，曾糾正60余處。以濁漳、清漳兩水為例，濁漳水較詳細，清漳水簡略。這與河流長度有關，河流長，流過的地方多，記述自然也多。河流短，流過的地方少，記述自然簡略。 　　漢末《水經》與秦代《水經》比較，又有了進步。以水道數目論，為秦代《水經》的5倍多，以字數論，約為秦代《水經》的20倍。《水經》所引河流137條，共7000余字，而《水經注》所引河流多達5000條以上，達30.3萬余字，共40卷。《水經》所述水道源流，相對簡略，而酈注則逐一記述河流源頭、流經地區、流域地形、水文、氣候、土壤、礦藏、農業、水利、地理沿革、歷史故事、碑刻題記等，旁征博引，詳加考證，引用書籍多達437種。《水經》和《水經注》為我國的古代的水文地理學留下了豐富的考證資源。　　《水經注》是酈道元為《水經》所作的注文，共40卷，全文超過《水經》20余倍，涉及的河流近于《水經》的10倍。《水經注》以河川為綱，記述的內容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各個方面，特別是自然地理中的水文地理、地貌和生物地理；人文地理中的城市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農業地理等。此外，也有較多沿革地理和地名的資料。《水經注》描述的地域范圍，大體上是西漢王朝的轄境，部分涉及域外，例如南亞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南半島以及朝鮮半島。 《水經注》注文中指名引用的文獻達470余種，金石碑刻達350余種，另有大量未指明來源的地圖、方志、歌謠、諺語等。他所引用的文獻、碑刻等大部分已遺失，由于他的引用才保存至今。酈道元十分重視實地考察，每到一處便“訪讀搜集”，觀察水道分布、水利設施及其流經地區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現象，全書許多卷篇中有他野外考察的成果。在注文中，他糾正了《水經》的許多錯誤，并指出文獻引用處的正誤。由于當時南北分裂的政治形勢，酈道元的足跡未能到達南方，因此，涉及此部分的注文也有不少錯誤。 《水經注》資料豐富，語言生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地理名著，同時在歷史學、金石學、語言學和文學等方面也有很高的價值。　　2. 《水經》，《煎茶水記》（下簡稱為《煎》）是唐代張又新所撰的一部茶書，《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有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著錄此書，題曰:“唐張又新撰。……后有葉清臣《述煮茶泉品》一篇……清臣所記，稱又新此書為《水經》。案《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九卷引此書，亦稱《水經》，或初名《水經》，后來改題，以別酈道元所志歟?”(參考：陳亮、王勇 “《水經》亦屢讀”中的《水經》，《水經》同名異書考辨)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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