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權小星

　　據(jù)韓媒報道，當?shù)貢r間 9 月 1 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下稱“首爾地檢”）正式起訴三星電子副會長、三星集團掌門人李在镕，指控其涉嫌操縱股票、違反資本市場法和外部審計以及違反信托，并在三星生物制品株式會社（Samsung BioLogics Co Ltd，以下簡稱“三星生物”）IPO 期間會計欺詐，從而為李在镕接班三星集團營造有利環(huán)境。

　　這也是自 2017 年 2 月，由于涉及在韓國前總統(tǒng)樸槿惠“閨蜜干政”丑聞期間非法行賄而被起訴后，時隔三年半再次卷入訴訟。

　　除了李在镕本人，另有 10 名三星前高管和在職高管，也因類似的罪名被起訴。

　　根據(jù)第一財經記者從首爾地檢方面了解到的信息，檢方在起訴書當中表示，李在镕涉及在 2015 年針對三星集團旗下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兩家公司的合并過程中，不惜以會計造假的方式造成資產貶值，從而為李在镕接班營造有利環(huán)境，并損害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

　　其中，檢方指控的重點內容為，李在镕為了能夠順利完成合并，被指控在 2016 年三星生物實施規(guī)模高達 20 億美元的 IPO 前，故意抬高三星生物子公司 Samsung Bioepis 的股份價值。而根據(jù) 2016 年的三星集團控股數(shù)據(jù)，第一毛織則持有三星生物 46% 的股份。

　　由此，檢方主張李在镕為了順利完成合并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通過抬高三星生物的估值，進而使李在镕的資產估值有所提高，并幫助三星集團旗下兩家核心公司的合并，涉嫌的欺詐性會計金額約為 4.5 萬億韓元。

　　對于上述指控，第一財經記者聯(lián)系到三星電子方面，對方在給出的一份聲明中僅表示將全面應訴，以維護合法權利；但三星電子方面的一名高管則以個人意見為前提，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疫情復發(fā)、韓日貿易爭端持續(xù)、經貿形勢不穩(wěn)定的背景下，對于檢方作出如此決定，我們十分震驚，并感到非常遺憾。”

　　韓國高麗大學政經學院李國憲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起訴書上的起訴事由，實質上與 2017 年 2 月，李在镕起訴書上的起訴原因基本一致，檢方的聚焦點都是涉及到為了順利完成李在镕的接班工作，只是當時主要的聚焦點在于非法賄賂，而這一次的重點則轉移到了會計違規(guī)。”

　　2016 年，李在镕因在韓國前總統(tǒng)樸槿惠的“閨蜜干政”丑聞中，特別檢查組提出李在镕為了在繼承三星的過程中，獲取便利而向崔順實控制的財團捐贈，并以賄賂等多項指控提起公訴，在一審被判決有期徒刑，但在隨后進行的二審中獲緩刑釋放。

　　此后，調查李在镕案的韓國最高檢察院特別監(jiān)察組向韓國最高法院（大法院）上訴，目前正等待最高法院的裁決。

　　在此背景下，今年 1 月，由前任大法官、法律專家及學者組成的“三星合規(guī)監(jiān)督委員會”正式成立，并請求最高檢旗下獨立機構“調查審議委員會”就李在镕案是否應當被起訴進行審議。

　　李國憲認為，之所以檢方一直抓著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的合并，主要源于三星物產在三星控股體系中所占據(jù)的地位非同一般。

　　根據(jù)三星電子于 2018 年底公布的控股結構圖顯示，三星物產共擁有三星生命保險 19.47% 的股份，前者對于后者持有大股東的地位；而三星生命保險又持有三星電子 8.51% 的股份，僅次于韓國國民養(yǎng)老基金（國民年金）持有的 11% 股份，位列第二大股東；若包括李健熙、李在镕父子的股份，則三星家族持有三星電子的股份達 21%。

　　“之所以三星電子要采取如此復雜的形式持股，主要源于韓國財閥采用‘循環(huán)出資’的模式，即一家控股一家，并由處于控股鏈頂端的企業(yè)控制其余子公司的模式，這種模式有利于降低掌門人家族的控股成本，但也具備控股架構易被資本動搖的特征。”李國憲表示，在三星的控股架構中，三星物產是三星集團控股結構的頂峰，而三星物產的大股東為李健熙，因而檢方會懷疑李在镕通過將其控股的第一毛織公司的估值提高，以完成在更有利的條件下入股合并。

　　主要研究企業(yè)法的韓國律師樸昌玟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道，在涉及到李在镕的一些指控中，最核心、且涉及到的量刑最高的一項指控，便是是否為了順利完成繼承，而采取了非法手段，這與韓國國內對于繼承收取高達 40~50% 的繼承稅有著密切關聯(lián)。

　　不過，一位接近于三星電子方面的韓方知情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自 2017 年該案爆發(fā)以來，一直被檢方不斷傳喚、調查，三星旗下各子公司及部門辦公室被搜查超過 50 余次，涉及調查了三星前任或現(xiàn)任員工近 110 人，不僅引發(fā)三星內部認為“針對特定企業(yè)”的不滿，而且在韓國司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

　　6 日，韓國三星電子副會長、集團實際控制人李在镕召開記者會，表示有關三星的許多外部爭議，都源自于繼承的事宜，從今以后，自己將所有的精力投資在提高公司的價值方面，承諾不會再因繼承人問題引發(fā)爭議，“我將明確表示，我沒有計劃將公司經營權交由子女繼承。”而在此后進行的“調查審議委員會”上，13 名委員中 10 名委員建議韓國檢方，李在镕“不應當被起訴”。

　　上述知情人士提到，即便是涉及到財閥高管的案件，韓國檢方都拖延將近兩年，且韓國最高檢調查審議委員會也曾給出“停止調查”的意見，雖然這項意見不具有強制性，但首爾地檢選擇無視建議實屬罕見。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此前的指控中李在镕鋃鐺入獄，本次檢方的起訴書中并未要求逮捕李在镕，上述人士也認為，由于李在镕未被逮捕，短期來看對于李在镕及三星整體的影響較小，“不過，由于類似訴訟最久可能會拖到五年，甚至更久，而目前三星電子在芯片、動力電池等主要業(yè)務方面都面臨重要競爭，因而審判的持續(xù)，不排除會影響韓國財閥特有決策速度較快的優(yōu)勢。”

　　李國憲認為，在“閨蜜干政”丑聞期間，韓國民眾反對樸槿惠的游行中，關于“清算財閥”、“審判三星”等口號多次出現(xiàn)，側面體現(xiàn)了韓國民眾對于目前財閥體系的不滿，因而李在镕就任以后的幾年，相比于此前的三星，在社會參與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體化，且更開始重視企業(yè)在社會上的形象，這也是韓國的財閥試圖逐步走出以“政商勾結”等負面形象所進行的自我拯救。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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