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22 年找工作，毕业生们的 “最后一课”
文丨李婭寧 朱凱麟
編輯丨姚胤米
在正式找工作之前，大四學生郭栩（化名）不曾認為這會是特別困難的一件事。她會這么想，不是因為不諳世事，而是父母、長輩們的經驗在前。走出大學，社會上大把的機會朝他們伸手，只要夠努力，想要賺錢，真沒什么難的。
1977 年，全國統一高考正式恢復，對于那時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青春不必只在勞動和灰頭土臉中度過，一個更有希望的明天就藏在干凈明亮的教室里。
那是一代人篤信 “知識改變命運” 的開始，此后 20 年間，大學生畢業就被分配工作，有些人一踏出校門，就能在社會上擔當要職。
雖然分配工作的大門在 1996 年關閉，但改革開放創造了大量的民營企業，它們又創造出大量的工作崗位。在自由競爭的求職市場，不問出身、不考慮家境，只要能力匹配，學生們大多能被市場給予公平的回報，在一些行業最為火熱時，他們還能得到遠超出自己實際能力的回報。
2022 年，中國高校畢業生達到 1076 萬人，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年。而他們所面對的市場，又是波動最大、不確定性最高的一年。
就業是一個受宏觀經濟影響的系統問題。此前幾年，大量應屆生被不同規模的互聯網公司和依附于互聯網的公司消化。截至 2021 年底，各家互聯網大公司的員工數量是：騰訊 10 萬人，阿里巴巴 25 萬人，京東 32 萬人，字節跳動 16 萬人，美團集團員工 9 萬人，而被他們連接起的供應商公司、外包公司、店鋪賣家、騎手、網約車司機更是數以千萬計。
市場上 “最快” 的互聯網行業也開始慢下來，大學畢業生們無處被消化，學歷已不再是優勢。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吳曉剛 2019 年曾為高校擴招二十年寫過一篇文章：《從 10% 到 90%：高等教育如何走向大眾化》。吳曉剛參加高考的 1987 年，全國考生有 228 萬人，錄取是 27%，而到了 2019 年，千萬人參加的高考，錄取率在 90% 以上。
“讀大學不再等于向上流動。” 他在文中這樣總結。
一條通路的結束，是另一種故事的開始。00 后們的父母在他們這個年紀，剛剛趕上好時候，考大學很難，但找工作很簡單。而到了他們這一代，故事反過來了。
高校內的就業率博弈?
畢業答辯剛結束，內心的輕快還沒停留一分鐘，郭栩和班上另外 19 名同學被叫到了學院會議室。她知道，輔導員又來催就業了。
郭栩就讀于一所雙非（非 985 或 211）一本院校，英語專業。五月過半時，班里一半以上學生沒有落實去向。在一張長桌旁，學生輪流說自己的打算，輔導員再挨個點評一番。郭栩心想，來到這里的人本來就沒有著落，為什么一定要大家非得說出個著落來呢？
“我們都感覺到被威脅了。” 她模仿輔導員的語氣：
“其他學院不簽三方的同學會影響政審。但我們學院不會這樣。”
“你以為你畢業了之后就和學校沒有關系了嗎？”
“網上一個章 80 塊。但我沒有要讓大家這樣做的意思。”
郭栩很清楚，他們是輔導員完成就業率 KPI 的障礙。她曾把遭遇講給就讀于 985 的朋友，設想大家有相似的經歷。但朋友們沒有被催，其中一位還為他們境遇的不同找到了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你的學校差，你才被催。”
不同水平的高校的就業率情況符合市場規律，受多重因素沖擊最大的，還是雙非一本、二三本院校。
張薇（化名）在天津一所民辦二本就讀，從 3 月 23 日到 5 月 18 日，輔導員一共催了她 7 次。有時是發微信，有時是打電話，每次都直接問 “三方協議怎么樣了”。最后一次，老師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答辯之前，你懂的。”
輔導員的詢問，她總是敷衍過去。直到有一天，一向溫和的論文指導老師也突然開始催就業：
“去問問其他同學是怎么簽協議的。”
“不要因為這個小事影響畢業大事。”
一天早晨，張薇醒來打開手機，屏幕上是指導老師發來的消息：“早上好！簽三方了嗎！？”
一個嘆號和一個問號。張薇氣憤、恐懼、慌張，感到自己退無可退。她想到有位同學經過幾次溝通，被認為 “油鹽不進” 后，指導老師評價其論文 “寫得不太好”。張薇決定妥協——讓父母托關系找一家公司蓋了章，只簽合同不入職，等論文通過，拿到畢業證，八月就解約。
郭栩、張薇只是 2022 年就業不順的應屆生中兩個小小的案例。上海某高校輔導員靳敏（化名）告訴《晚點 LatePost》，截至 6 月 1 日，她負責的 4 個專業的就業率在 40%-60% 不等，約比去年同期低 5%-10%。
高校積極落實就業率，不僅是完成一道行政指令，也關系到各學院之后的發展。江西省教育廳 6 月公開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結構優化調整指導辦法（試行）》稱，對畢業去向落實率低于 50% 的專業點，扣減高校招生計劃；對連續兩年畢業去向落實率低于 50% 的專業點，責令其停止招生。
杜晶晶（化名）是上海某 211 高校的年輕輔導員，她所在的學院并沒有因為上海疫情而降低就業率要求，今年目標仍為 92%。學院領導三天兩頭、不分晝夜地打電話，詢問學生就業情況。“學校希望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即便客觀環境再糟糕，也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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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情況不同于往年。往年三四月份，輔導員的工作重心在就業指導、修改簡歷、崗位推薦，今年大部分時間耗在給封控在宿舍的學生們送三餐和收集抗原試劑盒上。而受疫情影響，近 20 個省市的公務員考試都延期舉行，時間未定，讓保就業任務雪上加霜。
安徽一所二本高校的輔導員劉莉云（化名）負責小學教育專業，雙減政策讓輔導班和私立學校的招聘規模急劇減少。截至 6 月初，班上就業率只有不到 30%。學校從去年 12 月就向輔導員強調就業問題，雖沒有硬性要求，但有時會批評排在末尾的輔導員，有領導甚至半開玩笑說 “完不成就業率就引咎辭職”。
網絡上，大量學生抒發對輔導員的不滿，也常能看到輔導員視角的抱怨。學生夾在嚴峻的就業形勢和輔導員催就業的壓力中間，輔導員夾在就業率指標和學生的抵觸心態中間。
一位二本教師今年要負責十幾個學生的就業。他們是學校虛擬現實（VR）專業的第一屆學生，但連主流的編程語言都不學。大部分學生在校期間沒有實習，專業能力達不到崗位期望。就業情況不好，領導開會要求老師勸學生：不要只想著對口就業。去做銷售、行政、采購都行。
跟著行業一起慢下來的互聯網招聘市場
柳忱（化名）是北京某互聯網大公司資深 HR，負責校招工作近 8 年。放在以往任何一年，她都不會像現在這樣為畢業生們感到擔憂。HR 從宏觀視角看就業市場，知道很多求職者不知道的事。比如說，很多人覺得應屆生只有兩次就業機會：秋招和春招。但在她看來，一年當中的任何時候都可以成為公司吸收新人的窗口——實習的大門一直為他們敞開的呀！
以前，學生們找她咨詢意見，是比較手里的 3 家公司哪個更強；今年則是比不同的路——到底是回老家考公務員，還是考研，還是繼續等字節跳動釋放一個應屆生機會？
互聯網的求才若渴在 2021 年秋天達到頂峰，幾乎每家大公司都喊出了 “史上最大規模校招” 的口號。2021 年 7 月，阿里宣布 2022 屆校招開放 113 種崗位、其中 45 種崗位首次面向應屆生。字節跳動、百度都聲稱計劃開放 8000 個面向應屆生的崗位；騰訊計劃開放 7000 個，比上一年增加 40%。
盡管每家公司對外口徑不同，有的是預期發放的崗位數量，有的是實際需求數量。但當時，公司們的共同認知是：他們都認為確實需要招那么多人。
“那些數據都是真的。” 一位互聯網資深人力專家說。各家去年 6 月的確規劃得很激進，到了 10 月，各個公司發放錄用書的節點，公司還在原來承諾薪酬的基礎上再為應屆生加薪。騰訊很激進，大幅加薪，字節小幅加薪。“其他幾家多少都有跟進加一點，還是想搶人的。” 他說。
而從年底開始，局面徹底反轉。阿里在去年底就計劃裁員，其他公司也相繼跟上。所有公司不再補招應屆生。除了字節美團等少數公司，其他基本不招實習生。有的學生在互聯網公司實習，沒有等到轉正考核就直接被裁。部分公司毀約應屆生。
杜晶晶就有學生被毀約了。“企業打來電話說這個崗位沒有了，如果你還堅持來我們公司，就只能去倉庫當工人，和高中畢業生一起。” 她回憶道。
每年畢業季，互聯網企業毀約應屆生錄用書都并不鮮見。柳忱說：“通常大家對應屆生多少有保護，但現在一塊業務都活不下去，你（招進來）這個人往哪放？”
一位接近美團校招的消息人士稱，美團人力部門 3 月的一次會議要求：2022 屆的崗位需求，原則上全部停掉，的確有需求的可以特批。下架全部崗位，不接受新投遞，有招聘需求的部門從已經投遞的學生里面挑。已經面完了的可以繼續走 offer 流程。2023 屆，研發不變，按原需求繼續招，非研發崗位，重新審批需求。
4 月中旬，阿里校招官網的春招入口顯示為灰色，流程暫停，只開放 2023 屆應屆生的實習申請通道。
每個月狀況都會發生變化，也有公司會降薪重新招聘。上海一所雙非院校的畢業生 5 月曾去 “交個朋友直播間” 面試，對方開出 6000 多的工資。扣去房租，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后來一位朋友告訴他，有人數月前拿到了同樣的崗位機會，當時公司給出的月薪是 1 萬多元。
靳敏的大部分學生秋招時在準備考研，還有的對秋招機會不滿意，選擇等春招，“到了春招，拿到的崗位更差。”
春招的招聘單位和機會降低。到了六月初，“學生們已經是把能簽的都簽了。”靳敏說，還有一些學生把接受范圍內的上中下的崗位都投了，但還沒收到回信。
受疫情影響，互聯網公司的 2023 屆秋招宣傳聲勢弱了下來。一位招聘專家透露，由于多地不方便舉辦線下招聘會，加上公司降本的要求，多家公司裁減了校招預算。
學生們開始投遞以往不考慮的選項。某大型通信國企的 HR 沈瑩（化名）把今年的情勢比做應屆生擠在一個盤子里，但 “水管堵得非常狠”。
受公司業務和形態影響，她們公司并不是有志于從事互聯網的年輕人的第一選擇，年輕人都更想去做一些 “更酷的業務”。以往同期，釋放一個應屆生可投遞的崗位，一周才能撈到四五十份簡歷，今年一天之內，她就收到 377 份簡歷。
沈瑩最近已被大學老師們弄得不堪其擾。4 月開始，就有老師給她微信留言，問她是否愿意到他們學校去看一看，或者能不能讓他們來公司交流一下就業工作。沈瑩不由想起從前，“前幾年校招，都是我們求著人家輔導員、招就辦主任，讓我們能進學校擺個攤，有沒有好生源能推薦一下，人家根本不理我們。”
一位參與過校招的中興人士回憶，2015 年，中興曾到東南大學做宣講，企業準備的禮品都發不完——學生們有更好的選擇。而今年 5 月，東南大學黨委書記（相當于部級干部）到中興通訊南京研究所 “訪企拓崗”，現場還舉行了畢業生代表三方協議簽訂儀式及送崗儀式。
一些高校的校長甚至開始搞 “直播帶貨”，推銷的不是產品，是畢業生。4、5 月，多所高校的不同學院通過公眾號發出《致用人單位的一封信》，“唿吁社會力量伸出援手，給畢業生提供機會。”
靳敏所在的學院也發了類似的文章，但收效甚微，“還不如我自己托朋友有用。” 在她眼里，訪企拓崗也好，向外界唿吁也好，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學校是乙方，不占有主動權。
最近三年，沈瑩能觀察到應屆生的就業狀況一年比一年難，理科生都是如此，更不用說文科生，“完全一個都進不來，想找關系進來現在都不行。”
而還能擠進一家不錯公司的學生，簡歷一個比一個漂亮。一位就職于?vivo?(體內)?的管理層人士近期剛招進來一位應屆生，“很基礎的崗位”，對方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實在比他這個 leader 學歷高出太多。
前述專家感慨：2023 屆，才是真正就業難的一年。“數數行業的企業的年報，有幾家增長 10%，20% 的？” 移動互聯網的高速增長期結束了，現在，是一個谷底。
用考研考公對抗風險
5 月中旬，郭栩參加了一場校園招聘會，企業展臺在羽毛球場圍了一圈，大概 20 家，工科崗位居多。郭栩帶著 10 份簡歷，把能投的都投了，手里還剩 2 份，但投遞的崗位 “沒有一個真正想去”。
一家深圳的互聯網商務公司在招管培生，她仔細一看，要求候選人必須來自 985、211 高校。剩下的崗位，只有海外營銷可以投，薪資標著 4000-8000。她問，實際月薪能有多少？對方答：“績效低的話就是 4000 左右。” 郭栩吃驚：“這還能左？”
招聘會帶來的心理落差非常大。“以前可能朋友或父母給了我一種錯覺，以為賺錢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郭栩在職業規劃上一直遵從父母的意愿。他們覺得未來高校對思政老師的需求比較大，想讓女兒考研時轉到馬克思主義專業，郭栩也覺得 “是一條比較穩妥的路”。
疫情和封控反復，讓郭栩有機會思考和 “時代環境” 相關的問題，對之前規劃的思政老師之路 “沒什么信心了”。在 22 歲，郭栩終于在人生的重要選擇上開始違背父母的意志。
她決定找工作，并且一定要到離家鄉比較遠的城市。但她不得不承認，這兩年外部環境確實不太好，“就覺得你在外面可能因為一句話就被裁了，很沒有安全感，很動蕩。” 郭栩用四個字總結自己的真實感受：我也會怕。
兩年前，她曾經在教培機構實習，就在學校不太遠的地方。今年她再路過那里，看到機構的名字沒變，但牌子已從 “XX 教育” 變成了 “XX 科技”。
民辦二本高校學生李萌（化名）也急著找工作，她學新媒體專業，投了一些互聯網公司運營崗，但 “等了半天都等不到一個結果”。年初，她不再糾結于必須進大公司，投遞的公司從要求本科學歷變成要求大專學歷，從一定要雙休，到大小周也行。不斷讓步的最后，唯一的硬性底線是：公司一定要有社保。
但她至今仍然沒有收到錄用書。
疫情三年，留學生們要么回國后不能返校，要么干脆用網課讀完了留學課程。往年還因畢業時間不同，有幾個月的時間差，今年，留學生們直接撒進就業市場，和國內高校應屆生們競爭。
郭栩最接近理想的一次，是面試一家消費行業知名外企，視頻群面，兩個考官，六個應聘者，純英文面試。在思考面試題答案時，一些關鍵詞飄進耳朵，“英國留學碩士”“實習時和 Burberry 對接過項目”……
郭栩沒有進入下一輪面試。得知結果后，她給邀請自己參加面試的 HR 發了感謝短信。她的心理預期已經調整得很實際：如果我可以找到比較感興趣的、稍微好一點的公司，起點低一點也無所謂，人家能招我就已經很好了。
從 4 月考研復試被刷，郭栩投了 200 多份簡歷。最近，她終于簽約，不過這份工作依然不符合預期。“工廠的非流水線工作，月薪 5000。這是最后一批校招企業了。” 她說。
相比之前幾屆，沈瑩很難從 “現在的小朋友” 的簡歷中看到閃光點。“其實我們干這行這么久了，肯定心里都有數，現在項目組里面一個實習生能干什么，他只能打雜。”
學生們的心氣兒散了。但這不能怪他們。
來面試的學生明顯兩極分化。喪的更喪，一副對什么都提不起興趣的樣子，問一句答一句，“他要想躺平，誰都攔不住他”；另一極則表現得過于亢奮，戰斗力十足，“他可能覺得今年競爭很激烈，整個人就會出現一種應激性的活力”。
為了不面對眼下的就業難題，一些學生需選擇二戰考研或考公務員。幾位來自公辦本科高校受訪者的班級中，考研考公比例加起來都過半數。但問題只是被拖延，沒有被解決。
近 5 年的考研招錄人數和報名人數也在說明：考研正變得越來越難。除 2020 年外，每一年研究生考試報名人數的增長率都超過招錄人數的增長率。那一年，教育部為應對疫情沖擊，宣布研究生擴招 18.9 萬人，他們中一部分是今年的應屆生，一部分將在明年進入就業市場。
公務員考試更難。2022 年，國家公務員考試計劃招錄 3.12 萬人，而報名人數超過 200 萬。近三年的報錄比都在 60：1 左右。
方晴在內蒙古某高校讀會計專業，她想好了，決不現在找工作。
2020 年開始，方晴偶然聽到父母談論某個私企的朋友因為疫情失業。自去年底，這樣的消息變得頻繁。大廠裁員毀約的消息接連上熱搜，她在相關話題下評論 “卷死也要考公考編”。
僅僅幾個月前，她對未來的想象還是另一個樣子。她本想趁年輕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灰頭土臉也行”。年初，方晴和同學得到了北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實習機會，在即將遠行時撞上唿和浩特市疫情反復，持續了近一個月，她們沒能進京。
生活的不確定感蔓延開來，短短幾個月內，方晴經歷了一場心態上的劇變，自己的學歷、技能也不能給她足夠的底氣。——去大城市歷練的勇氣暫時沒有了。
如果說，這一代就業困難的畢業生和他們的父母當年經歷的困難有什么不同，也許是，現在的應屆生大多有一層 “家庭防墜網”：父母有一定儲蓄，不需要對孩子有 “一個人上班養活一家人” 的指望，他們也不在意再 “養” 孩子幾年，只要孩子能找到一份足夠安穩的工作。
杜晶晶理解學生的逃避：“他們沒有其他的工作經驗，否則就知道如何更客觀地評價一份工作的性價比和給自己帶來的成長性，但是目前沒有辦法。很多人是盲目的，（找）工作比學習累可能就想再學習。”
這在一定程度上讓杜晶晶更相信敦促迷茫搖擺中的學生去就業是一件正確的事——如果很大比例的學生畢業后都不就業，而是在家里二戰考研考公，那社會如何運轉？
她一個個去問學生做出選擇的動機是什么，抽絲剝繭，如果剝開來發現這個動機里 “沒有自己的想法”，便勸學生去就業市場上投簡歷。她越來越感覺到 “很多時候不是我們跟學生之間的撕扯，而是我們跟家庭和整個社會氛圍的一種撕扯。”
好工作還會有，但最快的通道沒了
每個時代都有一個行業是 “好行業”，能提供人們認為的 “好工作”。
一名北大畢業生回憶，他進入社會的 2013 年，同學如果不走學術想要賺錢，通常會選擇四大會計事務所：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直到互聯網熱潮興起，吸納了大量社會人才，包括每年從高校走出的大量應屆生。融資多、營收多的互聯網，向員工們發薪水時也是大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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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對自己身價的判斷依據其實不多，社交網絡上曬出的工牌、薪水、公司福利，很自然的成為他們為自己估價的標尺。
一位畢業于對外經貿大學 2022 屆的本科畢業生對自己第一份工作的薪資要求是不低于 1.1 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來自《2021 全國高校畢業生薪酬指數排行榜》，畢業生平均薪酬最高的學府就是對外經貿大學，1.1 萬元，超過清華、北大、上海交大、復旦。
除了好收入，還有好機會。十幾年前，一個有闖勁的年輕人倘若能加入一家創業公司，幾年內就能成為某個業務的重要決策層；哪怕不做管理，一個資深的、肯吃苦的員工熬到公司上市，也能得到父母幾十年的收益回報。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91 年出生的字節跳動直播業務負責人韓尚佑 2013 年從南京大學畢業，先后任職于小米和騰訊。2016 年進入字節跳動，先后負責火山小視頻、直播中臺等業務，如今他的下屬里，就有他之前工作時的主管。
互聯網，曾經給了足夠有能力的年輕人充分的成長和試錯空間。不過，有些事漸漸變了。
人力資源專家浩楠（化名）曾在房地產行業工作過十余年，2020 年轉投互聯網行業。他認為，未來的互聯網行業會越來越像過去幾年的房地產業。碧桂園的未來領袖項目曾經能給剛畢業的博士生開出百萬年薪；融創畢業生曾經可以五年就干到總監，最快十年干到區域總經理，年薪五百萬。——現在這個通道幾乎消失了。
2023 屆研究生方明（化名）三年前曾在字節實習，當時公司才五六萬人。她的飛書上個人頁面和正式員工沒什么兩樣，要拉到最底下，才會顯示雇員類型（實習）。后來飛書改版，個人主頁的名字旁邊清楚寫著 “實習生”。“以前大家干活沒有邊界，不像現在集中在一個模塊上，把你當作螺絲釘。” 她說。
最近一年，互聯網公司縮編、裁員，即便是仍留下來的中層，也對升遷和財富自由不抱希望。一位不久前剛經過重重波折拿到互聯網公司機會的畢業生說，他已經充分了解過公司內部的漲薪制度，做個三年他就會考慮嘗試看更好的機會，“不跳槽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這樣，大多數接受采訪的人力資源專家仍認為互聯網還是未來幾年內能提供最好工作的行業。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 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稱，超過 1/4 畢業生最期待從事 IT/ 通信 / 電子 / 互聯網行業，然后才是房地產 / 建筑業（10.9%）、文化 / 傳媒 / 娛樂 / 體育（8.7%）、金融業（7.2%）。“只不過這個行業最快的通道已經沒了。” 浩楠說。
就業困境里還藏著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經濟下行，好工作越來越少，但 “好學生” 卻一年比一年多。
根據教育部數據，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 18-22 歲人口之比）在 1978 年為 2.7%，1990 年為 3.4%，2000 年為 12.5%，2010 年為 26.5%，2020 年達到 54.4%。今年 5 月 17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高等教育 “進入世界公認的普及化階段”。
好工作沒有以相應的速度增長，學歷貶值無法避免。出身更好的新一代大學生們走出校園，面對枯燥的工作和 3-5 千的薪資，感覺到的是一種墜落。郭栩求職的一個月，自我認知的建立遠比大學前三年半加起來都要深刻，沮喪時她問家里人：“我怎么像顆爛白菜呢？”
關于未來，柳忱在接受采訪時多次提醒，明年應屆生的秋招會更難。“往年這時候阿里已經在做 23 屆秋招了，但我們沒有聽到動靜。” 一位內部人士透露，阿里巴巴淘寶系的某 300 人的技術團隊招收了 10% 的 2022 屆畢業生，但招聘 2023 屆實習生的計劃已經取消。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的 2022 應屆生就業率達到 98%，但同專業下一屆正在互聯網找暑期實習的同學還沒有幾個拿到機會。一位最近面了美團、阿里、騰訊，全部沒過的同學說，她最近在考慮轉行。
4 月，智聯招聘發布《2022 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稱，今年的應屆生平均期望月薪是 6295 元，比去年下降約 6%。
學生們也學會了自我調整。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所有人名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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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在 2022 年找工作，毕业生们的 “最后一课”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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