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来历
漢族是因為有了漢朝才叫漢族嗎？?
??????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百家爭鳴，各家雖因理念不同而相互辯難，但卻普遍表現出對大一統的向往。《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成公十五年云：“王者欲一乎天下”；《論語·顏淵》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云：天下“定于一”；《荀子·議兵》曰：“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致士》曰：“隆一而治”；《呂覽·審分》曰：“一則治，異則亂”。大一統觀念的產生既是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趨于統一，以華夏族為核心的各部族之間交往頻繁不斷融合的產物，同時又加速了秦漢大一統局面的形成，為華夏族過渡發展到漢族，“漢”取代“華夏”成為漢民族族稱奠定了基礎。
??????? 秦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由于強大的秦王朝威名遠播，所以周邊各族、各國都稱中國人為“秦人”，直到漢代時仍有“秦人”之稱。但秦畢竟短祚，比不上代之而起的漢王朝統治綿長，故而“秦人”實際上只是從“華夏”到“漢人”之間的一個過渡，最終成為漢族族稱的不是“秦”而是“漢”。
???????? 在漢族形成的過程中，司馬遷及其《史記》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司馬遷在《史記》中梳理華夏統緒，整合華夏歷史，認定黃帝是天下共祖，各族皆黃帝子孫；宣揚大一統思想，崇尚統一，反對分裂，敘述了漢族形成的歷史，樹立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觀念，影響極其深遠。白壽彝先生對此評論道：“盡管司馬遷還沒有‘漢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會意識到這是為一個民族的形成寫歷史，但實際上他做了這個工作。一直到現在，他的工作成果還是我們研究漢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獻。”翻閱《史記》我們便會發現，“漢王”、“漢吏”、“漢將”、“漢兵”、“漢卒”等詞匯隨處可見，但卻不見“漢人”、“漢民”等稱謂。“漢人”、“漢民”等稱謂始見于《漢書》。漢武帝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復征大宛，“聞宛城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宣帝建康中，魏相上書諫曰：“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元帝時，郎中侯應曰：“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平帝時，中郎將平憲奏言：“羌豪良愿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愿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到了東漢，“漢人”、“漢民”等稱謂越來越多見。光武帝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皆有降羌，羌胡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奧革建日逐王比因未能立為單于，“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建武二十六年，“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明帝永平三年，“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于闐王”。安帝永初三年，“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還而說南單于擊漢，漢兵反擊，“單于見諸軍并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盡死，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乃還所鈔漢民男女。”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永和六年，中郎將張耽“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
???????? 上述“漢人”、“漢民”無疑是指漢朝之人，同時也是指在華夏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民族共同體。“漢人”這個農耕民族共同體與北方以匈奴族為核心的游牧民族共同體長期互市、戰爭，彼此強化著對方的民族意識。“漢人”的族稱含義正是在“胡漢”、“夷漢”、“越漢”并稱時凸顯出來的，“漢人”、“漢民”等稱謂都出現在同匈奴、西羌、南蠻、大宛等周邊少數民族發生關系時即為明證。兩漢時期“漢”之族稱含義由于其原本具有的朝代含義而顯得不夠明確，隨著漢朝統治的終結，“漢人”一詞雙重含義中的朝代含義自然消失，其族稱含義終于明確起來。
三、整合期（魏晉南北朝至清末以前）
???????? 魏晉南北朝是秦漢大一統之后第一個大分裂的時期，同時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時期，“漢人”一詞得到廣泛應用。《三國志·魏書·武帝記》：興平十一年，“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余萬戶。”《三國志·魏書·田疇傳》裴松之注：田疇“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引魚豢撰《魏略》：王莽時有人在辰韓之地“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樹木，為韓所擊得，皆斷發為奴。’”“胡眾”與“漢民”并列，“韓人”與“漢人”對稱，“漢”之族稱含義顯而易見。只是所記之事或發生在王莽之時，或發生在漢朝新亡不久，仍難脫“漢朝之人”之嫌。西晉末年，江統作《徙戎論》：“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余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后，族類蕃息，即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此乃江統為證其說而引漢朝故事，其中所稱“漢人”之族稱含義仍不十分確定。
???????? 西晉滅亡，五胡十六國興起，北方游牧民族鮮卑、匈奴、羯、氐、羌等入主中原，這是自華夏族形成以來的第一次。接著又出現了南北朝分裂對峙的局面，南方由漢人建立的東晉、宋、齊、梁、陳相繼統治，北方由鮮卑等少數民族建立的北魏、東魏（北齊）、西魏（北周）管轄。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時期，各民族的大范圍流動、高強度對抗使得本已存在的民族稱謂更加清晰。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漢化改革，遷都洛陽，“班賜冠服”，改從漢姓，“斷諸北語（鮮卑語），一從正音（漢語）”。孝文帝改革促進民族融合，強化了“漢人”的族稱含義，陳連開先生認為，“漢人”確定無疑是民族名稱，大概是在孝文帝改革的時候。
???????? 北齊時有個漢將高昂隨高歡討爾朱氏，高歡對他說：“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余人共相參雜，于是如何？”昂對曰：“愿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昂帶兵有方，屢立戰功，“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御史中尉“劉貴與昂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作為鮮卑化的漢人，高歡深知團結漢人的重要性，他在起事時就當眾立下“不得欺漢兒”的規矩。坐了帝位后，他常對鮮卑人說：“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又對漢人說：“鮮卑是汝過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此外，《北齊書》中有“漢輩”、“狗漢”、“漢老嫗”等稱；《北史》中有“漢家”、“漢地”、“癡漢”、“漢小兒”、“漢婦人”、“賊漢頭”、“空頭漢”等稱；《宋書》中有“漢女”、“山東雜漢”等稱；《南齊書》中有“不專漢人”、“母是漢人”、“通胡漢語”、“胡木漢草”、等語。
???????? 上述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漢人”一詞在南北朝時期已完全脫離了“漢朝之人”的本義，用以指稱同鮮卑等游牧民族相區別的民族共同體，并已完成了由他稱向自稱的轉變。誠然，上述史料也反映出當時民族之間不平等的事實，集中體現在鮮卑人對漢人的歧視上。個中緣由，本文認為主要有二：其一，鮮卑人入主中原，與漢人爭奪中國正統，故而有意貶漢；其二，鮮卑人生性剽悍，覺得漢人柔弱怯懦，故而輕視漢人。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在長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征服后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32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交融的歷史進程充分證明了這一論斷，此后的歷史事實繼續證明著這一論斷。
????????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時期“中國人”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不再像先秦秦漢時期那樣僅僅指稱華夏族或漢人，而是擴大到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中原地區的人們。這是因為石勒、苻堅、拓跋氏等曾統一北部中國的少數民族統治者都以“中國皇帝”自居，要求共享“中國”稱號，所以必須擴大“中國人”的內涵，將其與“漢人”區分開來，從而把本民族納入到“中國人”的行列中去。
???????? 隋唐時期繼續著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民族大融合。與其說隋唐是漢人王朝，不如說是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的聯合王朝。隋唐時期，除了沿用“華夏”等稱謂，以及使用“隋人”、“唐人”等稱呼外，更多的還是用“漢”作為族稱。《隋書·梁睿傳》：南寧州“其地沃壤，多是漢人。”《舊唐書·溫彥博傳》：朝臣多主張將突厥降人“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奴。”《舊唐書·元王壽傳》載鴻臚卿元王壽謂突厥頡利可汗言：“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舊唐書·李績傳》：“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于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舊唐書·西戎傳》載高昌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滅。”《舊唐書·穆宗本紀》中有個頗為有趣的記載：“隴山有異獸如猴，腰尾皆長，色赤青而猛鷙，見蕃人則躍而食之，遇漢人則否。”蕃漢之別獸類竟也察覺得到。
?????? 《舊唐書》中“漢”、“漢人”、“漢官”、“漢使”、“漢將”、“漢兵”、“漢軍”、“漢騎”、“漢俘”、“漢家”、“漢輩”、“漢疆”、“漢界”、“漢城”、“漢關”、“漢儀”、“漢法”、“漢天子”、“蕃漢”等名詞不勝枚舉，唐詩中此類詞語也屢見不鮮，如邊塞詩人岑參詩云：“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這些既反映出唐代民族交往之頻繁，民族關系之密切，反映出“漢”這一族稱應用之廣泛。
???????? 五代繼唐，大量使用“漢人”、“蕃漢”等稱謂。后晉天福中，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上表指斥石敬塘“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契丹右仆射、平章事張礪“始陷契丹時，曾背契丹南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舍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足見是時漢與契丹之間文化風俗差異之大，人們民族意識之強。
???????? 遼宋夏金元是中國民族重組的又一重要時期。除“漢人”繼續作為族稱外，還曾以“燕人”、“南人”、“契丹”代稱漢人。經過長期整合，最后重新統一到“漢人”上來。
???????? 宋代蕃漢對稱。王安石奏曰：“蕃部既得為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蕃漢為一，其勢易調御。”遼是以契丹為主體民族，契丹和漢人共建的政權，“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契丹族漢化程度頗高，最終完全融入漢族，遼末便有“契丹、漢人久為一家”之說。金時“漢人”語義較為復雜，主要指原來遼國境內的漢人及契丹人、渤海人，這部分漢人因居于幽燕一帶，又被稱為“燕人”。居住在河南、山東被金新征服之地的漢人稱為“南人”，而對宋朝人士則直呼“宋人”，有時亦稱“南人”。《金史·世宗下》記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金史·賀揚庭傳》：“世宗喜其剛果，謂揚庭曰：‘南人礦直敢為，漢人姓奸，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為官。’”“燕人”、“南人”、“宋人”、“漢人”并稱，顯然各有所指，可證前文之說。
???????? 從遼末金初到有元一代，“契丹”曾為“漢人”之別名。賈敬顏先生專門作文進行考釋，認為首先是漢人大量進入契丹地區而被契丹化，其次是契丹人大量南來漢人地區而被漢化，久而久之，兩者合而為一，漢人即契丹，契丹是漢人。元代“漢人”一詞的含義更為復雜。據陶宗儀《輟耕錄》卷一記載，“漢人”竟有八種之多，排除重復者，再加上遺漏者，實際上有五種：契丹、高麗、女直、渤海、漢人。元朝統治者將子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其中漢人包括契丹人、女直人和原來在金統治下的北方漢人，南人指南方漢人和其它各族人。遼金元三代“漢人”含義之復雜多變，恰從一個側面體現出這一時期民族交融之劇烈，漢族隊伍之壯大。漢族在遼金元時地位雖低，但陣容龐大，且同化力極強，三代統治民族中契丹族、女直族后來基本上消融于漢族，蒙古族也有不少人被漢族同化。正因為如此，所以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漢”作為族稱一直延續了下來。
???????? 明清時期，漢族族稱不似遼金元三代那樣紛繁復雜。明代主要稱“漢人”，間或使用“華人”、“明人”、“中國人”等稱謂。清代漢族稱謂進一步單一化。“漢人”與“滿人”相對而稱，如順治諭曰：“滿漢人民，皆朕赤子”，而“華人”、“中國人”則包括滿人在內，并逐漸成為與外國人相互區別的稱謂。
???????? 綜上所述，從魏晉南北朝至遼宋夏金元明清，在長達一千六百余年的時間里，中國就像座大熔爐一樣不斷地陶冶、鑄造著中華民族。作為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漢民族不斷發展壯大，其族稱經歷了由紛繁復雜到趨向統一的整合過程。到清末以前，隨著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漢族族稱的整合過程基本結束，但“漢”與“族”尚未組合成一個復合詞，“漢族”一詞尚未出現。
四、確立期（清末至民國）
???????? 在清末以前的中國典籍里找不到“民族”一詞，“民”與“族”都是分別使用的，而且與“族”有關的詞匯有“種族”、“族類”、“部族”、“氏族”、“宗族”、“邦族”、“親族”、“家族”、“士族”、“門族”、“豪族”、“貴族”、“皇族”、“冠族”、“寒族”、“他族”、“外族”、“三族”、“五族”、“九族”、“赤族”等等。在清末以前的中國典籍里也找不到“漢族”一詞，稱呼不同的族群一般為“×人”、而非“×族”，如“漢人”、“胡人”、“夷人”、“滿人”、“苗人”等。雖能偶見“契丹族”、“羌族”43、“回族”44等稱謂，但并非普遍使用的族稱。“民族”、“漢族”等名詞在中國出現是在清朝末年。
???????? 鴉片戰爭以降，中國屢遭列強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空前覺醒。目前所知道中國文獻中最早使用“漢族”一詞的，可能是太平天國后期侍王李世賢《致各國領事書》；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可能是王韜1882年發表的《洋務在用其所長》一文，但都不具有普遍意義。19世紀末，西方民族主義通過日本傳入中國，在民族危機、民族主義及日本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漢族”等概念真正出現。1895年，被孫中山譽為“共和第一烈士”的陸皓東在《就義供詞》中慷慨陳詞：“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1897年，唐才常在《各國政教公理總論》中說：成吉思汗“子若孫撫中原，以奴漢族”。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中介紹日本著作時，大量使用了“民族”一詞，同時還使用了“漢族”、“蒙古族”等稱謂48。梁啟超不是中國第一個使用“民族”、“漢族”等概念的人，但卻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系統地闡述西方民族主義理論，準確理解“漢族”的族稱含義，并自覺地、經常地加以應用的人。
???????? 20世紀初，尤其是從1903年起，由于列強的步步進逼，清廷的腐朽無能，蘇報案和沈藎案的接連發生，使得滿漢矛盾驟然加劇，革命運動蓬勃興起。革命派利用民族主義這面旗幟號召國人排滿反清，挽救中國。他們加大了宣傳民族主義的力度，掀起了繼西漢之后又一次尊崇黃帝的高潮，“漢族”、“黃帝子孫”等稱謂迅速成為流行語。1903年，鄒容在著名的《革命軍》一書中大聲疾呼：“中國華夏，蠻夷戎狄，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章太炎在《駁康有為書》中號召“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蔡元培在《釋仇滿》一文中強調“吾國人一皆漢族而已，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劉師培在《黃帝紀年論》一文中認為：“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孫中山在《敬告同鄉書》中主張“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這些發表于同一年里的言論，對于促進反清革命之功及宣揚大漢族主義之過，早有公論，不必贅言。我們只想指出“漢族”一詞在20世紀初被大量使用和廣泛認同的事實，這是“漢族”這一族稱確立的主要標志之一。
???????? “漢族”族稱最終確立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漢族”與“華夏”、“中華民族”等稱謂的徹底分離。“中華”一詞起源于晉，《晉書》中至少出現過四次，是由“中國”和“華夏”復合而成，其義與“中國”、“華夏”大致相同。20世紀初，就在“漢族”一詞開始普遍使用時，“中華民族”一詞誕生了，其最初的使用者是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最初的含義與“漢族”相同。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說：“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這可能是“中華民族”一詞首次出現。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認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通俗稱所謂漢族者”。1906年萍瀏醴起義檄文中稱“中華漢族”，干脆將“中華民族”和“漢族”合二為一，形象地詮釋了二者的一致性。中華民國建立后，滿漢矛盾消解，“五族共和”說大倡，“中華民族”一詞的含義發生變化，開始指代更高層面上的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共同體。1919年，孫中山在解釋民族主義時說：“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于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將“中華民族”與“漢族”區分為不同層次的民族概念，視中華民族為漢、滿、蒙、回、藏等民族合成的多民族的共同體。
???????? 二十世紀20、3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個研究中國民族史的小高潮，發表出版了一批學術論著，如梁啟超的《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王桐齡、呂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人分別撰寫的《中國民族史》。其中梁氏之作可謂中國民族史研究的開山之作，王、呂、宋、林等人都是循其思路編寫《中國民族史》的。這些著作從學術角度進一步確立了“漢族”族稱。1934年，呂思勉在《中國民族史》一書中不贊成把“華”、“夏”、“漢”等而同之，用“華族”、“夏族”來替代“漢族”作為族稱的做法。他認為：“漢字用為民族之名，久以不關朝號。如唐時稱漢、蕃，清時稱滿、漢，辛亥革命則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是也。此等豈容追改？夏族二字，舊無此辭，而華族嫌與貴族混”，力主繼續使用“漢族”作為族稱。其論說理透徹，頗有見地。此后“漢族”與“華夏”、“中華民族”等曾經指代漢族的稱謂徹底分離，成為漢族唯一的族稱，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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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