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藏傳佛教的大旗插上五臺山

辯駁道經 東傳密宗

蒙元時期，以薩迦派為代表的藏傳佛教在中央政權的大力支持下在整個中國大地廣傳，輝煌一時。然而，八思巴的帝師成就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風順，這還要從執掌大權的蒙古族宗教傳統說起。

藏族與蒙古族都是從草原發跡的游牧民族，藏族有自己的原生宗教苯教，蒙古族也擁有薩滿教。苯教與薩滿教都是崇拜自然神靈、行巫師占卜打卦之儀軌的原始宗教。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因為靠近佛國印度，較早地接受了佛教思想，原生的苯教與印度佛教在這里匯集成了獨一無二的藏傳佛教。到了成吉思汗在政治軍事上橫掃歐亞時，青藏高原的藏傳佛教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

從蠻荒草原到入主中原，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見到了更為廣闊的世界，以及存在于這個世界的多種精神力量，薩滿教的原始屬性已經不能駕馭屬地之內的各個民族、各種文明。于是，他們開始吸納各種先進的宗教，并從中找尋一種最使人信服，最能統領普天民眾的宗教思想。

據《多桑蒙古史》記載，成吉思汗命令他的子孫，切勿偏重任何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平等對待。而在馬可波羅的記述里，元世祖忽必烈還稱自己對基督教的耶穌基督、回教的摩訶末、猶太教的摩西、佛教的釋迦牟尼都致敬禮。

成吉思汗時期，佛教與道教都成了他的座上賓。1222年8月，道家真人丘處機應邀西行，拜見成吉思汗于西域大雪山的行宮(位于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之西北)，宣講道教。佛教方面又傳詔命僧人海云及其師中觀統領漢地僧人。蒙哥汗即位后，“以僧海云掌釋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

這時，道家與佛教實力幾乎是齊頭并進，不分上下。直到1258年，一場佛道大辯論在忽必烈的主持下進行，內容為釋道兩教辯論《老子化胡經》的真偽。當時參加辯論的佛教方面以國師那摩為首，八思巴為主要辯論者之一。客觀來說，佛教與道教教義發源不同，教義不抵，各存優勢，但這場辯論的結果竟是17位道士削發為僧、45部道教經書被焚，237座被道教所占的寺廟重歸佛法。而佛教能勝出的關鍵，在于當時道家領袖們占寺為觀、力傳《老子化胡經》打壓佛教，而以那摩及八思巴為首的佛教代表，尤其發揮了藏傳佛教修習中重視以辯論進行學習的特長，八思巴以其精深的佛法修養和雄辯能力，使道士詞窮，獲取了釋家對道家的一次歷史性勝利。

佛家與道家的對抗，以佛教的絕對勝利而收場。而佛教內部，各種派系也在相互對抗或拉攏，以尋找自己的立足之地。

除了藏傳佛教體系內，八思巴與噶瑪拔希的斗法外，八思巴還以藏傳佛教代表者的身份將特有的密宗佛法引人了中原大地，與漢傳佛教碰撞出火花。

五臺山作為中國四大佛教圣地，傳說為文殊菩薩道場。而巧合的是，八思巴的薩迦派正是以文殊菩薩為主要尊奉的神祗。五臺山也成了歷代藏傳佛教高僧向往之地。

薩班早在駐法涼州時，就已對五臺山神往已久，但終未成行。待到八思巴成為忽必烈上師，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于1257年前往五臺山贊頌，并用“千金鑄為佛像，奉祀于五臺山”。這是藏傳佛教傳入五臺山之伊始，自此以后五臺山成為四大佛教圣地中集大小乘佛教為一體的殊勝之地。

據說八思巴根據文殊菩薩顯靈說法、諸佛下降演教的傳說，以徹底的佛教密宗的觀點，將“五臺”看作密法金剛界五部佛的佛座。他從理論上將藏傳佛教與五臺山自然地聯系起來，使得密宗一派在此得到接納認可，也提升了五臺山在藏傳佛教信徒中的崇高地位。八思巴在五臺山一系列的活動使其成為藏傳佛教在中原內地的重要發展中心。

時值今日，人們來到五臺山，第一眼便可見到塔院寺中聳立的巨大藏式白塔，這已經成為五臺山的標致建筑。白塔高50米，全稱為“釋迦牟尼舍利塔”，據專家研究，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尼泊爾匠師阿權尼哥設計建造，俗稱“大白塔”，是蒙藏信徒到此必拜的五臺圣跡之一。而塔院寺傳承的法系既有顯密也有藏密。五臺山臺懷鎮東北2公里處的普恩寺遺址上，還有一座與八思巴直接相關的舍利塔，這便是八思巴衣冠塔。

此外五臺山眾多寺廟中慈福寺、廣仁寺、金閣寺等都有顯著的藏傳佛教色彩，傳承著密宗一派法系。五臺山最大的“黃廟”菩薩頂在每年農歷臘月二十九還會舉行跳金剛神舞的儀式。雖然這些寺廟建寺年代不同，但它們與藏傳佛教的聯系，都源自八思巴1257年的五臺山之行。

佛教與道教、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內部各種派系，在一次次的斗法、辯論中，八思巴憑著自己的高深佛法修為使薩迦派脫穎而出，最終成為元朝時期統治四海的中心宗教思想。

上圖為五臺山普恩寺遺址中的八思巴衣冠塔。當年八思巴于薩迦寺圓寂，五臺山信徒為其在此修建了衣冠塔，700多年過去了，雖普恩寺已不復存在，但這座衣冠塔依然保存完好，至今仍有蒙藏信徒來此禮拜。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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