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 為什么要學習歷史？

在于，歷史學是真正意義下的未來學，它能夠幫助你以了解過去為手段預見未來

• 為什么要學習中國歷史？

是為了理解什么是中國：

中國就是漢族人的國家嗎？顯然只包含漢族人的國家是片面與錯誤的，畢竟元明清都不是漢族人的王朝。

一個國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往往建立于一定的歷史條件中，因此為了了解一個國家一定需要我們了解他與世界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在歷史的推演中慢慢形成的，因此不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就便無法真正地了解一個國家。

因而要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國，需要我們從歷史的發展來細細說來。

• 講述的維度

時間的維度：
一直從周朝取代商朝講到現代中國的經濟奇跡。

空間的維度：
會講述中原、草原、海洋、高原之間的故事

• 講述的原則邏輯

擱置價值判斷，而去深入歷史的邏輯——
歷史的“第一性原則”：
歷史的本質是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博弈，而其博弈有內部與外部兩種約束：

內部動力：人的欲望。

外部約束：資源限制，與人之間的結構性關系。
而引發這兩個變量變化的重要條件是：技術變遷與氣候變化。

• 什么是中國？

中國絕不等同于漢族王朝， 他是一個偌大的體系，是中原、草原、高原與海洋構成的結構體，要解釋清楚什么是中國，絕不能脫離開其中的任何一個子結構。

• 什么是歷史？

歷史不是考古，它不僅局限于對事件的真實性研究上，更是在于對事件的意義性研究上。這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搞清楚中國是怎么走來的，更明白這對我們意味著什么。

此后的內容便會以這兩個維度探討中國歷史圖景。

商周之變與中國起源 ：

什么是中國？（古代視角）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是因為中原文明程度高所以自稱為中國。這種思想對世界的影響甚至在19世紀末時依然存在，即中國不代表某一國家，而是代表世界文明的精神中心。

商周之變

從天命降于商人的非普世主義的商朝到天命降于周王的普世主義的周朝
周朝的統治方式是下放封地給親屬重臣形成獨立性較強的周侯國，來拱衛周王，又稱封建制。

周的歷史進程

隨著周厲王的自救失敗，周天子的威嚴大不如前，周朝從西周進入了東周（春秋戰國）
之前的戰爭是禮儀戰，只有貴族才能參與且規模較少，但隨著楚國使用實用性的戰爭后，這種模式開始被所有人使用，這時的戰爭規模較大——“春秋無義戰”。

盡管各諸侯都想增大軍隊的人員體量，但隨著次級諸侯的發展，諸侯也難以管理次級諸侯了。 但新的技術變遷——鐵器牛耕與竹簡，賦予了諸侯對次級諸侯的控制以可能：

• 經濟上，牛耕鐵器的出現使農民有余力耕種私田，更有人直接從次級諸侯的井田中跑路了，諸侯提供這些農民以保護，并向其征收一定量的稅，從而剝奪了次級諸侯的經濟基礎，進而擁有了控制力
• 政治上，竹簡的出現使得更多小貴族，甚至平民擁有了知識，而這些人沒有封地最后便成了游士。游士的政治無根性與強烈的依附性，使得他們成為了諸侯人事班子的不二人選，因而使得諸侯擁有了一批可控的自己人。

自此，諸侯得以全方面碾壓次級諸侯，而這種變化，史稱變法——例如商鞅變法等， 這也是春秋與戰國的根本區別。而戰爭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也是叫做戰國的原因。
而變法具有擴張性，如有一國變法，其他國也必然效仿，不然就會因為戰爭效率不足而挨打，而隨著戰爭規模擴大到任何一個諸侯國都無法承受時，中國便迎來了大一統。

期間，禮崩樂壞導致了人們對世界的思考發生了大爆發：

面對戰爭的禮崩樂壞，各派代表都有自己的解讀與方案，我們主要按照對待周禮的態度分為三類：

傳統就是好：
此類的代表就是儒家，就是讓人們克己復禮

傳統就是差：
此類的代表就是法家，他們認為要推翻周禮，以法來約束世界

傳統關我屁事：
此類的代表是道家，其主要思想是出世，無為而治。

在這三種思想中，國家對其的偏好由戰時到和平時期有巨大的變化，而這是由三家的特性與帝國的現狀所決定的：那就是 法 -> 道 -> 儒
而這是這是為什么呢？

• 為什么戰國時期諸國選擇了法家：
  能夠快速富國強兵的變法是法家最主要的優勢，戰國時期天下大亂戰爭四起，戰爭效率是所有國家生存的最重要途徑，加之，法家崇尚將人頭數作為戰功的唯一標準，這對于寒門子弟，普通百姓的激勵是其他兩家所不能比擬的，因而不變法，就死亡，迫使所有國家走向了變法的道路，即將法家作為官方思想。
  
  

• 為什么漢高祖劉邦選擇了道家：

法家與和平時期治理的不兼容性
“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法家的邏輯是掠奪外部以滋養內部，這套邏輯在天下分封割據時有奇效，但統一之后就沒有外部可以掠奪了，只能掠奪百姓，結局就是，天下苦秦久矣，秦二世而亡。

劉邦既得天下后得政治勢力現狀所限
劉邦得天下靠的是戰士與謀士的追隨，他與兄弟們的本質關系是合伙人，劉邦對于這些開國重臣是沒有什么限制手段的，劉邦必然想集權，但奈何合伙人太過強大，道家只是為朝廷積蓄財力，為專制集權做好伏筆。

• 為什么漢武帝選擇了儒家：

政治土壤已經鋪好
劉邦大肆分封同姓諸侯，以之與開國重臣形成力量均衡，使得皇帝能夠成為超脫于各種力量之外的存在，經過幾代皇帝的努力，終于熬死了這些開國重臣，到漢武帝這會兒，已經不需要這種制衡了，集權的土壤已經完成。

漢武帝的雄才大略
漢武帝是一個有為君主，不愿無為而治，而法家的邏輯已經窮途末路，積極入世的儒家就是不二之選。

自此，中國幾千年來的外儒內法的歷史邏輯便形成了，一方面用法家保證了治理的效率，另一方面用儒家作為安撫民心的口徑，這種包容綜合性使漢朝成為第一個長壽的大一統王朝。

中原與草原的關系：

• 什么是漢人？
  答案：在古代接受儒家文化，并以儒家文化指導生活的人都是漢人。
• 儒家文化的特性：地理依賴性
  與其他信仰不同，向儒家這種“三從四德”的文化，這只能存在于特定的人際關系中，因此他得以生存的土壤是定居經濟，沒有定居這種穩定的家庭關系，就沒有儒家發揮的空間。而定居經濟的核心就是農耕，農耕的基礎是氣候，沒有一定的降雨量這事就成不了，這一降雨量要求就是400mm的年降雨：
  這一地理因素使得，純種儒家文化的統治無法逾越400mm等降雨線，所以統一的純漢人王朝，只能掃蕩漠北，但無法在收稅成本巨高的草原建立中央財政，進而沒有統治的手段。
  

這就是中原與草原的相愛相殺，
沒有中原，草原就是“胡虜無百年之運”；
沒有草原，中原就沒有強大的軍事基礎；
正是因為這種互相成就的關系，讓我們脫離開任何一部分，都無法完整，有效地理解什么是中國。

無數人將中華民族理解為漢族的拓展，這是十分狹隘的觀點，我們會不斷地在歷史中發現，當中原深陷動亂與失序中時，是游牧民族的鐵血與英勇向墮落的中原輸入秩序，其中當然有無數的血流成河的戰爭，但鮮血從來不是白白流淌的，歷史正是在這樣的血光與勇氣中，緩慢而堅定地向前發展。

草原征服型王朝：

草原征服型王朝的形成

奇妙地是，草原帝國的形成恰恰是因為中原的統一，在歷史中，我們發現在戰國時期，中原分封割據時似乎從來沒有提及過游牧帝國，但當中原統一時，就會發現強大的游牧帝國一夜之間產生了，
原因在于：
中原分裂時會與草原進行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貿易，而我們發現，草原是天然的軍事貴族制,如果中原持續地與草原各部落進行交易，那各個部落就沒有動力聯合，但如果中原形成了統一的帝國就會以政治壓制經濟，提高了游牧地區與中原貿易的成本，這會迫使草原各部落結盟以此與中原對抗，這樣一個強大的草原帝國就形成了。

盡管草原帝國人口少而且貧窮，但卻有比中原更強大的戰斗力，原因在于：

草原騎兵是冷兵器戰爭中的最強戰力

游牧民族，生活、戰斗、生產一體，有更高的戰爭效率

游牧帝國戰爭的目的在于搶奪生活必需品，戰爭是凈收益，對于中原而言，戰爭是凈虧損。因而草原有更高的戰爭動力。

草原征服型王朝是怎樣一統天下的？

最最根本的原因是，身處過渡地帶的眼界：

理解中原儒家的治理方式，賦予了他們掌握中原賦稅的可能。

理解游牧地區的治理方式，賦予了他們掌握草原騎兵的可能。

這樣一來，可汗在入關后，可以用中原這邊農業賦稅的龐大財富，一下把所有的草原騎兵全都養起來，軍事貴族就被贖買掉了，帝國可以依靠官僚體系來維持統治，可汗不再需要戰斗力，因而轉變為父終子繼，因而使得國運得以超過百年。

中國是怎么走進豪族社會的：

我們發現，漢朝尤其是東漢時期，各個世家大族，司馬、孔家等似乎擁有了甚至高于皇帝的權力，尤其是司馬家家族吃三國，建立了晉朝，而這些權傾朝野的士族又是怎樣一步步從秦朝時的平民散沙化社會中出現的呢？
文景之治后，漢朝的國庫充裕，因而有了與匈奴叫板的本錢，漢武帝遠征匈奴44年深刻地改變了中原的社會結構：
漢武帝的常年重稅使得平民百姓苦不堪言，為了躲避賦稅投入地方豪強的麾下，讓這些戰國后期的貴族、文景之治時期中成長出來的大商人、以及地方中的正義感爆棚就愛收留需要幫助者的大俠得以直接從社會中獲得支持，甚至與地方官僚聯手，因此朝廷失去了極大部分的中央財政，也恰恰是因為失去中央財政，加之官僚體系制度的建設尚不能管理全國事務，就也找不到任何制約豪族的手段，那么自此新的力量均衡就形成了。

后漢：

• “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
  為什么會有后漢皇帝總是重用宦官，外戚，真的是因為他們缺少政治智慧嗎？而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皇帝們急需一種官僚體系以外的力量為自己所用，以之制衡世家大族。 深入歷史當中，你才會真正感受到歷史人物面對歷史大勢時的無可奈何。
  賢臣指： 儒家化了的豪族，他們壟斷了知識、地位、進一步壟斷了社會輿論，因此任何皇帝的支持者都會被他們引經據典地斥責為“奸臣”，而這卻與官品沒什么關系。
  小人指： 皇帝的支持者，因為官僚體系已經被世家大族所把控，而社會有沒有可用之才，只好利用宦官、外戚。
  
  

• 士族與寒族的對抗
  東漢末年分三國，天下大亂。這時天下豪杰并起，寒門代表曹操戰勝了士族代表袁紹，此后曹操全力打壓士族，提出“治平尚品德，亂世尚功能”，以此打破寒門與士族的界限。但曹丕的愚蠢葬送了曹操的政治戰略，他接受了士族提出的“九品中正制”，讓士族獲得了對人能力的判斷界定權，進而讓士族壟斷了官僚體系的高級職位。最終士族代表司馬家族大獲全勝，三國歸晉。

司馬家的事業出現斷崖式下跌：

西晉時期：

小冰期的到來
因為氣溫的下降使得北方的氣溫極具下降，這會使得整個本就缺水難以調控溫度的草原，迎來恐怖嚴冬。這會嚴重地破壞草原的生態，牛羊也就難以養活，那么整體的資源少了，就會迫使游牧民族南遷。

塢堡經濟的出現
彼時中原社會處于豪族社會，為了鞏固區域安全，各地方豪族建立起塢堡，類似于城池，塢堡內部經濟自給自足，讓商品經濟大量減少，從而

士族的墮落
魏晉時期的文學多是談玄論道，魏晉文人也是一副弱柳扶風的模樣，為凸顯自己與勞動無關，便故意開始追求各種病態美，總之就是對于國家大事，沒有一點有用的見解。

司馬家族——八王之亂
司馬家族的各同姓王爺，為了讓自己在爭斗中占有優勢，紛紛向北方蠻族尋求援助，但前來幫助的蠻族也不是完全聽其使喚，這下真正讓天下大亂。

到了東晉，高級士族執掌朝廷大權，低級士族掌管軍權，這種軍權、政權的分離是東晉動蕩不斷的最根本來源。

最后，是軍隊領袖劉裕建立了劉宋，中國正式進入了南朝時代。

我們發現，南朝的國家政權一個接一個的建立然后倒塌，這背后的本質在于，南朝的正統性困局：
因為騎兵作戰的絕對優勢，南朝在軍事上無法與北朝抗衡，那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只好從文化入手，但南朝的皇帝又都是篡位的，那按照儒家的正統性理論，就沒法站住腳。加之，皇上自己手里沒錢，也沒有能力壓制住那些不斷出現的野心家。

盡管，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比較糟心，但仍然有不少歷史價值：

• 江南土地的開發：
  蠻族的南遷產生了無數的流民，這些流民為求生存也南下逃亡，這讓本來集聚在華北平原的人口，向下移動，讓潛力巨大的江南地帶得到了稠密的人口，進而被人們慢慢開發。
• 中華文化的向外擴張：
  這本質上是，南朝皇帝們的正統性探索，這一時期為了避免儒家帶來的正統性困局，皇帝們開始發揚佛家思想，并向朝鮮半島、日本等地傳播中華文化以獲得國民的認可，進而獲得正統性，在這一正統性探索過程中，也讓中國文化得以向外發展，東亞作為一個草原-中原-海洋的復合結構也漸漸浮出水面。

五胡亂華：

這一時期一般被是為，游牧民族對漢民族的殘害，是中原的陷落。但細看歷史會發現：是游牧民族在中原墮落失序時，向中原輸入秩序的過程。用他們在戰爭拼殺出來的血光與勇氣，讓中原士族從虛偽萎靡的狀態中懸崖勒馬。

五胡亂華的三個階段

胡人本位

混一胡漢失敗

混一胡漢成功

五胡亂華期間，有無數政權的建立，但政權的核心戰略邏輯在于，如何處理
胡漢關系。期間興起多種處理方式，他們都短暫地存在過，但只有對內能夠整合所有力量的處理才有可能持續，那就是混一胡漢。它需要特定的步驟：要先維持帝國的戰斗力，然后入關，以關內的中央財政帶來的巨額財富，在打散軍事貴族的編制，建立新編制后，能夠養得起兵。而這種打散軍事貴族編制的方式的制度便是，隋唐最重要的軍事制度——柱國大將軍制的原型，是一種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偉大制度創造。

可以看到，五胡亂華不再是簡單的胡族入侵，正如陳寅恪所說：

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

因而具有了偉大的歷史意義。

鮮卑人如何為隋唐打下基礎：

魏孝文帝為擺脫軍事貴族的壓制，選擇遷都洛陽，遠離軍事貴族的軍事中心，加之從小接受儒家教育，在遷都之后進行了大量的漢化改革，然而這卻深深地刺激了鮮卑軍人的尊嚴，軍人離心離德帝國自然就風雨飄搖了。隨后分裂為西魏、東魏，然后北周一統天下，最后由楊堅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而隋朝選擇了保留北周的府兵制，這也是隋朝能一統天下至關重要的軍事基礎。

自此，草原的視野與武功，中原的精神與財富，被整合為一體，胡漢混血的隋唐皇室，終于將出自中原的儒家普世主義理想，現實化為一個莊嚴恢弘、燦爛奪目的世界帝國。

隋唐時期的勢力博弈：

我們發現，隋唐有很多開明納諫的君主，這絕不僅僅是皇上本人開明，更是不得已而為之。
作為北周、隋、唐時期的軍事制度——府兵制，關隴軍事貴族對皇上一直有強大的約束力，這是隋唐皇帝開明納諫的重要前提。我們會發現很有意思的是，與東漢相類似，武則天也重用一些民間破格提拔的地痞無賴，與隋煬帝類似，武則天也遷都洛陽，以擺脫關中本位，找到與豪族對抗的資源。然而，自此漢武帝大征匈奴后，新的博弈均衡已經達成了，除非有新的資源出現，不然是不可能改變的，所以，東漢末期的皇帝、隋煬帝、武則天他們都沒有戰勝豪族對自己的控制約束，然而讓唐朝盛極而衰的安史之亂卻讓皇帝對豪族的反制有了可能。

安史之亂終結了豪族社會

安史之亂的起因：

隋唐帝國是從鮮卑人宇文泰的北周所發展來的，因而也具有混一胡漢的特點，但這種二元性極其依賴君主的個人能力，在唐太宗時期還好，但唐玄宗就無法理解帝國的二元性，他拋棄了帝國的草原身份，轉而說帝國的統緒是從漢朝繼承來的，卻把兵權交給胡人，這是安史之亂的根本原因。

安史之亂的后果：

大唐盛極而衰，由于大量的人在安史之亂以前的生活都是和平的，所以并沒有成建制的逃跑，而是四分五裂地倉促逃跑，所以讓江南地區一下子從地廣人稀變成了地狹人稠的平民社會區域，正是這種地狹人稠的刺激讓人們開始更加有效率地利用土地，這就讓勞動力密集型的農業技術得以運用，這也使得江南一下子變成了帝國最重要的財政資源。

直至此刻，隋煬帝、武則天苦苦尋找的新財政資源終于出現了，但是帝國卻沒有了整合新資源的能力。加之，雖然印刷術已經出現，但是由于社會處于豪族社會，社會對儒經的需求少，社會缺少自發性的儒經印刷行為，因而知識并沒有真正傳播開來。

之后，隨著平民社會的發展，印刷儒經才開始變為一種社會行為，這時知識的傳播成本才算是真正降了下來，也是此時從隋朝就已經出現的科舉制，才真正擺脫豪族的控制成為了充實作為皇權的官僚系統的制度，才真正轉化為對抗豪族重要武器。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中国史纲学习笔记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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