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看《明朝的那些事兒》，看到張居正的32抬大轎，引發了如下的聯想：小汽車和古時候的轎子是可以劃等號的。

“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去世。萬歷六年(1578)，張居正從北京回湖北江陵(湖北荊州)老家安葬父親。他坐的是一個超豪華的大轎子，轎子前部是起居室，后部是臥室，起居室和臥室兩側還有回廊，各有一個書童焚香揮扇，以便在旅行途中享受芬芳，這真算得上十分奢華了。順便說一句，這個大轎子要用32名轎夫抬。”

古時候當官的坐轎子講究幾人抬的轎子，根據職位大小配置不同，排場大的還要有隨從在前面敲鑼或者騎馬開道。

小汽車也被賦予了同樣的意義，幾人抬就換算成排量大小，要是有權勢的還可以拿軍警車輛開道。

但是也是有區別的，古時候越制坐轎的事情很少，因為有御史會巡查，參上一本可能會丟烏紗的。老百姓更不敢坐官老爺的轎子，那是要打屁股的。

現在的人們為了自我滿足，也開始把坐小汽車作為一種YY的手段。其實仔細想想就不難發現，坐轎在古時候是為官或者財富的象征，在今天坐轎車不也是一樣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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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80年代初期的時候，小汽車是一件非常稀有的東西，哈爾濱市的出租車屈指可數。記得整個80年代，家里人就叫過一次出租車，確切的說是在1982年在中山路和革新街交叉路口附近給姥爺攔過一臺黑色的上海牌出租汽車。據說是當年哈爾濱唯一兩輛出租車的一輛。

進入80年代末期，哈爾濱天鵝飯店開辦了天鵝出租汽車公司，一水的尼桑公爵王；后來還出現了大紅旗當出租車；現在婚禮比排場也都是加長林肯之類的。這是民主的體現還是平等的表征？都不是，就是一種攀比心理在作祟。

至于電話和跟班是比較牽強的比喻。古時候通訊不發達，信息的傳達需要通過人或者信，所以不可避免的帶來延遲和歧義引起的誤差。而電話（甭管是移動電話還是固定電話）都可以實時的將信息進行交換，省了許多古時候跑腿的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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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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