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2019 年至少有 5000 名科技從業者在公司上市后可能成為百萬富翁。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IPO 那點事”（ID：ipopress），作者：第歐根尼

　　盡管在 2018 年有 Dropbox 和 Spotify 打頭陣，但不得不說去年科技股 IPO 只能算差強人意，由于全球經濟放緩的擔憂，政治不確定性和股市波動，科技股上市在去年四季度已經陷入低谷。

　　不過令人振奮的是，Airbnb、Instacart、Lyft、Palantir、Pinterest、Postmates、Slack 和 Uber 等 8 家公司會在 2019 年登陸美股，再掀起一波科技股上市的浪潮。

　　事情正在起變化，這些公司多年來一直有著充足的來自非公開市場的現金供應，并選擇遠離公眾投資者和分析師的窺探。

　　從招股書來看，他們的錢并沒有耗盡，但這些公司正在重新考慮他們對公開市場的態度。據華爾街日報引述銀行家和律師表示，高管們急于上市的原因是害怕錯過“最后一扇窗”，眾所周知，IPO 市場的承接能力與宏觀經濟和市場健康關系緊密。

　　Facebook 天使投資人 Peter Thiel 曾表示，現在很多很棒的企業還是私人所有，而泡沫往往在公開市場破裂。

　　一、2000 年互聯網泡沫：搭上互聯網股票就能漲

　　2000 年互聯網泡沫時期的標志是各處層出不窮的互聯網公司不斷成立，股票只要在公司名字里加上“e”或者“com”就能成倍上漲，因為投資者害怕錯過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浪潮。

　　這些企業對傳統的商業模式嗤之以鼻，關注于如何增加市場份額，但大部分“新經濟”公司最終都以投資失敗收場。大量公司在相同的領域均有著相同的商業計劃，就是通過燒錢來達到最終壟斷。

　　截至 1999 年，39％ 的風險資本投資都流向互聯網公司。當年 457 家 IPO 中有 295 家與互聯網公司有關，僅 2000 年第一季就有 91 家。技術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在 1995 年至 2000 年間從 1000 以下上升至5,000 以上，隨后投資者經歷了真正讓他們害怕的事情，納斯達克指數從 2000 年 3 月 10 日的峰值 5,048.62 下跌至 2002 年 10 月 4 日的低點 1,139.90，下跌了 76.81％。

　　很顯然，即便計劃再好，每一領域的勝出者很可能只會有一個，因此大部分有著相同商業計劃的公司將會失敗。實際上，許多領域本身的特點甚至導致不會出現一家獨大。

　　仍然有不少優秀的 IT 企業生存了下來并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如亞馬遜 、谷歌 、奈飛、PayPal 、雅虎 、新浪、網易。代價呢？2000 年 6 月，新浪股價接近 60 美元，2001 年 10 月跌至 1 美元。網易股價從 2000 年 6 月的 4 美元跌至 2001 年 7 月的 13 美分。

　　這五年形成的泡沫由寬松貨幣、冒進資本、市場過度自信及純粹投機所支撐。從 1994 年 2 月至 1995 年 2 月，經過連續 7 次加息， 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 3.00% 上升 300 BP 至 6.00%；從 1999 年 6 月至 2000 年 5 月，經過連續 6 次加息，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 4.75% 上升 175 BP 至 6.50%。

　　此輪加息刺破了互聯網泡沫。從歷史上看，加息期間，投資者反而不用太害怕股市下跌，反而是在加息周期結束之后，美股經歷過大跌。

（圖片來源：Macrotrends ）

　　二、2019 年科技股 IPO 浪潮：熱炒共享經濟寬松貨幣下賠錢賺吆喝

　　這一時期的標志是互聯網共享經濟巨頭紛紛涌現，而投資者正沉迷于用戶和銷售額的快速增長，選擇性忽視擬上市公司的高估值和微不足道的利潤。一批以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為主要特征，在消費、生活、文娛等相關行業拓展業務的“新經濟”公司，在資本的支持下迅速成長壯大。

　　根據普華永道（PwC）和 CB Insights 的第四季度 MoneyTree 報告，2018 年，美國公司的風險投資交易額達到 995 億美元，是 2000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與上世紀 90 年代一樣，并購活動在短時間內急劇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來科技股的估值已經飛漲，和 2000 年眾人皆知的“四騎士”一樣，現在的“FAANG”為標普 500 貢獻了相當大的漲幅。

　　佛羅里達大學金融學教授杰伊·里特（Jay Ritter）編制的數據顯示，在 2018 年前三個季度，所有在美國上市的 IPO 中有五分之四是在前 12 個月中虧損的公司，這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比例。

　　Airbnb、Instacart、Lyft、Palantir、Pinterest、Postmates、Slack 和 Uber 中，只有 Airbnb 稱實現連續兩年盈利。

　　根據 Dealogic 的數據，在 1999 年互聯網泡沫時期，547 家公司通過上市共計籌集了創紀錄的1,079 億美元。預計 2019 年科技股 IPO 浪潮的金額將超過這個數額，但公司的數量卻要少得多，而且經營年限普遍長于 2000 年的時候。

　　杰伊·里特表示，這些公司是“命到頭了”，而非市場情況適合他們上市。這讓人不得不懷疑 Spotify 和 Slack 相繼選擇直接上市（Direct Listing）的原因不是為了省錢，而是這場擊鼓傳花的游戲沒有找到接盤者。

　　三、共享經濟模式真的讓社會更好了？

　　2019 年擬 IPO 企業共中，許多都以共享經濟為主打。共享經濟實際上應該出現是在“共享經濟”這個詞被創造之前，分類信息網站 Craigslist 在 1995 年開創了類似國內 58 同城的業務，隨后是 2000 年的汽車租賃網站 zipcar。但實際上，在互聯網并未像今天這樣便捷可靠之前，這些嘗試并未激起多少水花。

　　所謂共享經濟的模式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果市場上確實有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源，實際上平臺化導致了更多（方式略有不同）的資源消耗。除順風車外，Uber 或 Lyft 普通打車服務的便捷程度和補貼變相增加了消費者對于打車服務的偏好，提高了城市的總交通量。

　　而使得人們遠離公共交通這種真正的“共享出行”。就打車而言，本質上是相同的服務，只不過是不受管控和更便宜。

　　再以 Airbrb 為例，當你可以出租你的整個公寓的時候，為什么要使用 Airbrb 而單獨租出去某個房間？其業務模式反而變相鼓勵了某些投機性房地產買賣，許多住宅和公寓樓從租賃市場上被單獨割離出來變成旅店，進一步擠壓了本來已經供需失衡的房地產市場。

　　由于“共享經濟”的發展，就業狀況變得更加不穩定。一些經常引用的研究聲稱，很快我們大多數人將成為自由職業者 。但實際上大多數自由職業者的工作似乎都是兼職，而且僅僅能算得上是補充性收入。

　　Uber 和 Lyft 的數千名司機去年 9 月 17 日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舉行集會，抗議他們工資太低。芝加哥市官員已開始考慮學習紐約市，準備限制打車服務車輛的數量。在過去三年中，該市打車服務司機的數量已增長了三倍，增長到了將近 6.6 萬。

　　并且同時提議提高打車服務司機的平均工資水平。他們現在的工資在除去各種費用后僅有每個小時 11.53 美元，低于最低工資標準。

　　有意思的是，許多司機剛開始上路時并不能清楚的算出自己“除去各種費用后”的精準收入，這也導致了兩家平臺上的司機在平均滯留時間一年左右后離開。那個時候，司機們才明白自己的收入降低了（或者收入提高了，卻承擔了更多的風險）。

　　共享經濟本質上是呼吁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回歸，但大型平臺上權力的集中反而導致信任受到了侵蝕。共享經濟實際上以一種獨特且最終有利可圖的方式利用了當代中產在生活中的經濟焦慮、孤立感和挫敗感。這種思想包裝在環保主義和自由主義里。

　　如果我們不愿意接受“共享經濟”，不愿意接受工作的基本保障缺失與碎片化，我們不僅僅成了憤世嫉俗者，更變成了反對社會進步的異端。

　　四、結語

　　此前華爾街日報報道，在 2000 年互聯網泡沫里，銷售額超過 1 億美元的公司股票表現要優于銷售額低于這一門檻的公司，不管這些公司是否盈利。在后泡沫時期，同樣的情形依然成立。然而，對目前的“共享經濟”公司來說，其銷售額是注水的，是通過在補貼和平臺壟斷變相扭曲供需市場下達成的，實在難以相同方式衡量。

　　但是，今年美股 IPO 的新經濟公司，并不是如 2000 年互聯網泡沫中的那些純粹叫賣互聯網概念的騙子公司。事實上，共享經濟只是一場生意，不需要用言語來粉飾其占領市場形成壟斷力的意圖，也不必給自己打上改變世界的標簽。

　　在高估值的狀態下，盡管從今年這批企業身上賺取巨額財富的空間可能沒那么大，但在高投入穩固了市場份額的狀態下，投資失敗的可能性也較低。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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