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后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便迅速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里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后，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后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后，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里，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 “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通過科舉考試，可以升官，可以發財，個人身價百倍，家庭也隨之受到世人的羨慕。這被認為是讀書人的“正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僚”，為這個官僚出謀劃策，奔走效力，接受這個官僚的饋贈。借著這個官僚的權勢，自己也有了權勢。這是當時讀書人常走的第二條道路。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雖然這被當時的官僚所不齒，但到底可以發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損害的社會底層。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抱著到“異地”去尋“別一類”的“人們”的目的，離開了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后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當時的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這是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中所從來沒有過的。在課余，魯迅還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這大大開拓了他的文化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并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魯迅是一個求知欲很強的人，在南京路礦學堂求學期間，他的學習成績一向優異，這使他在畢業后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后來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日本就是通過西方的醫學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和意義的，魯迅也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并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當時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也在同時發展著。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里，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強國林立的現代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于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于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于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后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在當時，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他個人多帶帶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熱情地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精神界之戰士”。

《天演論》是自稱為"達爾文的斗犬"的英國著名學者赫胥黎的講演稿，嚴復翻譯。主要講述了宇宙過 程中的自然力量與倫理過程中的人為力量相互激揚、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根本問題。

達爾文《物種起源》提出的進化論學說，基本觀點是：棲居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從一個或少數幾個原始類型進化而來，在生存斗爭中不具備有利變異的個體趨于滅絕，而具備有利變異的個體則被選擇保存下來，通過一代代自然條件的選擇，變異逐漸積累，形成新的物種。進化論剛剛創立的時候，受到主流學術界懷疑，被譏諷嘲笑。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為達爾文進化論辯護并有所發揮。其上卷依據達爾文學說闡述自然界生物競爭、適者生存的進化規律，下卷論述進化論與倫理學的關系，認為人類具有相親相愛的先天本性，因而高于動物，進化規律不適用于社會發展。　　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由嚴復譯為《天演論》，于1898年出版。全書糅合了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三人的理論，對原著作取舍增刪和重新排列組合，近6萬字，嚴復寫的“案語”就有17000字。《天演論》事實上是嚴復力圖運用進化論學說，來解決中國近代社會實際問題的再創作。他在書中表達的主要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自然和人類社會共同的規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是違背進化規律的；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是進化的必然結果，中國人若以千年文明古國自詡，不改弦更張，奮發圖強，難逃悲劇結局；“以人持天，與天爭勝”，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可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達爾文和赫胥黎，都是馬克思的同時代人，一個比馬克思大9歲，一個比馬克思小7歲。馬克思夫人燕妮曾聽過赫胥黎的演說，稱其“給人作啟蒙”，是“真正充滿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講”。恩格斯把進化論、細胞學說和能量守恒定律，并稱為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發現。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進化論學說的啟發。中國20世紀初為救亡圖存的先進分子，大多把進化論作為最深刻、最有力的理論根據。馬君武在《達爾文物種原始》譯者序言中便稱：達爾文以天擇說解釋物種原始，“其在科學界之價值，與哥白尼之行星繞日說，及牛頓之吸引力說相等，而對人類社會國家影響之巨大則遠過之”。嚴復譯述《天演論》，用意更為明顯，把進化論概括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目的是警醒國人在競爭中求生存，自立、自強、自主。這本書問世后的短短10多年中，就發行過30多種不同的版本，這是當時任何其他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充斥報紙刊物，有的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為作文題目，許多人干脆以“競存”、“適之”作為自己或其子女的名字。這本書對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啟蒙作用，對塑造當時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實乃功莫大焉。

光明日報國學版2007年10月11日《嚴復與〈天演論〉》一文認為，嚴復“從1896年起到1908年間，先后翻譯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嚴譯《天演論》)……1894年，自稱是‘達爾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發表了《進化論與倫理學》……”其中，《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出版時間有誤，不是1894年，應是1891年;而《天演論》的始譯時間與出版時間有待商榷。　　《天演論》的始譯時間不易確定，但出版時間至少可以確定，一般按首次出版時間認定。國內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認為“嚴復于1879年回到中國，僅一年過后，使他聞名于世的譯著，即基于托馬斯?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與道德》翻譯而成的《天演論》出版了。”(《中國翻譯》2006年第1期第6頁)又如王宏志在專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中明確寫道:“嚴復的翻譯活動開始于1892年，最早譯出來的是宓克(A.Michie)的《支那教案論》(MissionariesinChina)，……1897年，嚴復翻譯及出版了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論與倫理》中《序論》及《本論》兩篇，名為《天演論》。”再如劉夢溪認為“嚴復的譯事開始于1898年，他以精熟的海軍戰術和炮臺學的留英學生的身份，而去譯介西方的人文學術思想著作，這本身就值得注意”。(《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頁)其實，嚴復最早的翻譯活動始于他留學倫敦的1878年11月，時年24歲，譯蒲日耳著《游歷日記》，又譯《泰晤士報》報道文章《中國初次遣派駐英欽差大臣將啟程離英》，送呈駐倫敦中國公使郭嵩燾。1879年回國，并沒有馬上投入翻譯事業，但不至于晚到1898年。而《天演論》譯出的時間也不是1780年和1897年。　　《天演論》到底譯自何年?這與甲午戰爭的進展密切相關。　　1894年7月25日，日本對駐朝中國軍隊發起進攻，這年干支為甲午，史稱“甲午戰爭”，直至1895年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簽字，甲午戰爭結束。1894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為第一階段，主要是朝鮮境內的陸戰，9月下旬同時爆發了黃海海戰。戰爭結果如何，似乎也難以預測，這時嚴復動筆譯《天演論》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階段，1894年10月26日，日軍突破清軍鴨綠江防線，清軍全線崩潰。同一天，在軍艦掩護下日軍在旅順花園口登陸，11月22日，日軍攻陷旅順口。清軍節節敗退，不可收拾，陸海兩條戰線均顯敗績，嚴復應該受到當頭棒喝，此間可能萌發翻譯的念頭。　　第三階段，1894年12月-1895年3月，清軍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兩個戰場全面潰敗。1895年2月17日，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覆滅。此間，尤其是1894年12月-1895年1月，嚴復最有可能翻譯《天演論》。甲午戰爭還未結束，嚴譯《天演論》1895年3月就問世了，可見嚴復受國運刺激之深，譯書反應之快。北洋艦隊的覆滅，應該是嚴復最大的痛。北洋水師學堂為海軍培養人才，北洋艦隊大小將領有的是嚴復的同學，更多的是他的學生。更為重要的是，同樣是向西方學習軍事，創建海軍，中國敗給了日本，這不得不促其反思。痛定思痛，得尋找戰敗國衰的根源，要從思想上尋求出路。　　上述是從國運時勢與翻譯的關系的推算，下面試從出版方面推算。現今發現《天演論》最早的譯本是1895年3月陜西味經售書處刊印的《天演論》，無自序和吳汝綸序，無譯例言，且文字與后來譯本有較大出入。這表明:第一，一部五萬字左右的小冊子嚴復獨譯，毛筆書寫甚至是謄抄，大約需要兩個月。譯稿從天津傳至陜西，加上刻版、校對、印刷、裝幀等，大約需要一個月。從譯到印，前后至少得三個月。從1895年3月往回推算，起譯時間也應在1894年底至1895年初;第二，該印本無自序和吳序，表明是初稿，或是他急于讓人印出以傳播，或是有人一睹為快，欲印之以傳播，來不及做這些次要的工作;第三，文字粗糙，與后來的版本有出入，正說明初譯不完善，也來不及完善，卻反證是應急之譯，情急之譯。　　甲午戰敗是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外因，嚴譯《天演論》起筆于1894年冬或1895年早春，初稿落筆于1895年春，1895年3月由陜西味經售書處初印，1898年6月由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私自木刻印行問世，為第一個通行本;1898年12月由天津侯官嗜奇精舍石印發行，是刻印質量最好的版本之一。1905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由于1895年的版本后來才被發現，現在也不易找到，認定《天演論》正式出版于1898年，則是學界的共識。

《天演論》主要講述了宇宙過程中的自然力量與倫理過程中的人為力量相互激揚、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根本問題。《天演論》的基本觀點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萬古不變，而是不斷進化的；進化的原因在于“物競天擇”，“物競”就是生存競爭，“天擇”就是自然選擇。這一原理同樣適用于人類，不過人類文明愈發展，適于生存的人們就愈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進化論學說的基礎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奠定的，赫胥黎堅持并發揮了這一思想。《天演論》是嚴復最著名的譯作。《天演論》分導言和正文兩個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學術講座上的講稿，導言是1894年他在講稿付印前添寫的，較正文還長些。

《天演論》是嚴復最著名的譯作。《天演論》英文書名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作者赫胥黎是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的朋友，也是達爾文學說的忠誠擁護者。《天演論》分導言和正文兩個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學術講座上的講稿，導言是1894年他在講稿付印前添寫的，較正文還長些。《天演論》的基本觀點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萬古不變，而是不斷進化的；進化的原因在于“物競天擇”，“物競”就是生存競爭，“天擇”就是自然選擇；這一原理同樣適用于人類，不過人類文明愈發展，適于生存的人們就愈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進化論學說的基礎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奠定的，赫胥黎堅持并發揮了這一思想。　　嚴復譯述《天演論》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評論，有發揮。他將《天演論》導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并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他在闡述進化論的同時，聯系中國的實際，向人們提出不振作自強就會亡國滅種的警告。嚴復在按語中指出，植物、動物中都不乏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例子，人類亦然。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面對當時中國的民族危機，嚴復尖銳指出，中國再也不能不看實際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彈“夷夏軒輊”(軒輊xuan zhi本義：中國古代一種前頂較高而有帷幕的車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調，弄得不好，就會亡國滅種。《天演論》告訴人們亡國滅種的威脅，但又不是無所作為的悲觀主義，它啟示人們，中國目前雖弱，但仍有挽救的辦法，這就是強力競爭，通過努力，改變目前弱者的地位，變為強者。　　《天演論》于1896年譯成，……他說，達爾文的書，在歐美兩洲，幾乎家置一編，婦孺皆知，其學說最要有二，一曰物竟，一日天擇。此外，嚴復還把《天演論》譯稿給梁啟超等人看過。因此，《天演論》正式出版雖在1898年，但其物競天擇的理論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傳開。　　《天演論》從翻譯到正式出版，經過3年時間。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戰慘敗，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維新運動持續高漲。這時候《天演論》出來了，物競天擇出來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強烈的震動。以文名世的同治進士吳汝綸看到《天演論》譯稿后，贊不絕口，認為自中國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宏制。這位五十幾歲的老先生，激賞之余，竟親筆細字，把《天演論》全文一字不漏地抄錄下來，藏在枕中。梁啟超讀到《天演論》譯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對之加以宣傳，并根據其思想做文章了。向來目空一切的康有為，看了《天演論》譯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認從未見過如此之書，此書“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青年魯迅初讀《天演論》，也愛不釋手……一位頭腦冬烘的本家長輩反對魯迅看這種新書，魯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么不對，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侍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于此可見《天演論》深受當時社會的歡迎。　　在《天演論》問世以后，“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充斥報紙刊物，成為最活躍的字眼。有的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為作文題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競存”、“適之”等作為自己的字號。　　胡適回憶：(在澄衷學堂)有一次，他(國文教員楊千里)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戰屢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敗”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多少年輕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據統計，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論》就發行過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這是當時任何其他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其之所以如此風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這一主要原因以外，譯筆古雅耐讀，也是原因之一。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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