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献学家存在“佞宋”之风吗
原標題：清代文獻學家存在“佞宋”之風嗎
學術界很多文獻學論著在討論清代藏書和版本時，幾乎都認為清人在藏書、校書時專愛宋本，存在著“佞宋”的學術風氣。實際上，這種判斷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引領清代文獻學風氣的陸貽典、盧文弨、黃丕烈、顧廣圻、戴震、錢大昕、段玉裁、葉德輝等文獻大家均反復指出宋版書存在的問題，認為宋本有優劣高下之分，不如后世版本者亦比比皆是，對盲信宋本者進行了尖銳批評，他們的言論和行為代表著清代學者的治學精神和學術主流，清代所謂“佞宋”，根本沒有形成風氣。重古而不泥古，貴宋而不佞宋，唯善是從，唯是而用，才是清代文獻學家藏書、校勘的真正風氣。
翻檢迄今為止的諸多文獻學論著，凡論述到清代典藏學和版本學者，幾乎都認為清代文獻學家在典藏、版本方面有“佞宋之癖”，人們在藏書、校書時專愛宋代刻本，以至于形成了“佞宋”之風。事實真的如此嗎？通過仔細研究這一時期文獻學發展的狀況，筆者發現，所謂“佞宋”之風的判斷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在中國文獻學史上，宋版書以校勘精良、刊印精美而著稱，其中許多是世所公認的珍本，深受歷代藏書家、版本學家以及校勘學家的珍視，尤其是從明末開始，宋版書的存世量日益減少，物以稀為貴，不少人對之推崇備至。清初藏書家錢曾“生平所嗜，宋槧本為最”，被人戲稱“昔人佞佛，子佞宋刻”[1]286。而錢謙益藏書也是“太偏性……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鈔本”[1]286。由于“宋刻本書籍流傳至今，已成稀世之寶……吉光片羽，無不奇珍”[2]，宋刻本遂成為藏書家和校勘家追逐的目標。到了乾嘉時期，著名文獻學家黃丕烈更是自稱“佞宋主人”，被認為“今天下好宋版書，未有如蕘圃(黃丕烈號蕘圃)者也”[1]462。似乎這種“佞宋”風氣愈演愈烈，到乾嘉時期達到了極致。事實上，清代學者，尤其是乾嘉學者，并不盲信宋版書，而是能一分為二來看待它們的價值，既重視宋本，又不迷信宋本，對宋版書的優劣有著清醒的認識，甚至對宋版書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批評。所謂專愛宋刻、盲信宋本的“佞宋”之風是不存在的。
對于宋本的價值，清代學者給予了充分肯定。黃丕烈認為“蓋書以宋刻為最佳”[3]364，主張校書要以宋本定是非，“不得宋刻，總不敢定其是非”[3]143。顧廣圻則把那些蔑視宋本之人稱為“瞽人”，“世間瞽人，往往詆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為淺學，彼顧未嘗究心于鉛槧耳”[4]266。在顧廣圻看來，藏書、校書不懂得宋本的重要，和瞎子沒有什么兩樣。
從校勘角度講，清人藏書、校書重視宋本，在觀念上無可指責。因為到了清代，宋以前的刻本很少有流傳下來的，宋代的刻本已經是“舊本”和“古本”了，比較接近書的原貌，而“校正書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為定”[5]284，這是文獻校勘必須遵循的原則。
誠如王欣夫所言：“本子愈古，它與作者的距離愈近，輾轉翻刻的次數也愈少，保存的真面目便愈多，所以可貴。”[6]就清人而論，他們在文獻研究中重視舊本，尤其重視宋本的價值，看到的是宋本的學術價值。對于宋本中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并未盲信宋版書，不存在一味“佞宋”的現象。
盧文弨重視宋本，認為“宋本之可貴，蓋不止一端也”[5]114，但他不盲信宋本，認為“宋本自勝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錯誤”[5]59，因為宋人勇于改經，故刻本中錯誤也在所難免，“今之所貴于宋本者，謂經屢寫必不逮于前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5]24。盲信宋本有時會造成很大錯誤，明代毛斧季、吳元恭校賈誼《新書》，盲信宋本，不知別擇，結果出現不少問題，盧文弨批評說：“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訛脫處亦致不少，兩君一無持擇，疏矣！”[5]142
黃丕烈號稱“佞宋主人”，似乎唯宋本是尊，實際上黃丕烈并不“唯宋”，他對宋本亦有較為客觀的看法，他說：“書本之善者，不必定以宋元本為可寶也……明刻之可貴，不亞宋元。”[3]287可見，黃丕烈對宋版書并不盲目崇拜，他曾說：“今人校書多據宋本，亦有高下之別。即如《說文》，汲古閣校刊據北宋本，而錢君(景開)所據以校汲古閣本者又為麻沙宋本。是二本者，安知不有瑕瑜耶？金壇段君玉裁為今之名儒，取錢君校本于宋本之謬者旁抹之，誠為有識。然余將近時傳本展閱，亦有一二可據，何必過信汲古閣之本而沒其善也。”[3]21黃丕烈甚至認為宋刻本有不及元、明刻本者。如他在校宋本《周禮鄭氏注》跋中就指出宋刻非佳本，而明刻“為最善”，“《周禮》纂圖互注本，曾見宋刻，非佳本也。經注本此為最善，不附釋文，尤為可寶”[3]353。他在元大德本《后漢書》跋中也說：“此外如建安劉原起刊于家塾敬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為宋，而實則不及元明刊本。”[3]25總之，黃丕烈主張對據以收藏及校勘的各種版本，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深入鑒別，不能盲信。今人只據黃丕烈自號“佞宋主人”就說他盲目崇拜宋本，實在是對黃氏的極大誤解。
黃丕烈的好朋友顧廣圻對于宋版書中存在的問題也有清醒的認識，他曾專門對南宋建本提出過批評：“若夫南宋時建陽各坊，刻書最多，唯每刻一書，必倩雇不知誰何之人，任意增刪換易，標立新奇名目，冀自玄賣，而古書多失其真。逮后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轉轉舛錯脫落，殆不可讀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觸目滿紙，彌不可讀者有之。又甚而奮其空疏白腹，敷衍謬談，涂竄創疻，居之不疑。或且憑空構造，詭言某本，變亂是非，欺紿當世，陽似沽名，陰實盜貨，而古書尤失其真。若是者，刻一書而一書受其害而已矣。”[4]164宋代刻書固然較為精良，但水平依然有高下之分，任意篡改、校勘不精的刻本也比比皆是，絕不可盲信。看到這一點的不僅有顧廣圻，杭世駿就明確指出：“今之挾書以求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即宋亦有優有劣。有太學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則尤不可更仆以數。”[7]刻本一多，自然泥沙俱下。宋人蘇軾、陸游在當時就尖銳地批評過宋代刻書者“以意改書”“略不校讎”的現象。蘇軾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8]陸游則說：“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9]宋代人即對當時的刻本多有微詞，后世之人自然不能完全迷信宋版書。
戴震從不迷信宋版書，認為即使是宋版，也有不足之處，決不能佞宋，“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誤者”[10]。段玉裁對待宋版書同樣有正確的態度，他說：“有所謂宋版書者，亦不過校書之一助，是則取之，不是則卻之，宋版其必是耶？”[11]300又說：“自有《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鮮矣。有求宋本以為正者，時代相距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顧自唐以來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胸中未有真古本漢本，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11]明確批評盲信宋本者為“末流”。
錢大昕對版本有極為高明的見解，他反對在校勘文獻時抱殘守缺，僅據一本就妄下定論，即便是對校勘較精的宋元刊本，他也不完全盲信。他說：“金根、白芨之徒，日從事于丹鉛，而翻為本書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刊本，奉為枕中秘，謂舊本必是，今本必非，專己守殘，不復別白，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12]他還說：“今人重宋刊本書，謂必無差誤，卻不盡然……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書異同甚多，善讀書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為必不可易，此書賈之議論，轉為大方所笑者也。”[13]507錢大昕主張在校勘時要多本互參，不能盲信宋本，尤其不能認定宋本“必無差誤”，這在文獻收藏及文獻校勘方面是極高明的見解。
對于宋本與時本價值的優劣，陸貽典在校《管子》跋中有一段話值得注意，陸氏云：“古今書籍，宋版不必盡是，時版不必盡非。然校是非以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14]顯然，陸氏認為宋版和時版都會有錯誤，沒有“盡是”“盡非”之書，但比較而言，宋版校刻較精，錯誤較少，價值更高些，這種判斷是大致可信的。
晚清文獻學家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梳理了宋代刻書多訛舛的情況，列舉了宋刻本中“為佞宋者所諱言”的“可笑”“微瑕”“大謬”“校讎不善”等具體實例，指出“古今藏書家奉宋槧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15]，進一步破除了“庸妄之人”對宋版書的迷信。對于有清一代藏書家、校勘家對宋版書的理性認識，葉德輝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后世文獻校勘效法的榜樣，所謂“前輩校書，并不偏于宋刻，是又吾人所當取法矣”[13]133。
由以上論例可知，陸貽典、盧文弨、黃丕烈、顧廣圻、戴震、段玉裁、錢大昕、葉德輝等人，不但很清楚宋版書有優劣高下之分，而且提出宋版書也有不如后世版本者，對宋版書抱以正確科學的態度。這些人都是引領清代藏書、校勘潮流的著名文獻學家，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影響著一代學術風氣，代表著清代學者治學的風格，他們以“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對待宋版書，并不“佞宋”。清代所謂“佞宋”，不過是好事之徒附庸風雅、裝飾門面之舉，不僅沒有影響文獻學的發展，更不可能形成風氣。
要之，清代文獻學家在對待文獻典籍時重古而不泥古，貴宋而不佞宋，善舊而不非新，唯善是從，唯是而用。這才是清代文獻學家的版本價值觀，是清代藏書、校勘的真正風氣。（王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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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14]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M].光緒八年十萬卷樓刊本：卷四二《兵家類·管子二十四卷》.
[15]葉德輝.書林清話[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132.
來源：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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