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幸看到了一個視頻，視頻中，一位老先生穿著樸素的白背心，伏在桌上，對著電腦，一手按著寫滿密密麻麻數學公式的本子，另一只手僅用單指吃力又緩慢地按著鍵盤。

老先生全神貫注地研究

他是 “背心院士” 高伯龍先生，中國激光陀螺奠基人，中國工程院院士，一位畢生致力于科研學術、為國家默默奉獻了幾十年的偉大科學家。

高伯龍院士這一生都平凡樸素、默默無聞。學生撰寫的論文，他往往仔細推敲，提思路、出觀點、改論述，卻從不在論文上署名。

直到這短短幾秒的視頻曝光的一刻，高伯龍院士才第一次被公眾知曉，可誰知，短短幾年后，他便與世長辭，享年89歲。

高伯龍院士吃力地操作鍵盤

高伯龍院士畢生兢兢業業，嚴謹求實，教書育人治學。科研上碩果累累，著作等身，為國防科技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教學上傳道授業，蠟炬成灰，為國家和軍隊培養了無數人才。

通過查閱資料，我了解到了更多高伯龍先生的生平和偉大事跡，所有內容都值得和大家分享學習。

以下部分內容來源：中青在線網、北京日報長安街知事微信公眾號、軍報記者微信公眾號、科技日報。

他的貢獻

高伯龍院士稱得上中國激光陀螺第一人。

激光陀螺究竟有多重要？現代戰爭中，以激光陀螺為核心部件的自主導航系統，能使飛機、艦船、火箭、導彈等運動載體不依賴外部導航信息，不受各類通訊系統的限制，精確制導。這項技術，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國等極少數國家掌握。

因為這小小的陀螺，我國有了實現精準打擊的有力神器，有了挺進深藍的尖端儀器，有了制勝戰場的神兵利器。讓我國成為全世界第四個能獨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國家。而創造這一佳績的，就是高伯龍領銜的國防科技大學激光陀螺團隊。

這項高精尖的研究，最初起源于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留下的兩張小紙片。

上世紀60年代，在激光誕生后不久，“環形激光器”作為新型導航設備的核心，引起了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科學家的普遍關注。當時，美國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臺激光陀螺儀，引發了世界導航領域的一場革命。

錢學森以他對新技術的敏銳，建議國防科技大學開展激光陀螺研究，并將激光陀螺的大致原理寫在紙片上，交給了學校一位領導。學校迅速成立由高伯龍、丁金星等13人組成的課題組，緊鑼密鼓地開始了激光陀螺研制。

在承擔這項任務之前，高伯龍的興趣一直都在理論物理研究領域，而非應用物理。放棄被自己視作學術生命的理論物理研究，轉而從事應用物理研究，對高伯龍來說是最為痛苦而艱難的。盡管如此，他還是毅然投入到研究之中：“真正的愛國應該是把自己的前途與國家的利益密切結合。”

擺在他們面前的困難顯而易見：激光陀螺研制不僅集成了光、機、電、算等眾多高技術，更涉及超高精度拋光、極低損耗鍍膜、裝配總成等尖端工藝。以當時國內的科研條件與工藝水平，這項研究簡直比登天還難。

創業之初，團隊什么都沒有，“就連鐵架子、點焊機、高壓電源這些最基本的器材都是自己做的。”更要命的是，他們連制作激光器用什么材料也不知道。但他們沒有放棄。沒有實驗場所，把廢棄食堂改成實驗室；沒有軟件，就自己動手編程；經費不足，就利用廢棄材料自己造設備、搭平臺。

高伯龍教授在指導科研人員調試激光器

最終，他們成功了。第一代環形激光器實驗室原理樣機，某型環形激光器實驗室樣機，一個接一個誕生。中國第一臺環形激光器工程樣機，也在1994年誕生。為了這最終的工程樣機，近60歲的高伯龍重新當起了學生，開始自學計算機編程知識。

他的為人

高伯龍院士從不做空對空的所謂理論研究。

由于保密等原因，高伯龍在參與激光陀螺研制工作數十年間，僅公開發表論文30余篇，但每一篇都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指導性。他從來不做空對空的所謂理論研究。

高伯龍對科學研究的嚴肅態度和嚴謹學風，也通過他的言傳身教，深刻影響著他的弟子。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是高伯龍衡量評價他的博士生、碩士生學術水平的重要標準。他交給學生的課題，幾乎全部是激光陀螺研制中急需解決的攻關課題，有時甚至是研制國外禁運的先進儀器設備，難度很大，以致出現過受邀參加他的碩士生畢業論文答辯的專家，誤以為是博士生畢業論文答辯的趣事。

如今，他的諸多弟子已成為國防科技大學激光陀螺研制領域新的領軍人物和重要技術骨干。

高伯龍在1995年接受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欄目記者采訪時說，“我始終認為，我想干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干成，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高伯龍和其團隊像陀螺一樣圍著軸心轉，才有一次次艱苦鏖戰，突破了一項項理論研究難點，攻克了一個個技術工藝難關——1976年，高伯龍撰寫的《環形激光講義》一書出版；1984年，實驗室樣機研制成功；1994年，我國第一臺激光陀螺工程化樣機誕生，我國成為繼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四個能夠獨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國家……

工作時嚴肅認真，生活中和藹幽默。

在外人看來，高伯龍院士每天都在實驗室工作，眼中心里只有激光，平時不好打交道。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高院士既關心國家大事，又關愛同事家人，工作起來嚴肅認真，生活中卻和藹幽默，至情至性。

高伯龍正在進行科研工作

2008年初，一場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襲擊長沙，電力供應極其緊張。那段時間，實驗室只有晚上有電。高伯龍為了工作，他白天睡覺，晚上做實驗。博士生小文回憶，“那段時間，校園里積雪很深，高老師穿著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著，堅持每晚到實驗室來觀察數據，指導試驗，而且總要一直工作到清晨停電后，才步履蹣跚地回家。即將滿八十歲的老人了，我們這些學生看著既欽佩又心疼。”

高伯龍院士在學術上極其嚴謹細致。學生撰寫的論文，他往往仔細推敲，提思路、出觀點、改論述，卻從不在論文上署名。高院士在發表論文上更是謹慎，且堅持只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論文，近10年來僅在《中國科學（英文版）》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總結了10多年來在環形激光器研制方面的主要成果。

在生活中，高伯龍是一個慈祥而又不失幽默的老人。除了醉心于激光研究，高伯龍還喜歡閱讀文學和歷史方面的書籍。年輕時讀過的《三國演義》《水滸》，書中典故至今能信手拈來，對魯迅先生的作品也很熟悉，有一次跟學生聊天，提起《聰明人、傻子和奴仆》，他還開玩笑地給在場的人對號入座。

雖然年事已高，高伯龍每天堅持讀報紙、看電視，關注國家大事，而且喜歡與當過教師的老伴討論，寫時評。他的時評文筆犀利、一針見血，多次被媒體選用。老伴聽力不好，去醫院看病聽不清醫生的話，高伯龍就陪她一起去，認真聆聽后再把醫生的囑咐詳細寫給老伴看。他的象棋下得好，經常與家人、朋友對弈，贏了固然高興，偶爾輸了卻也非常開心。

高伯龍院士在病房堅持查閱資料

他的經歷

身處逆境仍思科學強國。

高伯龍籍貫廣西岑溪（目前為縣級市）歸義鎮謝村，1928年6月29日生。抗戰時期為躲避戰亂曾隨母親回岑溪居住。此后隨其父輾轉各地，曾就讀于南寧、梧州、桂林、杭州、武昌、岑溪、宜山等地的多所小學，也曾休學在家自修。他兩次跳級，小學畢業時10歲半。在家自修期間，全家居住在鄉下，信息閉塞，父母又忙于工作，竟然錯過了報考中學的時間。1940年9月，他考進蜚聲戰時大后方的桂林漢民中學。

然而，戰火打斷了高伯龍的學業。1944年9月，高伯龍進入高中二年級學習僅兩個月后，日軍即進犯廣西。高伯龍隨學校撤退。國難當前，年僅16歲的高伯龍決定投筆從戎，抗擊日寇。當年即同報名從軍的同學一起，徒步前往四川入營。然而目睹國民黨軍隊腐敗，而他所在青年軍大部并未開赴前線作戰，從戎抗敵的愿望破滅，他更加堅定了科學強國的志向。

抗戰勝利后，高伯龍重返校園讀書。幸運的是，高伯龍又進入一所名校——上海中學學習。他在該校僅讀了高二一年，即于1947年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報考清華大學時，在數學系和物理系之間頗多考慮，最后以物理學家必兼數學家的看法而選擇了物理系。1951年畢業時，他被評為清華大學物理系當屆兩名優秀學生之一。

**畢業分配時，高伯龍希望進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理論物理研究，這是他熱愛和擅長的方向，但最后卻被分到中科院應用物理研究所。**三年后的1954年，高伯龍被哈軍工選調到該校物理教授會，擔任物理教學工作。除普通物理外，他還講授熱力學、統計力學、電動力學、量子力學等課程，并為全校干部師生講授過帶有普及性質的原子武器大講座。

因工作出色，高伯龍很快脫穎而出，成為學院青年教師中的佼佼者，1956年即晉升為主任教員、講師，1962年晉升為副教授。他于1960年主編的三四十萬字的《大學物理學》教材得到學院的高度評價，學院曾對他作出如下評價：“教學效果好，在軍事工程學院和哈爾濱工業大學都比較有聲望。”

高伯龍指導博士生工作

參加工作以后，高伯龍對當時“重政治，輕業務”的現象和做法一直持反對態度，他認為只有多讀書鉆研學問，多做實際研究工作，才能報效國家。抱著這樣的信念，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高伯龍受盡磨難，險被發配農村改造，多年身處逆境之中，但高伯龍始終未曾泯滅科學強國的夢想，始終孜孜于學術研究。其日益深厚的理論物理造詣，為他在激光陀螺研究領域取得豐碩成果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一窮二白起家，42 載艱苦跋涉，為了這方寸之間的國之重器，最后，他卻付出了身體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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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高伯龍院士的生平事跡后，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自己的心情，更無法去表達對高伯龍院士的崇高敬意。

永遠愛戴，永遠懷念。

昨天我還在因為工作而失意，為搏流量而發愁。但高伯龍院士哪怕是沒有從事自己熱愛和擅長的研究方向，也仍然為了國家默默堅持了幾十年。如今有那么多優秀的榜樣、那么多默默無聞甘愿付出的人在負重前行，我們又有什么資格去怨天尤人？又何懼為了理想和生活而拼搏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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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穿背心的老院士，86岁，重病，还在敲代码，单手！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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